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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 | 冯洁音:金钱与激情——评《我是一个望风的女人!》及其他

转自: 2026-10-28 17:30:00

文/冯洁音

原刊于《书城》2026年10月号

在《文汇文艺评论》上读到一篇《蜂蜜的针》影评,写得非常有意思,就破天荒去影院看了场电影。

人们总觉得小说改编的电影不如原著,但是如果先看电影再去看小说,感受是否不同?这部中文电影改编自德国犯罪小说家英格丽特·诺尔(Ingrid Noll)的《我是一个望风的女人!》(德语原名Der Hahn ist tot,意为“公鸡已死”)。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读她的作品。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我曾经在图书馆“坐拥”一个大阅览室,里面收藏各国赠送的外文图书,包括歌德学院的德语赠书。我有时会借一盘德语有声书碟片回家听故事,听过英格丽特·诺尔的一部小说,开头是女主人公同丈夫坐在阳台上,女主人公东拉西扯聊家常,丈夫迟疑半天才开口:他与附近农庄的女孩恋爱,女孩怀孕了。女人说,“你这种事情不是经常发生嘛,过去都顺利解决了”。丈夫说这次必须娶这女孩,因为她家人是虔诚的教徒,如果不这么做,她回家不好交代。女主人公又气又想笑,想:“这乡下妹子既然虔诚,为何如此不检点呢?”离婚后,她变得很穷,去古董店当柜员,鳏居的老板喜欢她。有一天,老板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把财产全留给了她。她成了古董店女老板,后来以这样的身份,于不经意间卷入一起古董珠宝盗窃大案。此书书名是《貌似淑女》(Ladylike),似乎目前尚未译成中文。这部小说很有英格丽特·诺尔的风格,女主人公半嘲笑别人,半嘲笑自己,她默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然而命运有时会安排得太出乎意料。

《我是一个望风的女人!》

[德] 英格丽特·诺尔 著

沈锡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版

数年之后,我与英格丽特·诺尔再次相遇。这世界真小。小说《我是一个望风的女人!》的情节和叙述比电影《蜂蜜的针》更合乎逻辑。女主人公名叫蒂哈,对应电影中的支宁。蒂哈容貌秀丽,她从中学开始就不是那种喜欢独来独往的人。她无论如何愤世嫉俗,却还是懂得审美,注意妆容,待人接物时举止得体。她自己不愿与人交往,而不是像老处女那样不敢与人交往。那位图书馆里同窗共读的大学同学也并非她纯粹的知己,而是她固定的男朋友,只是后来他令别的女人怀孕,只好分手。多年后他还回头来找她,尽管她已经不屑一顾。她单身至此,只是没有心仪的人而已,所以后来对维托德一见钟情这一情节才会有爆发力,所以她才有处处采取主动的能耐和技巧。她没被维托德看上,原因非常简单:上了年纪。无论她如何自以为有相貌、会打扮、有知识,但是铁定的“物理条件”摆在那里。她的形象符合英格丽特·诺尔小说女主人公的惯常设定:有点知识,自视很高,相貌虽然不惊艳,但也绝不丑陋。电影里支宁蓬头垢面灰耗子一般的外形不知从何而来。电影以诡异的音乐、突兀的镜头、难看的妆容突出女主人公的喜剧色彩,符合“老处女不合群,无人要,因此怪异”的刻板认知。然而人为己悦者容,支宁那么疯狂地爱着一个男人,为他杀了好几个人,却不费心思打扮自己,这是不合情理的。电影对她的孤僻做了过多的渲染,这反而脱离了原作者的初衷,那就是讲述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如何犯罪。考虑到电影导演自己正当青春年华,春风得意,这样的处理有她的理由。换了中老年妇女导演,可能会有更加温和的选择。顺便说说性别的话题:小说和电影女主人公都曾经在海滩度假时遇到引诱女人上钩的男士,真相暴露后,女主人公觉得失望并受到侮辱;如果男女互换位置,男人会觉得理所当然——为一个昂贵的交际花耗费点钱,也不过就是一觉扬州梦,甚至还是值得夸耀的事情,而女人即便慷慨大方,这样的艳遇也“不合常规”,何况她还不舍得花钱。

