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社区】（2）创新区的发展历程、内涵特质与空间赋能

工业时代，城市的空间结构由生产逻辑驱动。制造企业多沿河布局，仓储物流设施集中于铁路、港口等交通枢纽周边，劳动人口则围绕工厂形成聚居区，创新活动主要作为生产过程中的配套环节。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城市逐步转向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引擎的创新城市，知识型区域日益成为全球创新城市建设的重要载体。20世纪后半叶，全球兴起一波以“科学园”“高新区”“产业集群”为代表的创新区建设潮流，典型实践包括全球首个科学园——斯坦福研究园，以及日本筑波科技城和新加坡纬壹科技城等。然而，这一阶段创新空间的建设普遍强调产业规划与政策扶持，即主要依托土地供给与优惠政策，并大量模仿硅谷模式，在郊区形成众多分散且孤立的高科技产业园区。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随着“开放式创新”“社群驱动创新”“场景化实验”成为主流，创新范式从线性创新到生态共生转变，创新的地理单元开始向更小尺度、更开放边界、更强融合性的空间形态演进。以纽约硅巷为代表，创新回归都市的趋势悄然兴起。2014年，布鲁金斯学会在《创新区的崛起》中首次系统性提出“创新区”（Innovation Districts）概念（国内学者也对这一研究进行跟踪，并将Innovation District翻译为“创新城区”或“创新街区”；本文在此采用英文直译），指出创新活动正从传统的、功能单一的科技园区向高密度、混合用途、步行友好且高度互联的城市区域迁移。这一观察不仅挑战了当时主流的郊区化科研模式，更预示了一种以人本尺度和协作生态为核心的新创新地理格局。

2024年，布鲁金斯学会发布报告《创新区的下一波浪潮》，基于对全球150多个创新区的研究指出：面对疫情、地缘冲突、气候危机与技术加速等多重挑战，创新区不仅未被远程办公削弱，反而凭借区位环境优势、多元主体协同和快速响应能力，成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关键载体。同时，创新区正经历范式跃迁——从单纯的研发中心（Centers of Discovery）转向研发与成果转化并重（Discover and Deliver），并呈现出3大趋势。一是去风险化（De-risking）。地缘政治紧张使得供应链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促使全球采购模式向本地化或友岸外包转变，创新区成为近岸或友岸协作的核心节点，创新区从研发孤岛转向融合先进制造的混合功能区，推动生产回流城区。二是去碳化（Decarbonization）。创新区以其紧凑多元的空间特质，成为气候技术落地的实景实验室。三是人才多元化（Diversify Talent）。创新区不再仅聚焦吸引高端人才，而是通过培育本地人才、促进社区融合，构建支撑尖端产业与能源转型所需的多样化、复合型人才生态。

布鲁金斯学会认为，创新区是指聚集前沿研究机构和企业集群，与初创企业、企业孵化器、加速器等创新型机构形成创新生态系统的地理区域，代表一种能够持续增加就业、促进新兴经济、优化城市功能的创新空间新模式。根据创新区的内在特质，其基本包含了经济、空间与网络3类要素，这些要素相互作用、与支持探索的风险文化共同构成创新生态系统。

纵览波士顿地区肯德尔广场、西雅图联合湖南区等全球创新区，可以发现这些地区面积在1—3平方公里左右，呈现出创新要素集聚、功能高度混合、第三空间丰富、基础设施完备、特色魅力彰显的特征，是城市创新功能的重要载体和孕育未来产业的试验场。

国内外部分创新区

来源：笔者基于网络资料自绘

结合国内外案例的深度研究，笔者发现具有竞争力的创新区并非简单的资源堆砌，而是在要素组合下，形成由若干关键基因驱动、自我增强的生态循环，这些基因特质构成了地区对于人才、企业和资本的深层吸引力。一是紧链接的创新网络。创新区往往是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人才、企业等创新要素高度集中的区域，通过打破物理与制度的边界，构建一个高度协同的合作网络，实现“知识、技术、人才”的高效匹配。二是高活力的空间生态。对于创新区而言，空间不只是容器，更是创新的催化剂。其既服务创新企业生长全周期和创新人群的不同发展阶段，也支撑创新思想从萌发、生长到成熟落地全过程。当前，创新区致力于通过高品质的空间设计和功能齐备的设施供给，为人才集聚营造良好的环境。三是强粘性的社群内容。如果说空间是骨架，文化则是创新区的灵魂。有个性的地区，才能留住有理想的人。创新区通过塑造品牌文化，提供契合青年人才生活方式偏好的活动选择，营造具有强归属感、价值共鸣的环境氛围。四是更多元的功能场景。随着创新活动向跨界融合、数字渗透、敏捷创新、开放创新等趋势转变，创新区需要布局消费体验、技术应用等多元场景，强化地区创新生态的竞争力。五是全周期的政策集成。创新区通过提供有温度的政策，服务各类创新人才所需，穿透企业成长各阶段痛点，通过精准的制度供给，降低创新成本。

