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彦霖
原刊于《书城》2026年8月号
一
从“不易明白”处重审抗战文学
一九四四年，老舍在小说《火葬》的序言中曾如此概括置身战争中的作家们在创作抗战文学作品时面临的困难：“战争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呀！教作家从何处说起呢？他们不知道战术和军队生活，不认识攻击和防守的方法和武器，不晓得运输和统制，而且大概也不易明白后方的一切准备与设施。他写什么呢？怎么写呢？”（老舍《火葬·序》，《老舍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27页）唐小林在《明日的艺术：战争年代的文学经验与形式实践》一书的前言中同样提及老舍的这番自剖，并且推人及己地生发出崭新的问题意识：既然“战争”对于置身战争的作家都是难以赋形定性的“不易明白”的困惑，那么，“对他们的写作而言，战争仅仅是一种背景性因素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们如何认识战争在这些文学中的位置和呈现？”（唐小林《明日的艺术：战争年代的文学经验与形式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页）
《明日的艺术：战争年代
的文学经验与形式实践》
唐小林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
著者这番将战争重新“对象化”的做法，点破了既有抗战文学研究中的认识裂隙——在后来的研究者眼中，抗战文学自然是时空迢遥的经典文本，但是对于当时的创作者而言，抗战文学却是充满“具身性”的对于自身生存体验的记录。唐小林重新聚焦创作者与研究者视角的这种错位，揭示既有研究所面临的方法论困境——无论是“写战争”模式还是“写影响”模式，实际上多是在单向度的“冲击—反应”逻辑链上处理问题。作为时代核心主题的战争往往被简化为一个静态的、边界清晰的外部背景，而非不断催动文学生产机制、需要动态把握的异质性力量。
著者对于“战争”的再度聚焦，完成了从“文学反映战争”到“战争重构文学”的范式转向。该书所秉持的研究理念也将开辟一系列新的问题领域：其一，如何理解并发掘战争之于文学的结构性效能，复现战事影响与文学实践的互动；其二，如何估量战时文学的美学价值，为其美学新质赋形定性；其三，怎样看待战时文学普遍存在的“远景”叙述，并将其与后世历史趋势乃至当下的世界风云联动起来。
这种研究理念上的重构，也需要与之对应的方法论转轨。首先，这要求研究者建构出一种“贯通式”的内部化视野，在处理文本时致力于构建一种与创作者身心相应的联动机制，以此重返抗战文学生成时段的逻辑原点，重新审视既有抗战文学研究中的经典论述是否真正可靠。这种意识在该书中被概括为“以抗战作为方法”，并被落实为一系列具象化的“问题脉络”。其次，它也指向一种更具反思性的“重返历史现场”的路径，要求我们重新把握抗战文学的“当下性”，以此激活抗战文学的历史活性。这种“当下性”源于两个方面：抗战文学并非纯然的书斋文字，而是凝结了“战时中国”庞杂多变的诸般生存体验，并与广大民众的命运息息相关；同时，面向并联动未来正是抗战文学的底层逻辑，“重建远景”是其核心诉求。
二
“问题脉络”与战时文学机制的生成
在《战争与社会：理论、历史、主体经验》一书导论中，编者汪宏伦引述汉娜·阿伦特的《论暴力》一书，呈现了暴力对于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影响，进而指出“当代的社会，某种意义下可说是‘战争所孕育出来的社会’……战争是形塑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也是探讨现代性（modernity）问题时不可或缺的一环”（《战争与社会：理论、历史、主体经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7页）。而对于抗战来说，这场“总体战”已不再局限于军事交锋，更是“直接涉及参战国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埃里希·鲁登道夫《总体战》，戴耀先译，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4页）。无所不在的战争经验构成了文学创作必须回应的压倒性的现实，也成为唐小林提出“以抗战作为方法”的逻辑原点。
