守护好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单霁翔在同济大学的演讲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单霁翔 日期：2026-04-07
思想者小传

单霁翔 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世界遗产运动的形成时间其实并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开始关注本国领土上那些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当这些遗产受到威胁时，各国甚至会举全国之力加以保护；遇到不可抗拒的情况时，还会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埃及为解决生存问题，决定与邻国合作修建大型水坝——阿斯旺水坝。然而，水坝的建设将导致历史悠久的努比亚遗址被淹没。当时，埃及政府无力应对这一问题，便向国际社会求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任总干事对此极为重视，认为应动员国际社会共同参与拯救行动。最终，共有50多个国家响应，其中30多个国家的工程技术人员赶赴现场，将石刻建筑逐一编号、解体，再搬运至地势更高的位置重新组装。由此，阿布辛贝神庙与菲莱神庙得以重建，阿斯旺水坝也顺利建成，为此后埃及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作出巨大贡献。

类似国际行动催生了一个重要理念：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并非某一国家或民族所独有，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国际社会对这一理念很快达成共识，1972年著名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应运而生。加入公约的国家须承担相应国际义务，中国于1985年加入该公约。当时，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已拥有多处世界遗产，而中国不仅数量为零，申报工作也缺乏经验。两年后，中国迎来首批世界遗产，共六项——长城、周口店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和泰山。尽管仅有六项，但现在回忆起来，这对中国传统文物保护理念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重要的是探寻中华文明根脉

2025年是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40周年。2027年将是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包括长城与故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40周年。

什么是文物？什么是文化遗产？以长城为例，长城是中国古代建造在地球上的一项伟大工程。然而，过去是如何保护长城的呢？往往选择一些点段进行保护。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将山海关、嘉峪关、居庸关、八达岭等点段列为保护对象。此后的第二批、第三批也都延续选择点段的保护方式，没有将整个长城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遗产来保护。在申报世界遗产时，我们了解到世界遗产强调完整性，于是仅以“长城”二字申报并获得成功。这实际上将跨越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历朝历代长城都纳入了保护范围。

再如泰山，过去文物部门的保护对象主要是那些古建筑和摩崖石刻。在申报世界遗产时，出于对遗产完整性、永续保护与利用的重视，人们意识到这些摩崖石刻与背后的山体密不可分，石刻上的内容也与整个泰山文化、泰山精神紧密相连。于是，中国政府在申报项目时，直接以“泰山”为名，将整座山脉纳入申报范围。泰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彻底改变了世界遗产的格局。此前世界遗产仅有两类，要么是文化遗产，要么是自然遗产，泰山的加入催生了第三类——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专门保护人与自然共同塑造的文化景观，这具有重大意义。

此后，我们按照相关规定，每年都积极申报。2004年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成功申遗，2005年是澳门历史城区，2006年为河南殷墟，2007年是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2008年为福建土楼，2009年是山西五台山，2010年为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2011年是西湖文化景观，2012年为内蒙古元上都遗址，2013年是哈尼梯田。

2014年堪称“大丰收”，有两项大型活态遗产同时申遗成功——一项是大运河，另一项是丝绸之路。为何这一年能有两项成功？原因在于丝绸之路为跨国申报项目，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使用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申报名额。这一经验至今仍在沿用：北京白塔寺申报时便与尼泊尔一处古迹联合，白鹤梁题刻也与埃及的一项水下工程联合申报。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文物能够入选世界遗产。2015年是湖南、湖北、贵州的土司遗址，2016年是广西的花山岩画，2017年是厦门的鼓浪屿。申遗连续14年获得成功，这在世界遗产史上是没有的。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当时，我们与意大利并列，均为55项。不过，意大利国土面积较小，一处葡萄园、一座教堂都能成为世界遗产。但中国呢？我们有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无论是在体量、价值还是责任上都远胜于意大利。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实际工作者而言，“最多”不重要，重要的是探寻中华文明根脉，守护好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我们对文物保护的认知发生了改变。我们认识到，文物保护理念正切实地向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转变。过去，文物部门保护的多是静态对象，如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等。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则强调，还需保护那些活态的遗产，保留其发展脉络与演进过程。如今，历史街区、江南水乡、民族村寨、传统村落等大量活态遗产都被纳入保护范畴。

