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体育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块已经泛黄的白色号码布。布面中央，三个黑色数字依旧清晰“112”。它来自1936年柏林奥运会，佩戴者是周余愚——首位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竞走项目的运动员。
周余愚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时佩戴的“112”号布牌，现收藏于上海体育博物馆
旧上海的报界和市民曾称周余愚为“神行太保”。他并非职业运动员，却从上海街头和跑马厅一路走到柏林奥运会赛场，也把竞走带进了更多中国人的视野。让我们聆听周余愚先生家属的讲述，一起来了解周余愚先生传奇的一生：
跑马厅前，鞭炮惊动了马
人物标签：中国早期体育家｜中国竞走运动开拓者之一｜1936年柏林奥运会竞走选手
周余愚（1908年—1994年），原名周钦良，浙江宁波人，生于上海，中国早期体育家、中国竞走运动开拓者之一，曾作为中国首位奥运竞走选手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男子50公里竞走比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以“神行太保”之名闻名体坛。
周余愚幼时就读于上海和安小学，即今上海市静安区第三中心小学，从小喜爱田径运动，擅长中长跑和越野跑。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附中，1926年考入沪江大学，其后进入英商太古洋行工作。到了上世纪40年代，他已进入太古洋行高级管理层。
当时的上海，体育场地和训练条件都远不如今天。万国竞走赛却已是颇具影响力的城市赛事，沿途常有成千上万的市民观看。赛事早期以外侨选手为主，中国运动员登上领奖位置并不容易。周余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赛场。
1926年，18岁的周余愚参加上海万国运动会，获得5公里竞走青年组冠军。1927年9月，他与陈虚舟、张造寸等人组建虹口田径队，并担任副队长；1930年，这支队伍改名为白虹田径队。
周余愚（5号）在万国竞走比赛中
真正让上海市民记住他的，是1928年的万国竞走赛。周余愚以2小时37分24秒打破大会纪录，获得个人冠军；他又与张造寸、石金生、吴淼康组成中华队，夺得团体冠军。中国选手第一次同时获得该赛事个人和团体冠军。
周余愚夺冠后，市民聚集在跑马厅附近燃放鞭炮，爆竹声甚至惊动了场内的马匹。那一刻，人们庆祝的不只是运动员的胜利，更是中国选手终于在长期由外侨占优势的赛事中扬眉吐气。
周余愚在万人敬仰注目中步入跑马厅（今人民广场）领奖
1930年，上海滩名流盛恩颐赛前看好周余愚，特意定制了一套银器茶具作为奖品。周余愚与盛恩颐之子盛毓度自幼相识，他最终不负期待，再次夺冠。那套有茶壶、咖啡壶、糖缸和茶杯的精致银器，后来也成为一段特殊的赛场记忆。
周余愚（右一）与盛毓度（左一）合影
盛恩颐定制的银器茶具
盛毓度也曾开车陪伴周余愚练习竞走。一张为“竞走训练法”拍摄的训练照片中，周余愚在前方竞走，盛毓度驾车跟随。据家属介绍，照片中的汽车是一辆车牌号为“4444”的凯迪拉克。这张照片把周余愚的训练和两人的友谊一并留了下来。
盛毓度驾车跟随周余愚练习竞走
同在1930年，周余愚与张造寸等人发起成立上海中华竞走会。在他们的推动下，沪上相继出现多支业余竞走队。白虹田径队汇聚了刘长春、程金冠、陈宝球、符保卢等田径名将，取“白虹贯日”之意，寄托着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不甘落后的志向。
从1928年至1933年万国竞走赛停办前，中国选手包揽历届个人和团体冠军。周余愚四次获得个人冠军，他参与组建的中华队六次获得团体冠军。竞走由一项外侨占据优势的比赛，逐渐成为上海市民熟悉和喜爱的体育活动。
一册随船去柏林的签名簿
1936年，周余愚入选第十一届夏季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为中国首位参加奥运会竞走项目的运动员。6月26日，中国代表团从上海汇山码头启程，乘意大利邮船前往欧洲。近一个月后，邮船抵达威尼斯，代表团再转乘火车前往柏林。
漫长的航程中，周余愚带着一本签名簿，也带着一台相机。他请同行的运动员、教练和记者题词、签名，又把船上的日常留在镜头里。刘长春写下“一九四〇年名振三岛”的期望，足球名将李惠堂则留下“前进不懈，大智若愚”八个字。
1936年赴柏林奥运会途中
周余愚（中）与贾幼良（右一）、沈昆南（右二）在邮船上合影
照片中有甲板上的海风，有同行者在船上的合影，也有抵达柏林后的生活。一张照片记录周余愚在奥运村运动员餐厅用餐，另一张则留下柏林奥运会开幕式的现场。