在小说中,《简爱》只是暗喻,表现在最后的结局中,仿佛有情人终于团圆,而电影以《简爱》作为唤起一个半老女人心情荡漾的催化剂,则显得有点老土。电影的结尾有警察以窃听获取证据的套路,这里对小说情节稍作了一些惩恶扬善的修改,恐怕是为了满足面向公众放映的电影程序标准的要求。小说中蒂哈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像英格丽特·诺尔绝大部分小说中杀人的罪犯都逃避了制裁一样。小说的叙述视角让读者也会与角色一起庆幸结局皆大欢喜。小说是否比电影更好看呢?只能说是视角、表现手法不同,其实电影和小说都好看而且很刺激。英格丽特·诺尔写小说,讲述普通人的生活,角色杀人只是“机缘凑巧”且有点“艺术夸张”,作家给罪人的惩罚只是让她得了绝症。然而维托德做错了什么要遭到那么残酷的惩罚?他只是一个起先有老婆后来独居,喜好拈花惹草的男人而已。作者似乎对男性过于苛刻了一些。

英格丽特·诺尔一九三五年出生于上海,在南京长大,父亲是医生,开一家私人诊所,拥有豪宅和大花园,生活富裕,他一九四九年带领全家回到德国。英格丽特从小在家里接受教育,回到德国后才进入一家天主教女子中学就读,后在波恩大学主修德语文学和艺术史,但未完成学业,婚后一直操持家务,养育儿女,为开办医疗诊所的丈夫担任助理,直到五十多岁才出版第一部作品,即《我是一个望风的女人!》,随即迅速成名。她现年九十一岁,还在继续写作犯罪小说,用媒体的话来说,她是“放不下谋杀这件事情”。英格丽特·诺尔喜欢丝绸衣服,经常在她的作品中提及,将之视为生活富裕的标志,这也许跟她在中国长大有关系。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来过中国,探访在中国工作的弟弟,那时中国经济改革还处于发展初期,而她对今天中国在经济、科技、工业和物质生活全方位的突出表现感到惊讶,因为这跟她记忆中的状况已经非常不同了。

在她接下来的几部小说,例如《女药剂师》(Die Apothekerin)和《貌似淑女》里面,都写到中老年妇人靠男人遗赠一夜暴富,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比较符合特定女性读者群的憧憬,毕竟,靠自己的才能一夜天下知的女人(以及男人)能有几个?何况除了运气和天才,拥有这样成名的命运还必须刻苦努力,哪有飞来的遗产更容易成为梦幻内容?诺尔笔下的女主人公往往是那种得过且过的中老年女性,貌似与世无争但也知道什么叫精致生活,知道拥有金钱的巨大好处。她看透人事,不屑于争抢,却时常被命运的惊涛骇浪裹挟,当机会到来时,也会适当利用,有时发展至不择手段的地步。小说总是以第一人称叙述,你甚至很少注意到女主人公叫什么名字,通常她自己就是罪犯,或者是从别人的犯罪中获益的人。作者会告诉你她怎么一步步走上犯罪或者犯罪帮凶之路,无论经历过什么命运的颠倒,最后她总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尽管附带了很多条件。

诺尔的故事貌似是日常生活的展开,而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轻易就发生了杀人事件,仿佛那只是生活的正常走向。这跟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理念完全不同。克里斯蒂认为,即便遭受天大的委屈,杀人也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否则波洛不会放过你(尽管波洛自己最后违背了这一准则,亲自动手杀了人)。英格丽特·诺尔的目的只是讲述普通人的故事,而掺杂犯罪情节,能给小说增加悬疑效果,并且揭示:正常生活中,一旦得到机会,人性将会如何扭曲地发展。她的小说中有爱管闲事的邻居,不负责任的丈夫,贤惠的妻子,花枝招展、热情任性的女友,数十年如一日守候情人或有妇之夫的女子。她叙述故事的角度使我们意识到,人们选择某种生活或者恰好陷入某种生活都有自己的理由。

英格丽特·诺尔的小说比阿加莎·克里斯蒂更贴近普通人的世界,发生故事的场景也跟克里斯蒂笔下那个早已逝去的上流社会大相径庭。克里斯蒂的波洛系列小说中,人物永远衣着光鲜,人人都不需要劳动,不需要做家务、洗衣服、下厨房,波洛只接权贵的案子,偶尔来一个“平民”找他办事,他会觉得有失身份。诺尔笔下的人物则是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要自己做饭,衣着也依场景变化,在家很随意,出外才适当打扮自己。我们能在她的小说中读到不少德国人的生活细节:中年妇女打发业余时间的方法;对邻居心怀不满的女人会把万能胶挤到别人汽车钥匙孔里;德国人在葬礼上唱歌而且令所有人痛哭流涕;传说中严谨的德国警察大冷天办案,居然一个个去了老板娘厨房,只为喝一碗肉汤;等等。

