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退赔？不会是骗子吧！”

“啪！”

电话挂了，只留下嘟嘟的忙音。

我苦笑着，在名单上又记下一笔：“第3次挂断，稍后联系。”这是我今天上午联系的第7位电信诈骗案的被害人。听筒里的忙音，像一声声叹息，告诉我追回款项不易，但让人放心领款，更难。

这场执行路上的“拦路虎”，不仅仅是不还钱的被执行人，还有“信任”。

这是我正在办理的一起涉电信诈骗刑事涉财执行案件，被告人已经全额退赃，近十万元案款静静地躺在法院账户上。我当前的工作，已经不是万里追债，而是如何把这些钱，准确地、安全地送还到散布在全国各地的被害人手中。

但他们，都曾被冒充“公检法”的骗子伤透了心。

当我用12368这个法院官方热线发出通知短信时，换来的往往是石沉大海。被害人一看短信里提到“提供身份证号、银行账号”，第一反应就是：“骗子又升级了，都会冒充法院了！”

电话联系，更是要闯“十八铜人阵”。

除了要忍受被当成骗子的委屈，还得先过“口音关”。作为一个南方人，我的普通话自带“加密功能”。那位直接以“不标准”为由挂断电话的刘女士，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知道，一旦给被害人留下“骗子口音都不标准”的初印象，后续再怎么解释法院执行退赔的职责，解释为何“深圳报案，上海退钱”，解释关联犯罪退赔上游被害人的法律逻辑，都可能会被当成是“诈骗剧本的升级版”。

信任的桥梁，还没搭上，就出现了裂缝。

这条路走不通，就得换条路。我启动了“三步走”方案：短信通知、电话沟通、委托当地法院或公安协助。

方案很清晰，现实很“骨感”。

那位说我“普通话不标准”的刘女士，我尝试通过事项委托平台，联系她户籍地的法院请求协助。当地同行一听就笑了：“我们这儿也天天遇到，被害人觉得我们是‘冒充法院的骗子’！”

他们热心地帮忙联系，可刘女士早就不在老家住了，甚至对当地法院的电话也满腹狐疑。工作再一次陷入僵局。

正当我准备请出单位普通话“一级甲等”的同事帮忙再打一次电话解释时，我的电话响了。竟然是刘女士！

她语气复杂地说，接到家乡法院的电话后，她左思右想不放心，经过多方核实后，才终于相信，那个“普通话不标准”的人，真是法院的。

这道自证身份的证明题，我们和被害人，一起做了好久。

还有一名被害人，堪称“已读不回”的“王者”。无论短信、电话，一律没有回音。

不过好在他的联系地址清楚，于是我便决定联系他居住地的派出所。可打过去，电话里传来的是：“您拨打的用户已停用”。

号码没错啊？难道是区号变了？升位了？我在前面加“8”，加“6”，试了好几次，全是忙音。

最后，我翻遍了网络上的各种信息，才发现这个镇派出所去年已和邻镇合并了。几经辗转，这才终于联系上了合并后的派出所。

巧的是，我曾在川渝地区求学。几句生疏但亲切的“川普”，瞬间拉近了距离。“要得嘛，请把协助文书发过来，我来帮你联系！”电话那头的民警爽快地答应了。

有了当地民警的协助，那位“已读不回”的被害人终于主动联系了我。电话里，他不好意思地说：“法官，实在对不住啊……我们也是被骗怕了，看到外地号码，就不敢接……谢谢你们还一直惦记着这个事。”

经过连续两周的“拉锯战”，退赔材料终于陆续提交了过来，退赔工作在有条不紊地开展过程中。

电诈退赔的“最后一公里”，度量着法律的刚性，也承载着人心的温度。

每一次被挂断后的重拨，每一次不厌其烦的解释，都是在一砖一瓦地铺设通往理解的桥梁。这道桥，不仅需要法律的权威做基石，更需要一份将心比心的坚守做粘合剂。

借着这篇小文，我也想和所有可能接到类似电话的朋友们说两句：司法机关在向你退赔时，所有流程，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核对”清楚你的信息，以便把钱款准确地“还给你”；而一切诈骗，最终都落足于如何诱使你把钱“转出去”。

厘清“还”与“转”的本质不同，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多一分清醒，少一分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