过去文物保护多聚焦于古代遗产，对近现代遗产则不怎么涉及。然而，文化遗产的历史链条是不容断裂的。因此，我们也需着力保护20世纪遗产。中国建筑学会与中国文物学会正携手加强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工作，将过去百年间人们的创造与历程留存下来。

过去文物保护多聚焦于单一建筑或建筑群，后来逐渐扩展至历史街区、历史城市，实现从点到面的延伸。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进一步启示我们，还需重视那些承载商品贸易、文化交流与人类迁徙功能的廊道，即线性遗产。我们关注茶马古道、万里茶道、中东铁路也正是基于此，也因而有了大运河与丝绸之路的申遗。

过去文物保护的目光往往聚焦于那些气势恢宏的宫殿、寺庙等历史性纪念建筑。但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告诉我们，还需保护普通人生活、生产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乡土建筑、传统民居以及工业老字号等遗产。老字号遗产虽看似普通，却寄托着人们的乡愁。

过去文物保护仅负责物质要素的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则需兼顾非物质要素。物质与非物质要素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且互为表里，但在管理层面长期存在割裂。有不少专家认为，物质要素尚未保护好，就不必考虑非物质要素，甚至主张放弃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实际上，二者本就不应割裂。如今，羌族的羌笛、黎族的黎锦和耕作技术、傣族的泼水节、汉族的春节习俗以及茶文化等，都已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畴。我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相比过去更为广博和深刻。

在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的第二年，我在山西壶口参加大河文明旅游论坛。演讲前，几位嘉宾先进行致辞。其中一位是来自某文明古国的驻华大使。他在致辞时颇为自豪地说，他们国家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比中国早了2000多年。过去在不少国际场合和会议，总有人有意无意地声称中国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文明只有3000年。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专门向社科部门和文物部门下达了两项重大科研专项任务：一项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另一项是“指南针计划”。

“指南针计划”的全称是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挖掘与展示，其下两个课题旨在解决中华5000年文明的实证问题。每个课题都汇集了上百个研究机构、上千名研究人员，历经14年。从辽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到珠江流域，如满天星斗般铺开研究，不仅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的真实性，更发现其中许多文明成果可追溯至7000年前，甚至9000年前，我们的稻作农业更是已被实证有上万年的历史。

那么，为何外界之前常称中华文明仅有3000年的实证历史？这是因为他们遵循的是西方制定的规则与语境来定义“文明”——依据西方自身的历史与气候环境条件，只有具备青铜器、文字和城市才能被称为文明。我们的玉器不算吗？我们的水利工程不算吗？我们的农业发展不算吗？显然，中华文明是由极其丰富的多方面创造成果构成的，这是我们对“进入文明”的定义。

让更多文物得到修缮与展示

我们有时会发现，一些重要的故事还没有被充分讲述。

2023年，中国茶文化首次成功申报世界遗产——普洱景迈山古茶林。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植物类项目首次申遗成功。大家知道，世界三大饮料中，葡萄酒和咖啡都有多个项目入选世界遗产。而对世界格局影响最大的茶文化，此前一直未能跻身其中。事实上，全球有30多亿人喝茶，喝咖啡的仅有10亿人。茶的真正价值与影响力，还需要我们用更好的故事去传递。

2024年，北京中轴线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副标题格外醒目——“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在我看来，北京中轴线不仅是国际城市中规模最大的城市轴线，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轴线，是对城市格局影响最深刻的轴线，更是中华文明凝练出的精华。

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宣布新中国成立，众多重大盛典与群众活动在此展开。每天清晨，五星红旗会准时在中轴线上升起。这都彰显出中轴线与天安门广场的非凡意义。中轴线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无疑是我们探寻中华文脉、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绝佳范例。

我还想说说故宫博物院。作为中轴线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建筑群，故宫博物院可谓举世闻名。我于2012年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深知这里拥有诸多“世界之最”。比如，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全球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宝库，全世界观众来访量最高的博物馆。

