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管理者需具备三种核心能力

——陆雄文教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陆雄文 日期：2026-08-04
陆雄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创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科创战略、公司治理等

人工智能（AI）正在深刻重塑人类文明的底层逻辑。与此同时，管理作为统驭技术与社会的核心能力，其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

面对AI，坦诚地说，我们有理由惶恐：AI在为人类创造更多的生产力和自由的时候，也在挑战人的存在价值，甚至威胁人的存在本身。

有专家学者曾以“管理学的黄昏”为题发文断言：未来的企业变革不是基于AI的“更好的管理”，而是“管理的退出”；未来的企业，不再是由人领导智能，而是由智能扩展人。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无异于是对管理学的根本否定，也是对管理教育工作者的最大否定。对此，我们必须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应：管理不仅不可能被AI淘汰，相反，管理于今天及未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且无可替代。

AI会完全取代人吗？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先要理解AI和管理的本质。

AI的本质不只是技术，也不只是工具。它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创造出的唯一一种不完全为人类所绝对掌控的、具有“类人”性质的新型存在。此前的科技革命替代的是人的体力，AI则开始直接替代人的部分认知能力。AI在解放人的劳动、创造更多闲暇的同时，也在挤压人的自由空间。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本质绝非技术性的东西。我们追问技术的本质，实质上是在追问人与存在的关系。AI的真正挑战不在于电力和算力，而在于它正在重新定义“人”这个存在的根基。

那么，AI会完全取代人吗？我的答案非常简单直接：不会。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欲望。在我看来，人有三个层次的欲望：第一层是肉欲，是本能的需求。第二层是物欲，对物质的追求与享受。AI可以创造更丰富充裕的产品和服务，将极大地助推这一层欲望的实现。第三层是灵欲——人与人之间情感与精神的交互、分享、合作、共创与满足。这是人之为人的核心，是纯粹人性的领地，是人超越动物性的存在证明。

毫无疑问，AI可以辅助甚至创造前两个层次欲望的满足，但灵欲——那种对情感、精神、目的、意义、信仰的追寻——仍由人所主导，为人所享受，不可被“它物”所替代。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便清晰呈现了人类与“类人”的本质差异：赛场上AI算法无比精准，能毫秒级判罚、精准推演战局、提供最优战术方案，然而，它永远触碰不到赛场之上滚烫的人性与灵欲。墨西哥球员希门尼斯带着思念征战、以热爱致敬至亲，圆梦世界杯首球后蹲地痛哭，全场数万球迷共情陪泪——这种现场人性的挥洒是AI无法探测与感知的。

AI的底层逻辑是对人类数据的采集、归纳、计算、分析和预测，具有明确的收敛性。而人类最伟大的能力恰恰是发散的、创新的，那些灵光一现、突破先验的想象力，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发现，都是人类独有的能力。正如AI专家李飞飞所言，大语言模型只是人类智能的一个子集，人类还拥有空间智能、感知智能、身体智能、情感智能以及创造力，这些经历了数亿年演化积累的能力，还并不为我们人类自己所完全认知，却都构成了我们区别于“它物”的根本。

当然，必须正视AI的威力。今天的大语言模型虽然还处在婴幼儿阶段，但它在信息存储、计算分析方面已展现出惊人的能力。AI与机器人载体结合，已能替代体力劳动并开始辅助脑力决策。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承载着人类创造“类人”、驾驭和利用“类人”的雄心。

问题在于：如果AI沿着这个路径持续演进，它在信息汇聚、分析决策和行动执行方面的综合能力将大概率超越人类。有专家认为，AI会像以往的技术革命那样消灭一些岗位，又将催生同样多的新岗位。我认为，这一判断不一定适用于当下的AI时代，因为AI对工作的替代和对生产关系的重构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场科技革命。

AI时代管理的新使命

面对不可测的挑战与风险，什么能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我的答案仍然非常简单直接：管理。

所谓管理，简单来说就是管人与理事。管理是科学，是技术，更是强大的生产力，是有关生产关系的组织体系和活动总和。

随着工业化深入，管理逐渐脱离对手工劳动和机械化劳动的简单组织，成为统驭各个分散生产要素的“聚合生产力”。人力、资本、土地、技术、数据，这些都是孤立分散的原生生产力，管理是把它们组织起来，经过复杂的聚合反应过程，实现物质财富生产与增长的生产力。

到了科创时代，管理的角色进一步升维。它不仅决定生产关系的构成，还在重新定义生产关系的内涵：产权不再以货币资本和土地为计量基础，而是以科技知识产权和科技专家的创新能力来动态评价；分配不再以劳动时长为主要依据，而是以科技创新中的实际贡献来衡量；在公司治理中，投资者不再以资本所有者身份凌驾于劳动者之上，而是要由兼具企业家精神、管理素养和科技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工程师来把握战略方向，主导决策过程，组织研发运营。

到了AI时代，管理更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使命——定义人机协同的伦理与边界。管理的对象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人机关系。在一个组织当中，管理者不再只是管理人类员工，还要管理“类人”员工、管理与“类人”协同的人类、管理人类对“类人”的依赖和恐惧。面对AI可能带来的失控风险，人类必须在其产生危害之前，用管理的思维和方法为AI设定红线、预警并管控风险。

一段时间以来，一种危险的认知在蔓延，重技术、轻管理的倾向催生出了管理“黄昏论”“退出论”“无用论”。这种认知误区，本质上是用工业经济时代的旧思维去“俯视”智能时代的新需求，是用旧尺寸去丈量新时空。殊不知，AI越是颠覆传统，管理的价值越是凸显。

