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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凌岚:| 持微火者 | 以心见心,返本归元——读张莉《她走过无数人间:萧红和她的文学世界》

转自: 2026-10-29 17:30:00

文/张凌岚

原刊于《书城》2026年8月号

学者张莉的新著《她走过无数人间:萧红和她的文学世界》(下文简称《她走过无数人间》)是她多年来对于萧红作品阅读、体悟继而形成整体洞见的凝结。相较于此前张莉二十年间所陆续发表的有关萧红的其他文章,这本新著尤为沉静而绵长。这种“长”不仅是篇幅的长,而是与论述对象生命的短对照而成的“思想的长”,这种“延长”不仅是在现代与当代的时间性脉络中的徐徐展开,而且是有关“存在”“境遇”思考的一种延长。张莉所思量的一直是女性的普遍性问题和存在性问题。这种存在问题又与女性主义浪潮形成了对话关系。从她的书写中,我们不难发现理解“女性文学”的根本方式:不是把对方当作异质的、需要理论框架套用的对象,而是首先承认人在内容上是共通的。只有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真正的理解才可能发生。她的研究方法是进入另一个生命内部,感受其感受,承受其承受。

《她走过无数人间:

萧红和她的文学世界》

张莉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5年版

《她走过无数人间》之于萧红研究,挑战了既定的、难以撼动的认知的叩问,同时也是能够被反复引证的论断式研究。尽管在批评实践之时,解读路径可以变化多端,但一种“个人范式”的形成,必定关乎批评者自身的审美性,其中就包括她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文学本质,对阐释策略作出的切身的取舍。从张莉对萧红的解读中,我们便能见出这种取舍如何使她的研究成为一种返本归元的论断。张莉与萧红之间,隔着近百年的时光,隔着研究者与写作者的职业距离。但张莉的书写始终没有堕入蹈空的“解构”或是“稽考”,她并不急于用时髦理论去“赋魅”萧红,而是贴着萧红的生命脉络和文字肌理,一点点走进去,感受她的饥饿、病痛、寂寞、愤怒、不驯服。

01

“心”的直探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核心在“品”。品者,体味也,涵泳也,以心接心也。《文心雕龙》开篇即言“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将“道心”作为文章的终极本源。刘勰论作家,不是罗列生平、归纳主题、分析结构,而是以“体性”二字囊括其精髓:“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章的风格,是作家之“心”的外化,读其文便是见其心。

张莉这本书的可贵,正在于她始终以“见心”为旨归。

当下的文学研究如若成著,总不免言之凿凿乃至斩钉截铁,一旦生成,便可能遮蔽研究对象的本相,即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但作为批评者,又不能不言说。所以多年来,张莉在萧红研究中,始终尝试一条语默之间的中道。一方面她执着于历史意识与审美判断下的文本细读,另一方面又努力拂去既有阐释对萧红作品本身的遮蔽,借助一种近乎澄明的批评姿态,试图令萧红作品的本来面目天然地显现。

读《生死场》,张莉看到的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生命如何以自己的痛苦为原料,在自己痛苦的废墟上构建了一个名叫“生死场”的世界,看到了“无论是黑暗还是戕害,都是经由萧红自身痛苦出发的一种再次体认、再次写出,这是萧红作为写作者的勇猛”。读《商市街》,她看到的是一个在情感废墟上重新凝视过去的女性,如何在写作中“把那个饥寒交迫的青年女人重新‘养’一遍”。读《回忆鲁迅先生》,她看到的是一个学生、后辈和文学同道,如何用四年的时光一点点切近她敬爱的那个灵魂,最终“成为鲁迅文学传统中最为明亮、最为澄澈的那颗星”。

这种“见心”的功夫,需要一种充溢而坚韧的耐心。

张莉不急于下判断、套理论,而是让萧红的文字自己说话。她引萧红的句子,常常是长长的一段,然后轻轻点出其中的妙处,点到即止。比如她引《商市街》中“电灯照耀着满城市的人家。钞票带在我的衣袋里,就这样,两个人理直气壮地走在街上”,然后只说了一句:“她充分体会和表达穷人的乐趣,并不为此感到自卑和不安。”又如她引《呼兰河传》中“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然后只说:“萧红有着对人类整体生存的认知。”面对萧红的文字,张莉试图给予克制的、准确的、诚实的解读。于是,萧红的文字与张莉的走笔交织,带出了一条绵延的、连续的萧红文学世界的脉络。