1936年周余愚与队友在奥运会全体队员合影
“跑最短”和“走最长”的朋友
柏林奥运会期间，周余愚与美国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相识并合影。欧文斯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男子100米、200米、跳远和4×100米接力四枚金牌，是当时世界上最受瞩目的田径运动员之一。
周余愚能够熟练使用英语，两人因此有了较多交流。两人曾以一个“跑最短”、一个“走最长”相互打趣；回国后两人仍有书信往来。这张照片记录的不只是两位运动员的一次相遇，也记录了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因体育而产生的理解与尊重。
周余愚与美国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合影
一场并不轻松的50公里
抵达柏林后，周余愚面对的是远比预想困难的比赛。漫长的海上旅行影响了训练和体能，水土不服也给中国运动员带来困扰。周余愚过去主要在上海较为平坦的场地训练，而柏林的竞走路线带有坡度，他此前没有进行过有针对性的准备。
周余愚完成了男子50公里竞走比赛，但成绩没有达到自己的期待。多年以后回忆这段经历时，他仍把未能取得更好成绩视为遗憾。对当时的中国体育而言，能够站上奥运赛场本身，却已是一次艰难而重要的出发。
赛道之外，他也是当时上海的记录者
赛场之外，周余愚也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文化生活。他与话剧演员石挥以及京剧界的马连良、梅兰芳等人常有往来。
周余愚与石挥的交往还留下过一段颇有戏剧性的往事。一次，他骑摩托车不慎摔伤腿部，正赶上石挥有新戏上演。据家属回忆，周余愚仍请人将自己抬进卡尔登大戏院（后更名为长江剧场）看戏。观众认出“神行太保”后，起身高喊他的英文名缩写“YY”。
1935年胡蝶与潘有声在上海举行婚礼时，周余愚与李祖冰担任男傧相。婚礼照片中，这位竞走名将站在一众电影明星之间，留下旧上海文化生活中颇为特别的一幕。
1935年胡蝶与潘有声结婚照。后排左起周余愚 李祖冰 潘有聲（新郎） 胡蝶（新娘）袁美雲 顧蘭君 前左起 陳娟娟 第二位不詳 黎鏗 胡蓉蓉
周余愚也喜欢摄影。1935年梅兰芳、胡蝶出访苏联时，他曾前往送行并拍下照片；1936年的奥运航程、开幕式、奥运村生活和运动员之间的交往，也因为他的镜头而被保存下来。体育在当时的上海并不是一座孤岛，它与电影、戏剧、摄影和城市公共生活彼此交织。
1935年梅兰芳、胡蝶出访苏联前，周余愚送行并拍摄照片
一生没有离开的体育情结
新中国成立后，周余愚仍与体育保持联系。1949年，他参与上海市体育会的筹备工作，并担任田径委员会委员。1956年，48岁的周余愚在虹口体育场参加竞走表演赛，这是现有资料中记载的他最后一次公开竞走。
1978年以后，周余愚曾多次受邀前往沈阳体育学院讲课，并为辽宁省队的竞走运动员讲解技术要领、进行动作示范。年过七旬后，他仍愿意把早年的训练和比赛经验交给年轻运动员。
1992年，84岁的周余愚赴北京参与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相关活动。同年4月，他被中国体育博物馆聘为调研员，并将自己参加1936年奥运会的护照、胸卡、照片等资料，分别捐赠给中国体育博物馆和上海体育博物馆。1994年5月16日，周余愚去世，享年86岁。
“112”留下的，不只是一场比赛
周余愚生前一直珍藏着参加柏林奥运会时佩戴的“112”号布牌。今天，这块号码布已成为上海体育博物馆的重要藏品。与它一同留存的签名簿、相簿和旧照片，也让后来的人得以重新看见中国体育艰难起步时的具体面貌。
2024年5月20日，位于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办公旧址修缮开放，“奥运从这里出发”展览呈现了周余愚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使用过的“112”号码布、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华代表团报告册、参赛选手签名簿，以及奥运照片、明信片等资料。2024年11月出版的《时间的赛场：上海体育口述历史》（第一辑），记录了“神行太保”周余愚与中国竞走的往事。
今天，我们记住周余愚，不是因为他拥有一枚正式的奥运竞赛奖牌，而是因为在中国竞走尚未真正走向世界时，他已经迈出了那一步。他从上海的街道和赛场出发，走进柏林奥运会，也推动更多中国人了解和参与竞走。
“112”不只是一组号码。它见证了一名中国运动员在艰难年代走向世界，也提醒我们：后来者脚下的路，往往由最早出发的人一步一步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