英格丽特·诺尔写的小说内容,有些跟她的年龄有关。随着作者年纪增长,她笔下的人物也逐渐趋于老年。《冷夜来客》(Kalt ist der Abendhauch)中女主人公以老年人的身份回忆往事,貌似平静的生活以及暗恋一生的痴迷中突然就夹带上了隐藏的尸体。这部小说出版于一九九八年,诺尔很生动地写出了老年人的心境。女主人公家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人老了,不想被打扰,即便曾经朝思暮想的恋人也成了多余。诺尔说自己不渲染爱情,她笔下的女人都不是爱情的幸运者,女主人公经常为爱情所累,遭遇麻烦,这大半是因为爱上了错误的男人。作品中另一种主要的人际关系是女人之间的友谊。诺尔的小说中总有一名女主人公的闺蜜,她性格开朗,爱交际,人缘好,穿着花里胡哨,有时与女主人公一起谋财害命,有时自己也被处理掉了,如《我是一个望风的女人!》中的璧德。《情人的骨灰》(Die Häupter meiner Lieben)则几乎可算是浓缩了的、加入谋杀情节的《我的天才女友》,重点放在讲述两个女子从小到大的友谊上。

《冷夜来客》

[德] 英格丽特·诺尔 著

沈锡良 译

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

纳博科夫认为受众人欢迎的畅销小说家应该坚持自己的风格和特长,不要异想天开地自以为有其他更加博学深奥的本领。英格丽特·诺尔的风格就始终如一,略带嘲讽和自贬同时也带有自傲的平淡叙述,于平凡中见怪异和居心不良,以此揭示他人(以及自己)内心之不可测。她是深谙“流量密码”的人,她叙述中的家长里短正是喜欢思辨的德国人过去的文学作品所欠缺的。然而纯粹家常琐事很难吸引人们看下去,于是加入悬疑情节,就变得更有吸引力。

在《遗产阴谋》(Hab und Gier)这部小说中,作者一再提到了“公鸡”这个词,恐怕是因为读者对此前“公鸡已死”这个书名有很多疑问,这是她某种形式的“答疑”。中文版书名“我是一个望风的女人!”取自小说中的一句台词,为蒂哈自诩,因为她喜欢窥探别人的秘密。“公鸡已死”,大概意为屋顶上望风的公鸡(字面意义)即女主人公与被一众女性仰望的那只公鸡(寓意)即男主人公纠缠不休,直到她身患癌症去日无多,而后者成了植物人——两人都基本已死。

《遗产阴谋》

[德] 英格丽特·诺尔 著

沈锡良 译

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

“这世界真小”,也是瑞士小说家马丁·苏特(Martin Suter)一部杰出的德语悬疑小说的名称。这部作品与英格丽特·诺尔的小说风格迥异,当然你可以说它是出自男性视角。马丁·苏特一九四八年出生在瑞士,成为小说家之前多年间为报刊撰写商业专栏文章、新闻报道和广告,一九九七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小世界》(Small World),跟英格丽特·诺尔一样一炮成名。

小说男主人公康拉德·朗是科赫家族女掌权人埃尔维拉·森的贴身女仆的儿子,陪伴埃尔维拉·森唯一的儿子托马斯一起长大,一生一事无成。他酗酒,酒精损坏了他的大脑。小说开头,他在希腊科孚岛上看管兼作酒店的庄园别墅,某天烧火取暖把整幢房子点着了。他被打发到别的地方躲避风头,津贴有限,生活拮据。他与酒吧女郎厮混,经常赊账买酒,最后与一个有钱的遗孀坠入情网。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生活在过去,见谁都视为老熟人,每次都说“这世界真小”。《小世界》不是侦探小说,里面压根没有侦探出现,书快要读完了,主角才遭遇未遂谋杀。它可以说是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悬疑小说,是巧妙融合了多种元素而讲述的故事,非常精彩诱人。