著者虽然强调战争对于文学实践的结构性效能，却始终警惕不自觉地将文本简化为易读史料乃至佐证其他学科定论的研究取向。在他眼中，文学更能跳脱对思想现象的简化，收纳个体对历史事件的观察、意识、情感、记忆与想象，将之转化为某种实感。因此，著者不再以时间或流派结构全书，而是聚焦于具体作家的文学行动，“思考这些不同的战争经验如何生成独特的文学形式”（《明日的艺术》，第3—4页），进而将抗战从一个固态的研究对象转化为一个逐步演化、日渐复杂的动态历史过程。
在第一章，著者以一九三六年由邹韬奋、茅盾发起的“中国的一日”全国征文活动为对象，探讨如何“书写危机”。唐小林敏锐地意识到，这次由茅盾主导的“一日史”筛选，一方面有着回应“一九三六年危机”的国族救亡意识，同时也体现出左翼基于先进理念在建构历史景观层面的优势。《中国的一日》具体呈现了这样的历史过程：左翼以革命理性实现日常生活时间的“历史化”，编织、调配民众日常生活弥散的感性经验，最终构建出与苏联的革命理想彼此辉映的、具有总体性的中国形象。第九章“时代编码”同样以茅盾为对象，所处理的则是茅盾如何借长篇《腐蚀》映射皖南事变及《腐蚀》背后的创作逻辑。著者指出，茅盾的文学实践长期注目于历史事变与文学书写的互动相生，从反映大革命失败的《蚀》三部曲到《腐蚀》，茅盾的创作每每将政治的挫折体验内化为小说的叙事动力，同时以“杂文”的形态实现与当下情境的深度互文。茅盾以创作实践证明：“除了暂时的影射和真实的镜像之外，时代历史对作品还有第三种最高等级的影响。这就是决定了作品结构的真正的‘侵入’。”（卡尔·施米特《哈姆雷特还是赫库芭：时代侵入戏剧》，姜林静译，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第43页）从这个角度来看，探究时代风云如何侵入文本并凝结成其中的结构性力量，正是茅盾坚持不懈的叙事追求。
《中国的一日》
茅盾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7年版
自抗战军兴，文协倡导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即成为进步文化界的“共同态度”。“文人从军”则被视为落实左翼文学“大众化”追求的最佳途径。文人的从军经验如何作用于其创作并催生新质，正是著者关注的问题。
第二章“抵抗失败”以《给予者》《第七连》等书写“败仗”的文本为例，指出理解丘东平需要规避对其“含混/暧昧”的过度强调，聚焦于“他对正面战场军事上的‘失败’及其所带来的挫折体验的检讨和表现”（《明日的艺术》，第29页）。著者认为，“一·二八”构成丘东平理解战争的逻辑起点，如何将“失败”经历转化为抗战意志，怎么从“旧队伍”中培育“新军人”则是其文学实践的核心关切，而丘东平对人物内心世界与战争现实的同步开掘，正是我们窥见“战争”与“人”的复杂关系的重要介质。在第三章“战争组织”中，著者指出姚雪垠小说《差半车麦秸》与《牛全德与红萝卜》中的“农民兵”形象之所以被视为抗战文学的可贵典型，恰在于姚雪垠以“牛全德们”个体成长过程中所生成的心灵图景与“回心”时刻，刻录了战时历史与自我既冲撞又共生的复杂情状。与此同时，深具版本意识的著者还以改作版中精神质地的缺憾，反证了原作刻画新的历史主体的思想史意义。
第六章与第七章则从“文学重塑”与“自我成长”两个向度重新审视丁玲在进入延安边区后的一系列创作。在第六章中，著者聚焦于丁玲在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的过程中，“将带队伍视为一项艺术工作”，从而创造性地贯彻毛泽东“一个一个的认识人”的嘱托，同时生成“杂写意识”。著者还力图揭示丁玲如何以自身独特的情感结构，深度联结“工作”与“写作”，探索更好反映战争与革命的叙事模式。著者不仅关注丁玲融入革命洪流的历史瞬间，也注意到这位革命女性内心的反复。第七章借由对《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篇目的深入辨析，复原出丁玲内心革命信念与现实经验的冲突与磨合。在著者看来，这些文字乃是个体革命逻辑生长的内面切片，它们的异质性正是对于“革命文化人”“有机化”的艰难心路历程的再现，为我们理解战争与革命的丰富性、复杂性提供了可能。