在观察成功创新区共同特质的同时，研究也试图弄清楚究竟哪些地区最容易出现创新区。基于此，进一步深入观察国内外创新区的发展历程，剖析其发展模式和内生动力，发现总体可分为有锚机构¹的创新区和没有锚机构的创新区。

有锚机构的创新区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一是原始创新型，即凭借大学或大科学装置等在科研人才、设施等方面的优势，通过知识外溢吸引各类研发机构及企业集聚，通常依托大学优势学科形成多元化、开放性的产业生态，典型案例有上海杨浦“大创智”片区。二是技术转化型，即依托技术型科研机构，推动科研成果跨越“验证—转化—准市场”的关键环节，对接市场需求，形成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典型案例有波士顿长木医学区。三是链主带动型，即以在产业链中处于核心优势地位的链主企业为核心，凭借链主企业在技术层面的基础设施能力、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以及资源整合能力，吸引上下游相关企业集聚，典型案例有西雅图联合湖南区。

无锚机构的创新区主要有两类：一是环境优势型，即以复合型公共服务与高品质营商环境为核心竞争力，通过“软性要素”吸引人才与科技企业落地，形成“弱组织和强生态”的创新内驱力，典型案例有纽约硅巷。二是成本优势型，即以“成本洼地”吸引创新资源落地，此类创新区往往位于城市中心城边缘的老旧厂房或交通节点，具有相对充裕的空间资源，通过低廉的租金和便捷的交通联系，吸引初创企业和人才落地，但可能存在载体老旧、配套不足等问题，典型案例有伦敦的硅环岛。

洞察创新区的模式差异有助于更好地辨识其发展诉求。土地作为所有创新区的空间载体，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虽然不同地区在土地制度、投融资机制等方面会有所不同，但领先的创新区正在将土地、特别是土地利用方式作为实现其经济、社会和环境协同发展的战略性资源，通过空间的有效治理来支撑创新区的战略决策和行动实施。以下重点介绍土地利用方式赋能创新区的主要方式。

打破20世纪功能分隔的传统城市模式，通过土地资源重组来消除高速公路、铁路、宽马路等造成的物理屏障，重新缝合割裂的城市肌理，创建更加紧凑、功能混合的可持续社区，精心培育有利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创新生态，为人才集聚、思想碰撞创造先决条件。

空间规划能够直接回应创新生态所需的各类场景，通过建设多类型研发楼宇，集聚研发密集型企业和初创公司，形成知识与技术高密度互动的场所；在建筑底层预留开放、灵活的活力空间，促进不同背景人群的偶遇、交流；通过前瞻性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如重点实验室、中试平台和共享测试设施，为前沿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提供坚实的支撑。

知识周期间布莱克伍德街作为创新项目测试的街道

来源：Mid City North Opportunities Plan（《中城北区机遇计划》）

土地是推进社会平等的重要资源，其开发所产生的收益可系统性地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通过建设保障性住房，确保医护人员、教师、服务人员等一线工作者能够就近安居；设立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帮助本地居民获得创新区内的高质量就业机会；同时，加大对学校、公园、社区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可以全面提升创新区的整体福祉。这一系列措施有助于缓解地区更新可能引发的绅士化²风险，切实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协同共进。

通过有效盘活土地资产，创新区可构建稳定可持续的收入机制，逐步减少对财政拨款或社会捐赠的依赖。具体路径包括：收取土地或不动产租赁费用；通过运营停车场、公共设施等配套服务获取收益；同时积极探索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机制，在基础设施完善、规划方案优化等公共投入带动土地价值提升后，将部分增值收益以合规方式反哺地区公共服务与创新生态建设，切实形成“政府投资—价值提升—收益回流—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