小说中有个情节描述康拉德·朗跟随女朋友去外地度假,他半夜三更起床,有条不紊地戴上围巾,穿上大衣(女朋友的),光着脚打开大门走进冰天雪地,读者要过一阵才意识到他这是犯病了。通常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主题的小说总有点令人望而却步,病人的凄惨状况和给家庭带来的重负总是令人不忍卒读,然而这本书却很不一样,读起来完全没有沉重压迫感。阿尔茨海默病在这部小说中没有那么让人悲伤抑郁,原因之一当然是有钱。埃尔维拉将私家庄园内的一幢客房改为疗养所,花重金聘请全套医护人员照顾康拉德一人。但这么做是为什么?这是我们阅读时不断产生的疑问。康拉德只是女仆的儿子,埃尔维拉貌似待他不薄,但为什么还要让他住到家里来?为什么不让他在养老院度过余生,何况养老院条件非常不错?原因之一在于孙媳妇西蒙妮,她嫁入豪门多半是为了钱和地位,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丈夫的不忠,他甚至在她怀孕反应严重时也半夜三更打电话给别的女人倾诉衷肠,西蒙妮发现后气到差点死去。西蒙妮坚持要求特别居家护理康拉德,一方面是找点事情消遣,另一方面也借此获得一点在大家庭里发号施令的权威。埃尔维拉为了维护家族的体面,放任她随便怎么做。西蒙妮的执着背后还有作者没有明说的一层意思,也许就是要挖掘这个家族的往事,为自己有意无意误入豪门后遭受的痛苦而泄愤、复仇。至于埃尔维拉为何害怕康拉德病后忆起从前的故事,自有她由来已久的算计。

马丁·苏特的小说聚焦上流社会,但也不是写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那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闲人生涯,更多是反映职场精英人士的工作生活场景以及在权贵提供的优越条件下发生的故事,例如一个人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后怎么办。马丁·苏特的父亲死于早老性痴呆,他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生动、详细的描写是基于他对父亲患病的了解;他对职场精英的表现和对有钱人发财致富手段的叙述,也源自其日常交往和观察。

《小世界》是马丁·苏特的成名作,他后来又写了《完美朋友》(Ein perfekter Freund)和《月亮的阴面》(Die dunkle Seite des Mondes),与《小世界》一起被称为“精神分析三部曲”,后两部分别关注失忆和躁郁症(没有明指)。《月亮的阴面》是又一部我先看电影再看小说的悬疑作品。小说叙述商业法律界精英人士乌尔斯·布兰克在食用致幻蘑菇之后开始放飞自我,待人接物随心所欲,得罪人也毫无愧疚之感。在不影响饭碗的条件下,这可能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至臻心态,但乌尔斯动手杀猫,在高速公路上故意飙车肇事以及最后杀人,就实在失控了。由小说改编的电影起初非常好看,结尾却跟小说的用意恰好相反。电影引入了善恶概念,乌尔斯的对手是藏有祸害众人机密的某家大公司,乌尔斯得到了用来揭秘的文件,最后却放任对手将自己置于死地并销毁了机密文件,这就令人大失所望了,因为这已经不只是事关个人,更是事关正义。这部电影貌似文艺片情节剧,最后却没有达到情节剧的宣泄效果。

《小世界》

[瑞士] 马丁·苏特 著

陈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月亮的阴面》是悬疑小说,同时也是户外生存和森林探险之旅,读起来非常有趣,但是当乌尔斯的思绪转向内心的时候,就有点进入德国式的烧脑叙述,如果阅读德语原文恐怕会有点吃力,好在马丁·苏特的作品有不少已被译成中文,三部“精神分析”代表作均有中文版本。

盗用别人的手稿,一夜成名,却活在害怕真相败露的恐惧中——这样的故事,伍迪·艾伦和法国作家亨利·特罗亚(Henri Troyat,1911—2007)都写过。马丁·苏特的《爱情谎言》(Lila, Lila)应是脱胎于亨利·特罗亚的《永别了,苏珊》,马丁·苏特故事新编,将男女主角置于另一个时代,放在新的出版和读书场景里面。《爱情谎言》比《永别了,苏珊》更加具有现代意味,但依旧保留了亨利·特罗亚笔下的一些元素,甚至包括男主人公在河边徘徊,看着被秋风翻卷的落叶撒在旧书箱上,陷入绝望思绪之中等等场景。这部小说还涉及作家关心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除了要有写作才能之外,如何让作品引起公众的注意。对于当时当地的作家来说,书评通常具有决定性力量。从这部小说中我们或许也可以窥见马丁·苏特自己,他在写了无数商业新闻报道和只有商业界人士才会读的专栏文章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众人追捧的文学明星。这个题材也反映出过去文学作品所思考聚焦的问题与现在不同。《永别了,苏珊》有着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学的特征,男主人公因窃取别人的成果而不断自责,几乎被内心极度的愧疚所压倒,而在《爱情谎言》里,男主人公更加担心的是事情暴露后,是否还能留住自己深爱的女友的爱情。

