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理论”视角下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 文军

“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战略命题的深层意涵，在于其所提出的根本学理任务：对支配知识生产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预设进行系统反思与重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一项“元理论”工程。

一、元理论分析：四个维度与三阶递进

元理论是“关于理论的理论”。它把审视的对象从具体的社会现象，转向支配研究本身的预设、规则与判断，其核心任务是将隐性的知识生产规则显性化、将“理所当然”的前提对象化。

任何知识体系都在四个相互关联的元层面运行：本体论关切何为真实而值得研究的存在，认识论关切以何种方式获取有效知识，方法论关切以何种程序与工具进行研究，价值论关切知识生产服务于何种目的。四者并非彼此分立，而是相互牵引、循环往复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支配知识生产的预设结构。

由此，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可视为一项逐层递进的工程：从对既有体系隐性预设的系统清理，到为新知识奠基的元理论反思，再到原创涵盖性理论的生成。

二、前提反思：既有知识体系的构成性局限

以社会学为例，我们可以对西方主流社会学的四重隐性预设进行元理论审视。

在本体论上，西方社会学以原子化个体为分析起点，把“霍布斯式秩序难题”（分散的、自利的个体如何结合为有序社会）视为奠基性追问。然而中国社会的根本特质恰恰在于“关系先于实体”，人并非孤立原子，而是嵌入于具体关系网络之中，其本质与身份在关系中生成与界定。

在认识论上，无论实证主义还是诠释学，西方传统理论都默认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在逻辑上相互分离。而中国“知行合一”的思想传统则主张，知识在实践行动中完成与深化，主客体统一于“行”的动态过程之中。

在方法论上，西方社会学把可观察、可测量、可一般化作为合法知识的判定标准，变量分析与统计建模长期占据主流，挤压了历史方法、深度个案、结构性访谈的合法空间。事实上，方法选择本身即隐含本体论假设——把社会现象拆解为可测量的变量，预设了社会现象具有这种可拆解性。

在价值论上，韦伯式“价值无涉”长期被西方社会学视为科学性的表现。但事实上，这种表现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立场，它用方法论的中立掩盖了自由主义价值奠基的特殊性。

四重预设之所以被长期“自然化”为不证自明的科学常识，其根源在于学术训练与评价机制的不同路径。元理论审视的意义，正在于把这些“理所当然”重新对象化，辨识其文明历史的特定性。

三、如何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四个支柱

在元理论审视的基础上，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可循四个支柱有序展开。

第一，确立“关系性存在”的本体论支柱。摒弃“原子化个体”的分析起点，把社会的基本单元从孤立实体转向“关系中的位格”。把“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西方追问，转化为“美好的共同生活如何可能”的中国追问。

第二，确立“实践真理论”的认识论支柱。知识的检验标准不仅在于逻辑自洽与数据吻合，更在于其能否在实践中“用得上、行得通”。从王阳明“事上磨炼”的传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当代共识，构成了这一认识论的脉络。

第三，确立“知识内具价值”的价值论支柱。明确把对“美好生活”的规范性追求嵌入概念体系与理论框架之中，使社会学从仅仅“描述社会”的解释之学，升华为参与社会建设的规范性知识。公平、正义、和谐、共生等价值范畴，可在元理论层面成为知识生产的内在尺度。

第四，确立“文明自觉”的脉络论支柱。坚持“以中释中、融通中西”。立足中华文明主体性，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社会思想谱系，并在此基础上以平等姿态与世界学术对话，在多元文明的相互参照中重建方法论主体性。

四、警惕偏差：应迈向“有根”的知识体系

在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中，需要对两种倾向保持警惕。其一，警惕“封闭性本土主义”。把自主性误读为排斥外来资源，把中国学术想象为脱离世界知识共同体的孤立体系。其二，警惕“依附性普遍主义”。在“对话国际”的名义下以更隐蔽的方式重新输入西方理论框架，把英文期刊发表、欧美同行认可视作学术正当性的核心来源。

从本质上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所要建构的自主知识体系，并非自说自话的“文化例外”之学，而是一种“有根的知识体系”。它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土壤，又致力于回应人类社会的普遍性问题，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出发，最终抵达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关怀。

（作者为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