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意大利一场学术会议上，陈赛娟做完报告后，主持人转交了一封患者手写的中文感谢信。
写信的是一名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因接受“上海方案”治疗，他闯过了生死关。
这位重获新生的患者，可能并不知道“上海方案”背后的艰辛：上世纪90年代，瑞金医院老门诊大楼五楼检验科的一间斗室和走廊里，陈赛娟和同事围着几个水浴锅，手工诊断白血病的DNA扩增实验……正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一条为无数患者带来希望的研究路径，被一点点打开。
今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陈赛娟荣获2025年度上海市科技功臣奖。谈及这份荣誉，她反复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果。“数十年来，我们团队一代又一代的同道们、研究生们，在临床和科研道路上始终共同坚守、执着和奋斗。”
从一例对维甲酸治疗无效的患者出发，到形成被国际同行广泛采用的治疗方案；从破解一种疾病的分子机制，到继续为更多尚无满意答案的血液病寻找路径，陈赛娟50多年的医学科研生涯，始终围绕一个朴素的问题：怎样为患者找到一条活下去的路？
从一次未见效的治疗开始追问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曾是最凶险的急性白血病之一。患者常因严重出血在短时间内病情恶化。王振义院士带领团队探索维甲酸治疗APL，打开了诱导分化治疗的新路径。这种治疗并非简单杀伤癌细胞，而是促使异常的白血病细胞继续分化、走向成熟。
但临床并不总会按照预期发展。
1990年，一名APL患者接受维甲酸治疗后并未好转。显微镜下发现变异型染色体易位，引起了陈赛娟的注意。“这个患者的核型变化为什么会与其他患者不一样？”她决定沿着这个问题追下去。
那时的实验条件十分有限。没有PCR仪，就用三个不同温度的水浴锅手工完成DNA扩增进行诊断；没有蒸馏水就自己烧制；没有独立实验室，就在门诊大楼五楼检验科走廊里寻找空间。候诊患者不经意碰到仪器温度开关，一次实验便可能前功尽弃。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陈赛娟带领团队发现，累及11号染色体上的一个新基因与17号染色体RARA基因融合，具有白血病驱动基因特征，遂将其命名为早幼粒白血病锌指蛋白基因（PLZF，后被基因命名国际组织更名为ZBTB16），这是我国学者克隆的首个人类疾病基因。围绕这一发现开展的逆向比较研究，陈赛娟进一步阐明了维甲酸治疗经典APL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团队还创建差异显示PCR技术，克隆出一系列维甲酸诱导分化基因，并命名为RIG系列基因。后续大量研究表明，这些基因与造血干祖细胞分化、免疫系统应答调节密切相关。
国际同行很快注意到这支来自上海的团队。陈赛娟至今记得，第一次接待美国《科学》杂志编辑时，对方看到实验条件十分惊讶。后来，《科学》杂志以《迈向顶尖科学的长征》为题，介绍了我国各领域科技发展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而将陈赛娟团队的研究作为开篇，并称赞团队“在陈旧的实验室中做出了世界级的科学”。
基础研究的突破，最终要回到病床旁。陈赛娟团队提出全反式维甲酸与砷剂协同靶向治疗APL的新方案，并推动进行国际最大规模多中心临床试验APL2012。结果显示，联合方案七年无复发生存率达95%以上，长期安全性良好。
这套方案后来被国际学界称为“上海方案”。它改变了APL“高致死、难治愈”的历史，使这一疾病成为全球首个可基本治愈的急性髓系白血病亚型。
治好一种病，
还要为更多患者找到生存之路
提出“上海方案”，已足以成为一位医学科学家的代表性成就。但陈赛娟没有止步于此。她清楚，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白血病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大类疾病。不同亚型背后，有不同的融合基因、致癌蛋白和耐药机制。APL中有效的维甲酸和砷剂，无法简单复制到其他病种。真正可以推广的，是从临床问题出发、追溯疾病机制、再寻找治疗路径的方法。
