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汇报
作者：于颖/蔡翠红/毛瑞鹏/万青松
日期：2026-09-06
■主持人：于 颖 本报记者
■嘉 宾：蔡翠红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副主任
毛瑞鹏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万青松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编者按 在去年9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生根，全球治理倡议正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中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始终强调以“上海精神”凝聚“上合力量”，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上合组织经过25年发展，已成功树立起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指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使命担当。如何深刻理解全球治理倡议的内涵与意义？如何进一步凝聚“上海精神”，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本报约请三位学者研讨交流。
主持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其内涵和实践不断丰富：“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持续扩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成立……如何准确把握全球治理倡议的丰富内涵和时代意义？
蔡翠红：全球治理倡议直面全球治理的深层矛盾，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开辟了新思路。倡议提出一周年，恰逢国际秩序深度调整期，既有治理体系难以适配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也难以有效回应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跨界议题的治理需求。准确把握其内涵与意义，需从“破”与“立”两个维度加以理解。
先看“破”的维度。全球治理倡议直面既有治理体系的三大深层弊病。一是权力结构失衡。全球治理架构长期固化在战后形成的格局中，未能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全球南方在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严重不足。二是规则体系滞后。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缺乏有效国际规则，技术领先国垄断规则制定权，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规则化”风险。三是行动能力匮乏。大量国际共识停留在宣言层面，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在协调全球行动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治理碎片化、机制空转现象加剧。
再看“立”的维度。针对上述弊病，全球治理倡议提供了系统性的替代方案。在理念层面，倡议确立了一套以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为核心要义的治理哲学，为发展中国家从“规则接受者”转向“规则共建者”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体系层面，倡议与此前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闭环，共同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实践层面，从“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持续扩容到白皮书发布，从世界数据组织到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相继在华成立，倡议正从理念走向制度供给，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从提出主张转向搭建平台、建立机制、提供公共产品。
万青松：从内涵来看，全球治理倡议立足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赓续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形成五大核心理念，构建起逻辑完整、体系完备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内核。其中，主权平等是根本前提，彻底摒弃西方主导的强权治理逻辑，保障所有国家平等参与治理、平等共享成果的合法权利。国际法治是制度支撑，倡导统一、公正、无差别的国际法适用原则，以国际良法夯实全球善治根基。多边主义是核心路径，坚定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抵制单边霸权、阵营对抗和集团政治，凝聚全球治理合力。以人为本是价值内核，跳出单纯的地缘政治和利益博弈思维，聚焦各国人民共同福祉。行动导向是鲜明特质，摒弃空谈议事、重宣示轻落实的治理弊端，以务实举措破解全球治理滞后化、碎片化难题。五大理念有机统一，既传承了中国长期以来的外交理念与治理智慧，又适配新时代全球治理变革需求，实现了全球治理理论内涵的创新升级。
全球治理倡议精准契合国际力量格局变迁的时代趋势，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指明了发展方向。同时，全球治理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象化载体，将宏大的人类共同价值愿景，拆解为可落地、可推进、可协作的治理原则与行动方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和实践支撑。此外，倡议有效凝聚全球南方改革共识，推动全球治理话语权重构，有力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毛瑞鹏：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体系健康发展注入了稳定性力量。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全球治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传统以规则、制度、合作为主轴的全球治理，越来越被民族主义、地缘政治、战略竞争所主导，治理议题安全化、经济问题政治化、技术问题阵营化趋势显著。全球治理倡议强调五大核心理念，支持联合国发挥主渠道作用，有利于确保全球治理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全球治理倡议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了引领作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深刻改变着国际格局，正日益成为重塑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治理不公、规则失衡、话语权缺失的不满持续上升。全球治理倡议成为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重要纽带，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型。
