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
——上海市第42期中青年理论骨干学习研讨班学员论文选刊（一）
来源：文汇报
作者：魏华/王平/沈强/李璟
日期：2026-05-19
编者按 日前，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举办的第42期中青年理论骨干学习研讨班结业。本期研讨班以“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主题，学员们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重要论述，全面把握、深刻领会“十五五”发展战略部署，深入研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认真撰写理论文章。为更好推动学习研讨成果转化为理论创新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实际成效，本报选刊部分论文，以飨读者。
以制度创新支撑智能经济发展
■ 魏华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这是我国立足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趋势、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大部署。智能经济新形态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算力为重要支撑，是数字经济的高级形态，更是新质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推进智能经济健康发展，不能仅靠技术单点突破，必须把制度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制度创新不是外在辅助，而是内嵌于智能经济发展全过程、全链条的基础性、保障性、引领性支撑，是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智能经济服务国家大局的根本保障。
三重价值
制度创新对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支撑，集中体现为激发创新活力、优化资源配置、营造发展生态三重价值，三者有机统一，构成智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逻辑前提与实践根基。
制度创新首要作用是激发创新活力。智能经济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动力、以模式创新为关键路径，离不开稳定的制度激励与包容的创新环境。制度创新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放宽市场准入、拓宽多元融资、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有效提升企业与科研机构创新积极性，引导创新资源持续投入、高效集聚。同时，制度创新搭建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速创新成果转化与规模化应用，为智能经济持续迭代提供稳定预期与强劲动力。
制度创新关键作用是优化资源配置。智能经济高度依赖数据、人才、技术、资本、算力等核心要素，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易造成资源错配。制度创新通过健全市场规则、强化政策引导、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推动优质资源向智能经济领域有序流动、高效组合，实现要素配置精准化、利用效率最大化。这既是生产关系适配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良性互动的集中体现，为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制度创新基础作用是营造良好发展生态。智能经济跨界融合、快速迭代、场景驱动的特征，亟需系统完备的制度框架规范引导。制度创新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伦理规范、治理体系与产业链协同机制，划定安全底线与公平边界，防范技术滥用、无序扩张等风险，同时为新业态新模式预留发展空间。制度创新贯通技术研发、场景落地、产业协同、社会应用全链条，推动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构建安全规范、开放包容、可持续的智能经济生态。
关键着力点
制度创新对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支撑，贯穿发展全链条、覆盖各领域，重在解决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问题。
一是把方向、守底线，以制度规范保障智能经济健康发展。智能经济迭代快、覆盖面广、影响深远，制度创新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创新向善。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伦理规范与监管制度，明确数据使用、算法应用、隐私保护等边界，健全安全审查、风险监测与应急处置机制，同时加快构建适配智能经济特点的法治体系，厘清数据权属、算法责任、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问题，实现发展与安全统筹、活力与秩序统一。
二是优要素、强动能，以制度创新激活全要素配置效率。制度创新应聚焦要素市场化配置，健全数据产权、流通、分配、治理基础制度，推动数据合规高效流转；完善人才引育管用评全链条机制，打破流动壁垒，激发人才活力；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与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要素向产业集聚；统筹算力调度与算电协同，降低全社会用数用智成本。同时健全动态适配的政策支持体系，为要素高效配置与价值释放提供稳定制度保障。
三是融产业、激活力，以制度协同构建高质量发展生态。智能经济新形态扎根于实体经济，制度创新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深度融合，完善“人工智能+”配套政策，支持重点领域规模化应用。健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推动创新平台共建、技术共研、成果共享；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打通“技术-场景-产业-生态转化”通道。同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长期激励、产业链协同等体制机制，推动上下游、跨区域联动发展。
推进系统协同
制度创新是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的基础性、引领性支撑，必须立足实践、强化系统协同，推动制度供给与科技创新、人才支撑、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
