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十年禁渔”期中考，上海如何答卷？

科技赋能筑牢长江口“数字防线”

长江禁渔看长江口，长江口禁渔看上海。

2021年，国家全面启动长江十年禁渔，上海的禁捕管理范围由原先的2100平方公里增加到了3200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上海陆域面积的一半。长江口呈喇叭口形状，水面开阔宽广，沿岸闸口、浅滩众多，既是江海交界水域，也是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的省际交界。作为我国水上交通的“黄金通道”，往来船舶密集，流动性极强。这片水域的执法监管，可谓是重中之重、难中之难。

如何啃下这块“硬骨头”？2021年，上海市启动建设长江禁捕智能管控系统，边建设边运行边完善。经过五年的奋力建设，上海构建起“人防+技防”“智能+机制”“部门+网格”的立体化监管体系，从初期以人防为主，逐步转向多措并举的智慧监管新阶段。

在全国率先建成的长江禁捕智能管控系统，正是这一转型的核心支撑。走进指挥中心，在上海市长江禁捕智能管控系统大屏上，整合了沿江各区的存量信息资源，新建116个感知点位，利用小目标雷达、AIS、北斗、光电摄像机等感知设备，建成覆盖3200平方公里禁捕水域、450公里沿江岸线、365天24小时全水域全天候的“水、陆、空、天”一体化管控网络。

曾经，在茫茫江面上，以大马力快艇和低、慢、小船筏在夜间活动为主的非法捕捞行为隐蔽难寻，传统手段长期陷入“看不见、追不上、抓不到”的被动局面。如今，这套系统如同为执法装上了“千里眼”与“顺风耳”。布设的光电摄像头，实现了对长江口水域的全天候监视，小目标雷达、AIS、北斗等设备精准感知船舶动态，弥补了传统可见光监控功能单一、距离范围小、夜间效果差等缺陷。同时，系统通过人工智能算法与大数据分析，对涉嫌非法捕捞行为实现实时智能发现、智能告警，为精准打击提供了有力支撑。

科技赋能让执法更精准，机制创新则让“单打独斗”变为“协同作战”。基于长江禁捕智能管控系统配套长江禁捕执法机制，上海设立市、区两级长江禁捕智能管控指挥中心，建立“市—区—街镇—村社”禁捕监管网格体系，开展水、陆、空智能管控等立体化、高强度、全覆盖巡查。网格化体系的运用，极大地提升了一线执法人员对违规案源的处置时效，岸边违规垂钓等轻微违规行为的处置在2小时以内完成。

自2023年1月系统正式运行以来，平均每年通过系统发现、立案查处案件60余起，多为零星散发的岸边违规垂钓或设网行为，未发生规模化、团伙化的非法捕捞。此外，长兴岛公务基地码头建成投用，配备高速船艇及配套装备，确保执法力量能够快速响应、精准出击。在崇明区沿江奚家港、西沙水库等区域设置自动无人机库，在风险高发区域开展定点定时巡航、远程监管，可对违规垂钓等行为进行喊话警示并及时响应。

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作战同样深入推进。依托长江口禁捕管理工作协调机制和长三角禁渔联合执法工作机制，不断深化与海警、公安、市场监管、海事等部门协作，凝聚执法合力。在“一网统管”统筹协调下，长江禁捕智能管控系统为本市公安、海警、海事、水务等多家涉水单位开通了使用权限，实现数据共享。上海联合江苏、浙江渔业执法部门开展长江口禁捕管理区执法监管，共同推进水域内共治共管。在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牵头下，沪苏浙皖渔业执法部门研商建立罚没非法捕捞“三无”船舶处置、暗查暗访等方面工作规范。

从“休养生息”到“生生不息”

如果说执法监管是“堵”，那么生态修复就是“疏”。一堵一疏之间，长江口的生态系统正在复苏。

长江口，作为长江连通东海的唯一门户，是中华鲟等珍稀濒危物种以及长江刀鲚、中华绒螯蟹、鳗苗等重要经济物种江海洄游的重要通道。这里为众多生物提供了多样的栖息环境，是筑牢整个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所在，对维系全局生态平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守住长江口，打通洄游鱼类的全流域生命通道，保障其种群延续，维系着长江全域生态系统的稳定。

禁渔五年来，变化正在水下悄然发生。据2021年至2024年监测结果统计，长江口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81种，监测到保护物种中华鲟、胭脂鱼。长江口水域水生生物多样性呈上升趋势，优势物种种类数逐年增加，长吻鮠、鮸、棘头梅童鱼、中国花鲈和刀鲚等优势种组成结构相对稳定，水生生物资源状况持续呈现向好趋势。