《爱情谎言》

[瑞士] 马丁·苏特 著

沈锡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马丁·苏特的很多小说都曾被改编为电影,《爱情谎言》改编的电影由曾经出演《再见列宁》的丹尼尔·布鲁赫主演。与小说不同,电影有着皆大欢喜的结局。小说比电影更冷酷一些,与《永别了,苏珊》一样着重描写获得名声之后情侣之间的疏离,揭示厌倦是分手的根本原因。而电影则为男女主角分手提供了一个理由,为两人复合创造了契机。电影光明的结尾符合观众的心理期待,更具戏剧性,而小说则更贴近现实生活。

我们还从马丁·苏特的小说中了解到,瑞士并不总是湖光山色,岁月静好,温文尔雅,它也有便宜的出租屋,散发着霉味和臭气,从非洲来的脱衣舞女居住在此。这些内容,走马观花的游客是体会不到的。

英格丽特·诺尔和马丁·苏特这两位作家的迷人之处在于描写不同阶层的生活日常,然而又暗含犯罪悬念,使人读起来欲罢不能。两人的作品比一般畅销小说更好的地方在于不煽情,语言比德国人擅长的“高眉”(highbrow)文学作品更加朴实,但并非不加雕琢。相比之下,诺尔当然更具“女人味”,更家常,而马丁·苏特则更多呈现以男人为主角的“大世界”——虽然在《小世界》里掌管权位的是女人,次要主角也是女人。

有朋友曾经说学好英语的诀窍就是反复阅读阿加莎·克里斯蒂这样的侦探小说。可是对于不以德语语言文学研究为专业,只是想通过阅读顺便掌握一门外语的人而言,德语学习不容易。人们很难找到德语的轻松读物,虽然肯定有的,但成人的大脑通常不能忍受语言简单、情节幼稚的故事。至于“正规”文学作品,当你的德语还在进阶阶段(这个阶段非常漫长),想要在德语语词和德国作家复杂思维的丛林中找出一条清楚明白的道路,德语无限长的句子会让你忘了读书是一种乐趣。在《爱情谎言》中,一个角色甚至引用了马克·吐温的话说:德国文学家开始说一个句子,要等到抵达大西洋彼岸时,嘴里才蹦出动词来。

瑞士作家写的小说相对易读一点,过去我们都熟悉的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也是瑞士小说家。他们似乎比德国人更擅长讲述贴近生活的故事,或至少是有趣的故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德国才逐渐有了易读的侦探小说家,稍早的德语硬汉侦探小说代表作家有雅各布·阿约尼(Jakob Arjouni),不过他是土耳其裔。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卡扬卡亚”(Kayankaya)系列侦探小说,代表作品有《生日快乐,土耳其人!》(Happy birthday, Türke!),一九九二年被改编成电影;遗憾的是阿约尼早在二〇一三年就因为癌症去世了。比较易读的德语作家还有俄裔作家弗拉基米尔·卡米内(Wladimir Kaminer),代表作是《俄罗斯人的迪斯科》(Russendisko),讲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柏林的苏俄移民生活。他的语言简单易懂,发表之后,一时间很受欢迎。德国人发现有外国人能写他们的语言,还写得挺流畅,倍感兴奋,很快就让他大红特红。但是我有次读到卡米内和某德国作家的对谈,比较一下两人发言的内容,会发现原生态的德语是多么复杂,有种土生土长德国人先天的艰深,而相比之下,弗拉基米尔的德语却有种后天的简易。

比较擅长讲述有趣故事的德语作家还有《香水》的作者帕特里克·聚斯金德。有人将马丁·苏特与聚斯金德相比,这肯定是指苏特的语言和叙述故事的能力。苏特不过于沉浸于内心和哲理思考,不会因为自己的“高级”而使得读者,尤其是不熟悉他们语言路数的外国读者精疲力尽。英格丽特·诺尔也有这种特征。阅读英格丽特·诺尔和马丁·苏特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除了消遣和了解异域文化生活,还非常适合作为德语学习的进阶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