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协同，是打通技术转化堵点、激活发展动力的核心环节。智能经济以技术创新为根本动力，制度创新重在破除转化壁垒、降低创新风险。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风险分担等机制，引导科研资源向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集聚。以制度优化创新生态，以科技突破驱动产业升级，实现“制度赋能-创新突破-发展增效”的良性循环。
制度创新与人才支撑结合，是破解人才瓶颈、强化智力保障的战略关键。智能经济的竞争本质是人才竞争。制度创新聚焦人才培养、引进、评价、激励全链条，推动学科设置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加快培育复合型人才；破除人才流动障碍，完善引才政策与服务保障；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激励体系，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制度创新与产业升级融合，是赋能实体经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智能经济新形态扎根于实体经济，制度创新重在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标准体系建设、包容审慎监管，为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深度融合提供制度保障；推进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吸引全球资源，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以制度创新调整生产关系，推动产业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单点突破转向生态协同。
紧扣国家战略
以制度创新推动智能经济发展，必须紧扣国家战略，坚持系统观念。一是服务新质生产力培育。制度创新要推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创新活力充分涌流，让先进优质要素高效集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二是服务高质量发展。以制度创新推动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三是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挥制度优势，优化创新生态，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从根本上保障国家产业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四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智能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制度创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智能技术普惠共享，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民生保障智能化水平，促进共同富裕。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推进AI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建设
■ 王平
人工智能治理水平不仅关乎一国数字主权、社会稳定与产业繁荣，更攸关全人类的前途命运。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正处于基础规则初创、产业生态成型与治理秩序塑造的关键窗口期。我国亟须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科学构建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全球视野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话语体系，为完善全球科技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成为规则“制定者”
当前，构建科学系统、普惠包容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坚决维护国家数字主权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防线。在数据、算力已成为核心战略资源的今天，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强大的理解与生成能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嵌套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如果算法的价值取向发生偏离，将对公众的认知乃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构建自主的话语体系，首要任务就在于在算法导向、内容合规等核心环节牢牢掌握规则定义权，构筑坚不可摧的数字主权防线，抵御不良价值观渗透。
这是赋能新质生产力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创新不仅是代码的堆砌，更要依托高水平的治理作保障。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悖论、就业冲击等问题，如果在应用过程中缺乏科学的话语指引，科技发展就容易陷入停滞或危机。科学系统的话语体系有助于从顶层设计上厘清“创新包容与底线监管”“发展与安全”等辩证关系，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一个清朗、稳定、可预期的法治化环境。
这是破除西方科技霸权、重塑全球治理格局的重要抓手。长期以来，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在人工智能标准制定上占据霸权地位，将本国价值和资本诉求包装为普世标准，甚至搞排他性的“数智硅幕”。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数字大国，不仅要办好自己的事，更有义务深度引领数字规则重构。提出自主可控、公平包容的话语体系，标志着中国正从规则“遵守者”转型为“制定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争取技术发展权与平等话语权。
突破现实困境