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力量。全球治理倡议坚持行动导向，立足解决问题，为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务实路径。2025年10月国际调解院在香港开业运营，目前公约签署国已增至46个，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搭建了新的多边平台。2026年7月，29个国家在上海签署《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开辟了新路径。
主持人：知行合一、行胜于言，注重行动导向是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统筹协调全球行动，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打造更多可视成果，以务实合作避免治理滞后和碎片化。中国以一系列务实举措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推动中国方案从理念转化为实践，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哪些经验？
万青松：坚持理念引领与务实落地相统一，推动治理主张转化为可视可感的实践成果。中国既发布概念文件、白皮书，以阐明治理立场并凝聚国际共识，又推进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国际调解院等多边机制落地，推进“小而美”民生合作项目，把宏大治理构想落到具体合作成效上。
坚持系统谋划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破解全球治理碎片化困境。全球性挑战相互交织，零敲碎打、各自为战已不足以应对。一方面，要统筹四大全球倡议协同发力，强化跨领域政策协同；另一方面，要聚焦广大发展中国家最关切的现实难题，以重点领域突破带动整体治理水平提升，实现全局统筹与局部攻坚双向发力。
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兼顾当下危机处置与长远制度改革。面对世界动荡变革期各类紧迫危机，既立足现实，通过务实合作及时化解现实风险；又着眼长远，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规则供给，补齐制度短板，实现应急处置和制度建设双向兼顾。
坚持多边主渠道与多元伙伴网络相结合，广泛调动各方治理资源。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用好二十国集团、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同时搭建协作网络，动员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汇聚起全球治理的合力。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践行以行动求实效的新型合作范式。摒弃霸权主导、零和博弈的旧治理逻辑，不把自身方案强加于人。中国既是倡议提出者，更是行动实践者，以自身实际行动作出示范，尊重各国发展阶段差异，照顾发展中国家现实能力，走出一条对话协商、实干为先的治理新路。
毛瑞鹏：理念阐释与制度载体建设同步推进。理念要形成影响力，既需要权威文本做系统阐释，也需要实体平台承载多边对话。中国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完成理念体系的系统化对外呈现；2025年12月成立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依托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开展常态化磋商，影响力不断提升。
坚持整体推进前提下开展重点领域突破。全球治理改革议题繁杂，需要选择矛盾集中、各方共识较强的领域先行取得进展。以人工智能治理为例，国际讨论多聚焦风险规制，却常常忽视发展中国家算力有限、电力成本高、专业人才储备不足等现实瓶颈。中国在参与规则讨论的同时，同步推进能力建设与人才培训，致力于弥合智能领域南北鸿沟。
恪守真正的多边主义原则，建立包容性合作机制。“全球治理之友小组”采取自愿参与模式，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吸纳来自亚非拉欧多个地区的成员。在推进合作过程中，中国充分考虑各国发展阶段差异，尊重不同主体利益关切，不对外输出预设方案，依靠多方共商凝聚共识，夯实合作基础。
秉持以人为本与渐进改革的思路。全球治理倡议充分观照国际秩序演变规律和发展中国家现实条件，在体系变革路径上采用增量改革方式，立足现有国际体系基础不断完善优化，循序渐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演进。
蔡翠红：全球治理倡议将“行动导向”列为五大核心理念之一，这并非偶然。全球治理只有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制度安排和合作行动，才能产生真正的治理效能。当前全球治理的突出症结，在于全球性问题迅速增多，而能够有效协调资源、形成集体行动的治理机制却相对匮乏。
坚持问题导向，将宏大理念落到具体议程上。人工智能领域就是典型案例。这一领域技术迭代快、外溢效应强，各国之间存在明显的能力鸿沟，仅靠少数技术领先国家制定规则，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正是针对这一真问题搭建的开放性的政府间合作平台，将发展、安全、规则与能力建设整合进同一个治理框架中。这种从具体问题出发寻找合作空间的做法，使治理讨论始终围绕现实需求展开。
坚持机制导向，把政治共识沉淀为可持续合作能力。全球治理不能长期依赖单次峰会或政策声明，需要通过国际组织、合作平台、规则标准和长期项目，将共识转化为制度。从“全球治理之友小组”的持续扩容，到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世界数据组织落户中国，都体现了这种从理念到机制、从倡议到制度供给的递进逻辑。