人类社会需要生存和延续，管理不仅不可或缺，而且越来越成为其他生产要素聚合、催化、生成的发生器。“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认为，管理是社会的器官。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就会需要管理。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冲突打破固有格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促发产业革命、重塑经济版图，人工智能快速迭代颠覆社会演进逻辑，亟须有理性与远见的人们重拾管理的智慧与武器，为人类重新凝聚共识、重构均衡与秩序提供指引和方案。无论是产业、企业层面赋能科创、催生新工业革命，还是宏观层面为AI治理建立规范规则，为世界重归秩序与协同——这恰恰是一个最需要管理的时代。

罗斯福曾说：我们唯一不得不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面对AI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屈服于恐惧本身，是对人的才智的辜负。经过系统管理知识学习的人，大可不必焦虑AI会取代工作，更不必惶恐人类是否还有未来。恰恰相反，这将是管理者大展宏图的时代。在AI时代，能力的提升不再依赖传统的实习实践路径，而是要加速学习AI的基本原理、智能体发展的底层逻辑，掌握各种AI工具，学会规划和编排智能体在各个场景中的应用，与AI的应用速度去竞争，成为能够驾驭AI的人。

AI时代管理者要成为“卓人”

在AI时代，管理者要成为“卓人”。

“卓人”，就是卓越之人。“卓人”不是“超人”，不是天才，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创造卓越的业绩，并带领更多人实现共同目标的人。“卓人”能够与AI协同，但绝不被AI支配；“卓人”能够利用技术，但始终坚守人类价值。这个时代的卓越管理人，是能高效整合人类直觉、伦理关切与算法的“卓人”。

人的独特功能，就在于理性地思考与选择。当AI这个“类人”消解了工作这一悠久的人类定义，我们管理人的首要任务，正是帮助人类重新发现并发挥那些不可替代的独有功能。

在我看来。AI时代的“卓人”需要掌握三种基本能力：

第一，主动创造的建构力。未来，最容易有就业危机感的人是习惯等待安排的人。AI时代不会奖励被动执行者，只会奖励主动创造者。不能只是学习如何使用AI，更要学习如何设计工具和构建AI；不能只是接受工作流程，更要创造新的工作流程。要主动发现新的场景、新的需求、新的可能，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规则的接受者。用技术去创造技术，用人类的管理去安排“类人”——这是管理人未来的竞争力和核心特征。

第二，全局统筹的领导力。AI可以解决多个系统的复杂问题，但无法替代全局判断。未来组织最重要的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系统协同。需要具备跨学科视野，能够把智能体、人类员工、资本、技术与市场有机整合，在混沌中寻找机理、建立秩序，在不确定中构建未来。这正是复旦管理学院长期倡导的π型复合领导力——既有专业深度，也有跨界广度。

第三，坚守责任的驾驭力。AI可以帮助我们作出判断，但AI永远无法承担责任。承担责任是人类独有的特权，更是人类尊严最后的护城河。技术可以提高效率，但不能替代良知。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决策权和责任权，用管理思维驾驭技术，用人文精神引导创新，用伦理原则约束权力，敢于站在现场，忠于真实，守护人性，不让算法定义什么是幸福、意义和人。

这三种核心能力，将构成AI时代管理领导力的基础。

当管理者们以这三种能力武装自己，便能无惧于同“类人”共存，而是领导组织中更多的人类伙伴与“类人”协同，充分利用“类人”，让组织的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能量爆发与增长。

当管理者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达到一定高度时，更要心怀天下和整个人类的未来，用管理的思维去寻求人类共识，尽早为AI设定边界，管控AI的风险。管理共识不是妥协，而是对共同未来的担当。如果不能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AI将不会成为文明的阶梯，而会成为文明的裂缝。人类应该也必然能够驱使“类人”从事人类不愿或不能承负的工作任务，为人类创造更多物质财富，给人类提供更多享受自由、实现价值、闪耀人性光辉的机会。

所以，身处AI时代，面对AI带来的重构和挑战，管理者们要做到：

第一，永远相信，管理是统驭AI等一切技术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聚合生产力。当技术能够替代“如何做”时，我们要问：什么不可被替代？答案必将指向一个古老、却在AI时代被重新激活的命题，那就是人的灵性。这里的灵性不是文学修辞，而是一个具有丰富而精确管理学内涵的概念：它涵盖人和组织为何存在、相信什么，何为对的行为或不可逾越的红线。当“类人”逐步接管了执行层面的实然，定义应然的权责前所未有地集中到人的灵性之中。这是使命，也是机会，更是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第二，永远学习，突破传统管理学知识的边界，学习科技、政治、历史、文化、宗教和AI时代不断涌现的一切新知。要密切跟踪并掌握AI智能体的演进及在各种场景的应用，而不是简单地依赖AI智能体，享用AI智能体带来的便利。在算法支配信息分发的时代，阅读与思考是对抗认知窄化的终极武器。当AI能瞬间生成海量内容，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伴随阅读的深度沉浸与思考。这是阅读中的思想对话，它会将人类先哲的思想转化为自身的精神骨血，让人获得探索与理解未知的能力。在AI时代，学习力就是竞争力，决定我们能否站在“类人”之上，而不是被它踩在脚下。

第三，永远做人，做人就要去爱、去痛、去欢喜、去挣扎、去经历、去享受。这些AI可以模拟却无法体验的东西，恰恰是人区别于机器的全部。聂鲁达曾在诗中咏叹：“爱是这么短，遗忘是那么长。然而，正因为爱如此脆弱而短暂，它才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证据。”那些让人欢笑的早晨、流泪的夜晚，那些说不清的牵挂和执念，才是生命的刻度。

今天，我们身处的时代可能通向前所未有的繁荣与文明，也可能通向匮乏和失序。决定这一切的关键变量，并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使用技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