我自小生活在传统民居中，住的是能“接地气、望星空”的院落建筑。没想到，退休前的最后一份工作竟是到这座“世界最大的四合院”里“看门”，心中满是骄傲。然而没过几天，我的情绪便低落下来——跟着观众走了几趟后发现，那些“世界之最”只是停留在口头的介绍，人们根本无法真正感受到它们的分量。

你说馆舍宏大，可大部分区域都竖着“非开放区”的牌子，观众进不去；你说是世界上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宝库，可99%的文物都锁在库房里，展出的还不到1%；你说观众最多，故宫确实不缺观众，但很多观众当时只能跟着导游的小旗子目不转睛地往前走，很多导游不会根据每个人的文化需求讲解，而是按一个套路说同样的话。这一套讲完了，导游也累了，只给东边的钟表馆、珍宝馆留50分钟时间，还叮嘱“御花园集合，不要迟到”。到御花园集合后，大家只有25分钟时间去洗手间、买东西，然后就出去吃饭。这不过是不到两个小时的“到此一游”罢了。

望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们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我们不缺资源，缺的是人文关怀，缺的是文化责任。所以，我们下决心开展为期三年的环境大整治。在消除一切安全隐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向公众开放室内、室外内容。

2014年，故宫的开放面积首次突破50%，达到52%。2015年开放面积达到65%，2016年提升至76%。截至2018年底，故宫开放面积突破80%。许多曾是非开放区域、挂着“观众止步”牌子的地方，如今成为新的展区、展馆和展场。

整治之初，我们提出一个口号：要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紫禁城由明代永乐皇帝于1420年主持修建，2020年是它的600岁诞辰。我们希望到那时人们走进故宫博物院时，眼中所见唯有壮美的古建筑群。

我们没有食言，我们做到了。

我们开放了城门与角楼，开放了神武门，开放了端门，修缮了故宫最年轻的建筑——宝蕴楼，创办了大型家具馆，打开书版库房、陶瓷库房、古建筑构件库房、车马轿舆库房，让更多沉睡的文物得到修缮，与观众见面。文物越是展示，反而越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因为只有将它们修复到光彩照人的健康状态，才敢放心展示。

我们还有一个心愿，希望大家能把故宫文化带回家。过去我们研发文化产品时，总是把最引以为傲的书画、瓷器进行复制。这些产品价格不菲，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联不大。后来我们意识到，应该深入研究人们的生活需求，深挖自身资源，将故宫的文化资源与大众生活对接，从而研发出更贴合生活的文化创意产品。

我们有一幅画，大家可能知道，叫《千里江山图》。10年前，你一定不知道这幅画，我也不知道这幅画——因为它此前从未公开展示过。我们给它“体检”后发现，它的状态很好，石青、石绿的色彩依然鲜艳。经过加固处理，我们决定策划“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把这幅画完整地、全面地展示出来。展览开放后，经媒体报道，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蜂拥而至，从早到晚争先恐后地前来观赏。

我们还研发了上百种与《千里江山图》相关的文创产品，如传统的拓片、高仿复制品、丝绸制品、日历、邮票、茶具、小扇子、茶杯垫、鼠标垫、笔记本，还有孩子们可能喜欢的小手表、纸胶带、收纳罐、书签等。我们甚至制作了团扇，其中一款亲民的小团扇，一个夏天就卖出了5万把。

两三年间，《千里江山图》的元素走进千家万户，影响力不断扩大。有人用它装点工作环境，作为展览背景、室外活动的布置元素。它还牵手交响乐，走进沉浸式互动体验艺术展，走进舞蹈，走进春晚。一件曾被束之高阁的文物经挖掘与展示，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享受。

如今，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中外观众走进故宫博物院。我相信，他们定会感受到这座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在今天得到如此有尊严、如此壮美的保护。他们会为我们中国、为我们中国人民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付出的积极努力、所作出的实实在在的贡献而感动。

我们明白：保护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若仅强调保护，甚至过度保护——把古建筑修好了锁起来，把文物藏在库房里，并非真正的保护；若过分强调利用、过度开发，则会导致文化遗产损毁甚至灭失。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传承。让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经由我们的双手、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时代，完好健康地保存下来，传递给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