著者不仅关注前述主动融入抗战洪流、将集体经验纳入叙事结构的作家，也对在战时中国背景下依然坚定书写普通个体日常生活的萧红格外关注。唐小林并未简单地将萧红的选择视为对主流路径的反拨，反而提醒“越来越多对萧红的阐释所形成的以个人对抗/超越时代主潮的论述模式，包含着消解萧红创作个性的危险”（《明日的艺术》，第105页）。该书的第四、五章正是在这种问题意识的支配下，从“日常经验”与“战时迁徙”两个角度出发，对萧红的战时作品《旷野的呼喊》和《马伯乐》进行剖析。在唐小林看来，《旷野的呼喊》中被葛浩文批判为“拖泥带水”的对于日常经验的繁复铺陈，是萧红有意为之的独有的“叙事调子”。著者认为这种借回忆整合琐碎细节，为日常生活赋予可感性的写法，指向的正是抗战的核心议题，即“民族生存”的内面，也即个体生存的差异性和丰富性，而这种“个人的方式”与“宏大叙事”并行不悖的叙事形态是萧红的独特贡献。解析《马伯乐》时，著者敏锐地发现，在这部具备鲜明“时空体”特征的小说中，主人公“内心的情感意识并没有随着空间的转移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明日的艺术》，第107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萧红是在以人物主体意识的停滞对抗集体意志中的成长诉求。著者强调，虽然早逝的萧红未能给予马伯乐以“光明的交代”，却以一种充满“在场性”的笔调，通过对马伯乐战时行状的密实记录，为那段交织历史感与现实感的战争时光留下了影像。这种与时代相向而行的实验文字所代表的可能性，自然不是艺术感、审美性等后设的单向度评价标准所能统摄的。
近年来，“方法热”蔚然成风，然而相关操作中的本质化、目的论的倾向也逐渐消解了其学术效能。通过梳理该书，我们不难发现唐小林对“以抗战作为方法”的提法一直具有清晰的边界意识，而构成这一边界的，正是对于文学性的不懈追求。
文学的立场与形式是唐小林生发“问题脉络”的起点。具体历史事件与文学书写虽然存在对位关系，却被文学框架控制在一种相对平衡的互动关系之中，这就更为贴近战时文学的内在逻辑，规避了“历史决定论”的影响。在这种研究思路中，“回归历史现场”不再是机械的史料堆叠，而是最大程度地发挥文学凝聚历史“实感”的优势。这种模式融合了思想史与史料研究二者的优长，有利于形成一种以文学特性为基底，同时更为系统、客观的历史化研究路线，推动抗战文学研究走向真正的科学化。
三
“远景重建”与全球性视野的开拓
在为“以抗战作为方法”的思想理路确定有效边界之后，该书的论述便自然来到一个更具总体性的视野——既然抗战文学不再是封闭自足的客体，那么“重建远景”便不仅是战时作者的“念想”，也应成为研究者的理论自觉。在唐小林看来，“‘明日’及其相关话语生产是既有抗战文学较少关注的问题，但却贯穿着战争年代作家们的写作脉络，是他们的核心关切所在”（《明日的艺术》，第5页）。所谓的“明日”，在书中不仅指向创作层面的未完成性以及潜藏其中的审美新质，更指向一种由战事引发的、当时仍在生成中的关涉民族国家未来形态的可能。这种可能中蕴含着丰沛的历史能量，为抗战文学研究带来了广阔空间。
在该书中，“远景重建”主要具象化为两种形态。其一是向内的文学形式的创造，体现为战时文学在叙事形式与内容特征上的自我突破——新的人物典型、新的美学风格与情感结构在战火中淬炼生成。另一种形态则是向外延伸的坐标框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与世界战局密切关联，抗战文学天然构成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观之，研究抗战文学，必须将中国的抗战经验放置于全球秩序演变的历史背景之中，“从世界发现中国”，这种聚焦东方战场、胸怀国际战局的历史认知同样是战时文坛创作的心灵“远景”。