当前，构建科学系统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话语体系仍然面临不少现实困境。一是先发优势下的国际话语失衡。部分西方国家凭借深厚的技术底座与强势的国际媒体矩阵，设定“技术中心主义”和“安全脱钩论”的虚假叙事，广大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着“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难认同”的困境。二是治理理论与技术实践存在脱节。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呈指数级加速状态，而相应的哲学审视、法学建构、技术伦理及核心治理价值体系的学术提炼却相对迟缓，难以完全跟上技术突破的脚步。目前国内学术界及政策评估界仍部分受限于短期内的技术监管和防范政策解读，对深层次的治理理念、范式总结和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提炼相对薄弱。三是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共治的“话语合力”有待凝聚。人工智能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在实践中跨领域的本位主义依旧存在，尚未完全实现跨界良性互动。
面对上述问题，我们应当全面构建一套“科学系统、多维协同、普惠互鉴”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话语体系。从实践土壤来看，我国正拥有着全球最全产业链与海量的AI应用场景，为提炼原创的人工智能治理理论奠定了丰厚的基础；从制度优势来看，党中央前瞻性的统筹谋划与敏捷高效的政策响应机制，为打破机制壁垒提供了制度保障；从文化与道义的优势来看，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引发国际共鸣，中华民族“和合共生”的文化底蕴，天然地契合人工智能科技向善的发展要求。
四个维度精准发力
构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以下四个维度上综合施策。
在价值维度，高举“智能向善”与“以人为本”的理念旗帜。任何一种具备跨文化穿透力的话语体系，其最深层的支撑逻辑必定是治理所倡导的价值观。人工智能开发运用的终极目的必须是服务于全人类普遍福祉。要通过海量在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生动案例，向世界具象化阐释人工智能治理的东方智慧，用切实的人民获得感回击对技术滥用的担忧。
在制度规制维度，打造“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规则话语。中国的治理模式致力于平衡发展与安全的底线，展现出高度的敏捷性。要进一步将这套行之有效的中国特色治理工具，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算法备案制等，转化为国际社会能理解、可借鉴的制度性叙事。同时，将“提升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定位为引领国际规制的核心主张，树立中国在制度话语上的建设性地位。
在实践维度，探索“全流程协同共治”的中国样本。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推进“产业治理沙盒”，将技术验证与伦理审查前置并贯穿于产业全生命周期。更重要的是，以此建立以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协作的包容网络，形成可操作的“监管工具箱”，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低门槛和高效的参考范式。
在国际传播维度，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识。可以充分利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进口博览会等国际级平台作为话语发布的主阵地。同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依托，大力深化面向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南南合作与切实的数字基建援助。在传播策略上，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工智能治理路径，倡导“包容共享、普惠共治”的理念，将中国故事真正转化为能够被全人类广泛认同的时代强音。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管理学教研分部副教授）
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民生福祉
■ 沈强
“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为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人工智能+民生福祉”更是被列为六大重点行动之一，明确提出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推行更富成效的学习方式、打造更有品质的美好生活。可以说，“人工智能+”的战略重心，正在从产业效率提升向人民生活品质的全面增进延伸。
以人民获得感锚定价值航向
当前围绕AI赋能的讨论，多集中于算力突破、大模型竞赛、产业效率提升等维度。这些固然重要，但容易遮蔽一个更根本的追问：技术进步的成果如何转化为人民可感可及的实际福利？这才是衡量“人工智能+”成效的首要标尺。从行为决策科学的视角看，人的福祉感知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即在基本需求层面，每一单位公共服务改善所带来的获得感增量，远大于同等投入在高端产业场景中的边际效用。这意味着，将更多AI资源向民生领域倾斜，不仅是政治伦理要求，更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有可能加剧城乡之间、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如果不加以主动干预，技术红利将日渐集中于少数群体。一项再先进的AI应用，如果操作界面让老年人望而却步，如果算法推荐逻辑让用户无从理解，其民生福祉效应就会大打折扣。将缩小数字鸿沟作为硬约束而非软目标，将“以人为本”贯穿技术设计全流程，是“人工智能+民生福祉”必须坚守的底线原则。
以“急难愁盼”牵引应用场景落地
价值校准提供了方向，精准的场景选择则决定赋能实效。民生场景不同于产业场景，不宜照搬“大模型通吃”的推进思路，而应走专用化、本地化、适老化的差异化路径。在健康医疗领域，AI最大的民生价值不在于服务已经资源充裕的头部医院，而在于弥合基层诊疗能力的结构性鸿沟。AI辅助影像诊断已能将社区卫生中心的阅片准确率提升至接近三甲水平，慢病管理AI可对糖尿病、高血压等常见病实现持续跟踪和个性化干预。在养老服务领域，智能穿戴设备的健康监测、AI看护系统的跌倒预警、智能语音交互的情感陪伴，正在重塑“居家-社区-机构”三级养老体系的底层能力。在教育领域，个性化学习系统可根据学生知识掌握程度自适应调整教学内容，为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提供技术杠杆。在就业创业领域，AI工具大幅降低了创业的技能和资金门槛，小微企业主借助AI客服、智能营销即可完成过去需专业团队才能做的事，AI训练师、智能运维工程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这些探索表明，“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的关键，在于将技术真正嵌入基层服务链条，实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关怀”的跃升。