对于已有成熟方案的疾病，团队努力推动治疗惠及更多患者；对于尚未找到满意答案的疾病，新的探索仍在继续。
在复发难治多发性骨髓瘤领域，瑞金血液病团队与多方合作开展CAR-T细胞治疗探索，早期接受治疗的部分患者已实现十年以上无病生存。在淋巴瘤领域，团队持续推进基于分子分型的精准治疗和CAR-T细胞治疗研究。在遗传性血液病领域，团队与企业合作探索地中海贫血、血友病等疾病的基因治疗……
陈赛娟始终保持清醒：并非每一项新技术都已成熟，也并非每一种病都能像APL一样迅速取得突破。“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今天的血液病研究，需要临床医生、基础研究人员、企业技术团队、数据科学家共同协作。”基因编辑、细胞治疗、大数据、人工智能不断带来新工具，但她始终把问题落回患者身上：这些技术能否真正帮助患者？
这种思路也贯穿于青年人才培养。2006年，青年医生糜坚青回国到瑞金医院工作，临床能力突出。陈赛娟主动找他谈话：“我们不光需要‘张飞’，更需要文武双全的‘岳飞’，临床做得好，科研也要跟上。” 她鼓励青年医生不止于临床看好病人，更要从临床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逐步成长为能够服务更多患者的医生科学家。如今，糜坚青已成长为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副所长，并持续开展CAR-T细胞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等临床研究。
条件更好了，
追问不能停下来
从简陋斗室的水浴锅和门诊楼走廊里培养箱，到科教楼里的全国重点实验室；从依靠手工操作的实验，到包括多种自动化组学平台的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落地，陈赛娟亲历了中国医学基础研究环境近50年的变化，也参与了上海医学基础研究体系的建设。
中国工程院院士、瑞金医院院长宁光谈到，陈赛娟1989年回国时，瑞金医院基础研究体系几近空白。此后，她参与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建设，率先垂范营造基础研究氛围。如今，瑞金医院内部基础研究机构已发展至28个，研究平台、测序设备和冷冻电镜等条件不断完善。
但条件好了，是否就一定能产出更好的研究？
陈赛娟的回答是“不一定”。仪器可以更快地产生数据，却不能替人提出真正值得回答的问题；技术不断迭代，也无法替代研究者对事实的尊重、对细节的敏感和对失败的耐心。
“条件好了，但是科学研究还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她曾在法国学习细胞遗传学，两年没有做出结果。回国后，这段看似不够“热门”的技术积累，却成为她从显微镜下识别异常、进一步破解APL机制的重要基础。
因此，她尤其重视对医学领域基础研究的长期支持，并提出“考核不能只看短期成果，而是要看研究者执着研究的状态。”组学与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卢敏回忆，自己回国后聚焦P53靶点研究，这是人类癌症中突变频率最高的蛋白之一，也是新药开发领域最难靶向的靶点之一，他有整整七年没有任何文章发表，“压力很大，但陈老师一直支持我们做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她始终包容、允许我们没有论文发表，我们自己也卯足了劲，一定要做出来。”经过多年探索，团队终于找到P53靶向药物，让曾经的“不可能”向前迈出一步，也带动了全球相关领域团队的跟进。
基础研究的开花结果，很少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许多问题甚至需要几代人积累。但临床上的重症患者，往往没有那么多时间。
陈赛娟常想起跟随王振义院士查房的日子。王振义总是把患者的治疗方案放在心上，反复琢磨，日日想、夜夜想。对疾病机制的执着追问，归根到底，是医者对生命的牵挂。
如今，科研条件已大为改善，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答案。即便已走过半个世纪的医学科研路，陈赛娟依然坚守在科研、教学和临床一线，带领团队继续寻找治愈疑难重症的下一把“钥匙”，并努力让它真正抵达病床旁的患者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