最令人振奋的是中华鲟、长江江豚等旗舰物种的回归。 2024年6月，在长江口监测到长江江豚14头次，其中首次发现伴游幼豚2头，单次目击最大群体数量达7头。2024年9月和2025年初，科研人员连续获取悬挂卫星标志的中华鲟信息。这些旗舰物种的生存状态直接反映着长江水域生态的健康程度。

在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中华鲟保护基地里，只见蓄养池里数尾中华鲟肆意游动，让人过目难忘。中华鲟被誉为“水中大熊猫”，是长江水生生物中的活化石，也是我国特有的古老珍稀鱼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

2024年10月，上海首次成功实现中华鲟的全人工繁殖，繁育出中华鲟5000余尾，突破中华鲟仅能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繁殖的局限，填补了该项技术在长江下游及长三角地区的科研空白。2025年，年度三批次繁育均实现出苗，全年出苗数量达到3.4万尾。截至目前，水野中心内有400余尾亲本中华鲟，包含子一代、子二代和野外救治存活个体，助力实现中华鲟人工种群的可持续发展。

而在长江口东滩水域，上海建成了国内首创的河口型海洋牧场，将生态修复与珍稀物种保护精准融合。该海洋牧场选址于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占地7.52万平方米，建成人工鱼礁3.497万空方。长江口是中华鲟生存繁衍的关键区域，更是幼鲟洄游的核心索饵场与生理适应区。幼鲟在此以虾、蟹、河蚬等底栖生物为食，借咸淡水交汇环境调节渗透压，完成器官适应性发育，为入海做准备。海洋牧场的核心作用，是通过人工鱼礁重构生态链，为幼鲟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河口海洋牧场，既为中华鲟补充了食物来源，也成为河口生态修复的“上海模式”。

上海严格落实涉渔工程生态补偿措施，积极开展长江口水域涉渔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推进增殖放流、江豚监测平台建设、水生生态监测等工作。近年来，在长江口、黄浦江等水域累计放流鲢、鳙、翘嘴等经济鱼类3亿余尾，以及中华鲟300余尾、胭脂鱼12万余尾。

194名退捕渔民的“岸上新篇”

长江禁渔，不仅是一项生态工程，更是一项民生工程。2020年底，上海率先高质量完成了退捕任务，192艘长江捕捞渔船、194名退捕渔民全部退出捕捞生产作业。五年过去，上海通过拓宽安置渠道、及时精准提供培训、落实社会保障，让“上岸”后的渔民顺利走上转型之路。

在崇明岛中部南沿的堡镇，渔民们世代以江海为生。禁渔后，他们积极响应国家“长江大保护”的号召，迈出了转型的第一步。然而对于“靠水吃水”的渔民来说，重新就业困难重重。为解决退捕渔民就业问题，2021年，堡镇组建生态养护社长江禁捕巡查组，许多退捕渔民由此加入，成为长江的守护者。

55岁的奚加兵是长江禁捕巡查组的一员。每天清晨7点，他和队友们沿着长江边开始一天的巡查工作。他们还会穿梭在内河，检查是否有地笼、私网或电捕等情况。在巡查中，退捕渔民们发挥了独特的优势。他们熟悉长江的每一处水域，了解各种鱼类的习性，更清楚容易出现非法捕捞行为的位置，大大提高了巡查效率。一次巡查中，奚加兵发现江面上有一处异常动静，凭借多年经验，他判断可能是有人在进行非法捕捞。他和队友们迅速靠近，及时制止了正在使用禁用渔具捕鱼的不法分子，并将其移交给相关部门处理。

如今，堡镇生态养护社长江禁捕巡查组已成为长江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这支由15名专职协助巡护员组成的队伍中，有11名是退捕渔民。除了日常巡逻，成员们还积极参加长江生态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人们讲述长江禁渔的重要性，让更多的人了解长江生态保护的意义。

从“捕鱼人”到“护江人”的转变，不仅让渔民在新工作中找到了价值和归属感，也成为长江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张红伟是堡镇堡渔村第一个签下退捕协议的人。退捕后，他仍发挥自己的驾船特长，成长为中国渔政31101船的副船长。多年来，他累计巡航1万余海里，协助办理案件36件。

奚加兵、张红伟的故事，正是上海退捕渔民转型之路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本市194名退捕渔民，除1人离沪、3人暂无就业意愿外，需转产就业渔民 106人，已全部实现转产就业。从“靠水吃水”到“靠水护水”，这些曾经的捕鱼人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着对长江最深沉的回馈。

长江十年禁渔，征程过半。答案正在江水中显现，那逐浪戏水的江豚，那日渐增多的鱼群，都在诉说“水清岸绿、鱼跃鸟飞”的愿景。进入下半场，随着长江渔业资源逐步恢复，禁渔执法也将面临新的挑战。上海将持续发挥超大城市治理优势，扎实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各项工作，守护好这一江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