筑牢民生AI的信任底座
“人工智能+”赋能民生，不能只讲效率、不讲安全，更不能只讲技术、不讲伦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民生场景中的AI风险往往带有强烈的社会心理属性，一次算法误判导致的误诊、一次数据泄露引发的隐私恐慌，其对公众信任的损害可能远超事件本身的实际危害。因此，民生AI治理的核心任务是在鼓励创新与守牢底线之间建构动态平衡。一方面，应建立分级分类的监管框架：对医疗诊断、药物推荐等高风险场景实行严格准入与持续监测，对教育推荐、生活服务等中低风险场景适度放宽以鼓励迭代创新。另一方面，更要解决“信任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推动算法透明和决策可解释性，建立公众参与和满意度反馈的常态化机制，让人民群众不仅是AI技术的受益者，更是AI治理的参与者。上海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截至2025年底AI产业规模已突破6300亿元，有条件也有责任率先探索这一兼顾创新活力与民生安全的治理范式，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的制度样本。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脑机协同信息行为教育部与上海市重点实验室教授）
人工智能助力“两业”融合发展
■ 李璟
“十五五”既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也是人工智能重塑产业格局的关键窗口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可见，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以数据贯通为关键要素、以平台生态为重要支撑推进两业（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既是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大局的根本保障。
发展困境
两业融合，有助于催生全新生产组织形式与价值创造空间，为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坚实的产业力量。然而，当前我国在推进两业深度融合过程中面临诸多现实制约。一是制度供给存在“二元分立”惯性。两业在管理权限、资质认定、行业标准及用地用能等方面存在制度性摩擦，资质审批难、政策不互通问题突出。二是核心技术自主能力有待增强。我国在高端芯片、核心算法、工业软件等领域仍有技术依赖问题，不仅推高了企业转型成本，也制约了融合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三是人工智能应用呈现“点状突破、线性增长”特征。在汽车、电子等高端制造领域的渗透率较高，但在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中渗透率不足，区域发展与行业覆盖的不均衡问题显著。四是企业融通机制不健全。龙头企业“建平台”与中小企业“用平台”存在断层，不同规模企业间的融通机制不足。
现实路径
以人工智能推进两业深度融合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发展，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十五五”时期，上海应充分发挥科创中心、产业高地、开放枢纽优势，以人工智能之“智”赋能制造业之“实”、服务业之“优”。
一是强化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破除体制机制壁垒。要推动制度供给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力。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两业融合型企业认定标准，消除制造企业向服务领域拓展的资质障碍；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打破“分段式”管理壁垒；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制定明确的工业数据确权、定价和交易规则；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框架，划定刚性底线、制定柔性边界，为新型融合业态留足发展空间。
二是构建企业融通发展生态体系，激发各类主体活力。坚持“抓大带小、以点带面”策略，发挥行业链主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向中小企业开放AI技术和公共服务能力。鼓励形成“延链”“强链”“嵌入式”融合模式，推动制造企业向研发设计、远程运维等服务环节延伸，实现“制造+服务”转型升级。依托张江人工智能岛、西岸智慧谷等创新载体，推广算法、模型及数据开放共享机制，支持服务型制造全面发展。
三是统筹重点突破与全局推进，形成示范引领与整体演进合力。以人工智能推进两业融合，既要避免“撒胡椒面”式的平均用力，也要防止“单打一”式的片面发展。应坚持“重点突破、以点带面、梯度推进”方针，聚焦汽车、装备、电子等基础较好的优势产业，打造智能制造服务化的示范标杆。实施“AI+制造”计划，推动智能工厂建设，形成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智能工厂的递进培育体系。抓住数字化转型“牛鼻子”，深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实现从“企业级”向“行业级”再向“区域级”跃升。加大对传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支持，通过“智改数转”带动传统产业向服务化延伸。
四是坚持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相统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融合发展的根基在技术、活力在开放，要采取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双轮驱动”策略。一方面，依托上海科技创新资源优势，重点突破具身智能、数字孪生、工业元宇宙等技术，增强核心领域自主可控能力。推动高端装备领域工业AI开源共享，构建新一代工业具身智能系统。另一方面，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鼓励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高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话语权。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推动建立区域统一的市场规则、标准体系和监管制度，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区域内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作者为上海政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