坚持开放包容，扩大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实质性参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来源于广泛参与。如果大量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技术和规则，那么全球治理本身就难以实现公平和可持续。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既重视规则制定权，也重视发展权和参与权，使更多国家有机会从“被治理者”转变为“共同治理者”。
主持人：“回首来路，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下，上合组织展现出蓬勃生命力和强大磁吸力，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推动力量。展望未来，如何进一步促进“上海精神”转化为区域发展和全球治理的合作效能？
毛瑞鹏：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上海精神”。将“上海精神”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既是上合组织的时代使命，也是顺应世界多极化大势的现实要求。
把互信互利转化为制度安排，夯实共谋发展的根基。促进“上海精神”落地生根，就是要把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原则细化为规则制度，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坚持发展优先，激活区域发展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联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要坚持发展优先、安全为要，不断拓宽合作空间、激活发展动能，让更多国家分享发展红利。
坚持多边主义，贡献全球治理的智慧。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正确方向。
把民心相通转化为世代友好的持久动力，厚植合作的人文根基。“上海精神”归根到底旨在造福人民。中方宣布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持续创办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品牌项目，推动青年交流、人文往来走深走实……这些举措将为地区长远发展夯实人才基础、凝聚人心力量。
蔡翠红：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上海精神”的核心内涵——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在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它回答了一个困扰国际合作的根本问题：不同历史文化、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的国家，能否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上海精神”的价值不限于上合组织自身，它与全球治理倡议具有内在一致性。要将理念价值转化为实际效能，还需在三个方向上持续发力。
第一，提升上合组织的成果转化能力，把政治互信变成可感知的合作成果。随着成员和伙伴范围持续扩大，上合组织涉及的议题领域已从传统安全延伸到经贸、能源、绿色发展等多个层面。组织规模扩大后，政策协调和项目落地的难度也随之上升。未来需要把政治互信进一步转化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便利化、产业合作和民生改善等具体成果。合作成果越实在，“上海精神”的现实根基就越牢固。
第二，发挥上合组织连接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桥梁作用，为国际社会提供差异共存的经验参照。上合组织成员涵盖多样文明、多种发展道路和不同规模国家，同时汇聚了大量全球南方国家。上合组织各国长期以来积累的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和渐进式合作经验，具有超越区域范围的参考价值。在国际社会面临“选边站队”压力的背景下，上合组织可以用自身实践说明，多样性并不必然导致对抗，差异同样可以成为合作的起点。
第三，将“上海精神”延伸至人工智能、数字治理等新兴领域，赋予其新的时代载体。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总部落户上海，为这一延伸提供了现实条件。未来可以在这些新兴领域，进一步将平等协商、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的理念落实到规则制定、能力建设和技术合作中，形成更多面向全球南方的公共产品。
万青松：持续深化政治互信，夯实多边合作治理根基。上合组织成员国始终恪守平等协商、相互尊重的原则，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合作定位，常态化开展多边战略沟通。通过凝聚共识、化解分歧，持续践行国际关系民主化，为区域协同治理和参与全球治理筑牢坚实政治基础。
深化共同安全合作，筑牢地区稳定安全屏障。上合组织成员国持续践行新型共同安全观，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坚持以对话促和平、以协商化争端，持续为区域稳定与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上合力量”。
拓展务实互利合作，激活区域共同发展动能。上合组织成员国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深化经贸投资、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落地更多惠民务实项目，完善金融合作机制，畅通产业链供应链，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彰显“上海精神”价值。
坚持开放包容赋能，主动助力全球治理变革。上合组织成员国积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破除文明隔阂与对立误区。持续优化组织机制建设，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将上合治理实践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
观点
蔡翠红
从“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持续扩容到白皮书发布，从世界数据组织到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相继在华成立，全球治理倡议正从理念走向制度供给。
毛瑞鹏
促进“上海精神”落地生根，就是要把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原则细化为规则制度，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万青松
中国既是倡议提出者，更是行动实践者，尊重各国发展阶段差异，照顾发展中国家现实能力，走出一条对话协商、实干为先的治理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