书中对向内开掘的“远景”的论述，主要集中于丘东平、路翎以及沈从文等人的创作之中。丘东平塑造了从“旧队伍”走出的“新军人”形象，如丘俊和林青史，作家并未掩饰他们走向战争的过程中内心的痛苦、恐惧与忧愁。而这种“归返了原来的自己”的军人形象与抗战文学中乐观主义的战士群像相比，无疑是“反英雄”的，却也更深刻地揭示了直面火线的生存经验如何催生个体的身心转向。在对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的分析中，著者指出小说“在叙事上没有一个贯穿性的中心视点”（《明日的艺术》，第196页）的写法正是作品充分反映历史现场的当下感与现实感的内因，这种充满张力与矛盾的文体形态和超越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展现了文学与战时现实的共振、互文。著者认为，路翎之于现代文学的意义在于他贡献出了蒋纯祖这样一个面向未来、充满现代性体验的革命主体形象，同时尝试经由这个人物，“书写与把握这种‘滚动的多面的’现代世界”（《明日的艺术》，第216页）。路翎及其阐释者胡风的文学实践预示着战时文学与个体情感结构的另一种“未完成”的可能性。书中第十章“铭写未来”同样从沈从文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关于“未来湘西”的系列作品的“未完成性”切入，著者认为，小说叙事的一系列挫败是由于沈从文的“贤人政治”与“专家治国”的想象所需的历史条件在局势剧烈动荡的战时全无可能。
“重建远景”不仅包含主义/理念之争下抗战建国的不同设想，也应关注“战时中国与世界的连带感”。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离不开中国军民的巨大牺牲。然而战时中日国力的巨大差距，使得争取和平世界的援助和支持成为战时中国必须解决的总体性问题。正如吴晓东所言，“‘抗战建国’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内部问题，欧战以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为在更广阔的地缘政治中理解中国的出路以及远景问题开启了新的世界性视野”（吴晓东《“战时中国”与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9月29日）。这让我们意识到在战时文学研究中重启全局视野的必要性——不应止步于国共关系，更应以全球性目光重估抗战以及战时中国文学的文明价值。
如何借助全球视野在文学实践中“重新发现中国”，著者在第一章论及《中国的一日》及其叙事风格之时即有所涉及。他不仅细致比较了《中国的一日》与苏联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之际编纂的《世界的一日》的异同，更指出“以往的研究并未注意到具体现实情境和全球结构关系中‘一日史’的革命性意义”（《明日的艺术》，第13页）。略显遗憾的是，这种极具生产性的理论自觉未能贯彻于该书的更多章节。譬如第二章谈及丘东平如何处理淞沪会战中的失败经验，这场会战正是一场以巨大牺牲向世界宣告中国抵抗决心的关键一役，国际观瞻是否也对丘东平及其笔下的战士形象构成影响？又如第九章谈及茅盾于香港创作的影射皖南事变的《腐蚀》，香港的地缘政治生态与文化环境如何影响作者，进而传导至文本的叙事形态，无疑都是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话题。
二战的国际战局，对富于“感时忧国”传统的中国作家影响深远。梳理战时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不仅渗透进现实主义创作的脉络，也广泛呈现于历史题材的书写。“书写中国风景，怀想世界地图”乃是战时创作逻辑的常态。同时，二战所建构的国际秩序也构成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话语体系的起源语境。左翼作家在战时以文学实践助力文化外交的诸多历史经验，也构成了新中国时期跨国文化交流的可资借鉴的“前史”与“先声”。基于这种历史事实，切实思考并发掘抗战文学内在的世界性，无疑将为再次身处世界变局的我们提供某种思想准备。
该书著者的方法论创新及其阐释路径颇可借鉴。书中所倡导的“重建远景”就建构了一种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双向视野，有利于打破既有研究对“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机械隔绝，恢复“历史”与“当下”的关联，复活现代文学传统中与外部世界互动相生的逻辑。总体而言，该书既体现了新一代学人直面复杂历史情境的理论勇气，也彰显着著者探索并建构抗战文学主体辩证法的自觉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