除了谨慎的“退居”之外,张莉还有以“见心”而理解作家的抱负。

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萧红的书信,题为“重读萧红书简:谁能抑止女性写作?”,张莉在此以长达二十年的反复阅读和体悟,剥离了萧红身上被亲近者强加的注解,做到了对萧红本人的无限趋近。

一九三六年,萧红只身东渡日本,寄给萧军四十三封信,这些信件自发表起就一直与萧军四十年后的注释如影随形。萧军的声音太强大了。那些注释写得坦率,有时甚至豪气,带着一个“我”字走遍所有段落:我是健康的、正常的、强壮的,而萧红是体弱的、多病的、孩子气的。时间的特权在这里造成了一种不对等:注释者是历经风雨之后面对历史的审定者,被注释者则永远停在那个三十岁不到的东京异乡人的样子上——寂寞,多病,在信纸上写着“因为你一向看得我很弱”“我今天哭着写的”“我哭……失掉了哭的自由了”。

此书中,张莉做的则是“将萧红书简从萧军注释中抽离还原为萧红心声,而非被萧军注释的对象”。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调换视角的动作,却需要足够的耐心和辨别力。毕竟,习惯性解读的力量是巨大的。

萧红从抵达东京那一天起就开始在信中描述自己的身体:船上的呕吐,刚到东京时的发烧,困扰她的肚痛、失眠,嘴唇因悲伤而烧破。这些身体细节,在萧军的注释里或被一笔带过,或被归结为“体弱多病”的固有标签。但张莉注意到,萧红写疾病的方式,并不是单纯的哀叹或对自身状态的辩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信里,萧红说:“人们都说我身体不好,其实我的身体是很好的,若换一个人,给他四五年间不断的头痛,我想不知道他的身体还好不好?所以我相信我自己是健康的。”张莉称之为“属于弱势者的表达方式或者修辞策略”,只有“拂去表面的泡沫才能抵达其内在的坚硬”,有着萧红内在的锋芒。她不否认疾病的存在,但拒绝单一的“体弱”标签,在自身的矛盾中挣扎、抵抗、再生。这种辩驳是静悄悄的,不激烈,几乎被淹没在那些汇报写作进展、询问寄书情况的字行之间。疾病缠身,情感失意,异乡寂寞,但几乎每一封信里,萧红都要说到写作:稿子寄出去了,新的短篇开始了,“三万字已经有了二十六页了,不会震掉吧”;“今已超出了十页稿纸。我感到了大欢喜”。欢喜是真实的,不是表演给萧军看的自我安慰,因为有时候连萧军都不在场——她只是在信里随手写下了那一刻的心情。一个人写作写得高兴,肚子痛或者头痛也没有让她停下来。作为研究者,张莉充分尊重这位作家的“弱”,绝不把在苦难中坚持写作变成一个励志的主题,而是让那些具体的细节彼此呼应,迂回而耐心地在读者心里慢慢铺陈——写作之于萧红,是一种不可磨灭的渴望,更是一种自我确认与自我成全,也因此,“萧红的作品活过了当年指摘过她的人们,并且,还在持续迸发能量”。

02

“体”的变格

“体”,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另一核心范畴。“体”有多重含义:体制、体式、体貌、体性。古人论文,首重“体制为先”——确认文体,是批评的第一步。而“辨体明性”的要义,在于从文体入手,进而窥见作家的心性、作品的风格。

张莉这本书,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正是对萧红“文体意识”的敏锐把握。在书中,张莉反复追问:萧红为什么这样写?她的小说为什么不像“小说”?她的散文为什么有如此动人的力量?读《生死场》,她指出萧红的写法是“散漫的、缺少有机性的”,但这“散漫”恰恰是萧红理解世界的方式——她不是按照因果链条来组织故事,而是以空间结构的方式来呈现乡村生活图景。读《呼兰河传》,她指出萧红发明了一种“新语法”:“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这种“拟童体”的背后,“又有一个成年女性在回望,这最终形成了萧红的新语法,独属于她的语法”。读《商市街》,她指出萧红处理的是“不值一提”的琐事,但她有本事“把这些琐事变成闪闪发光的文字”,从而开创了“关注日常生活的现代女性散文写作传统”。这些判断,便是“辨体”——辨识萧红之“体”的独特之处,进而“明性”——阐明这一文体所承载的“心性”。

《生死场》

萧红 著

译林出版社2023年版

萧红的“体”,是不合常规的体,是“变格”的体。她的作品融合了小说、散文、回忆录的特征,这正是她的创造性所在。萧红曾对聂绀弩说:“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张莉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萧红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文体,一种能够容纳她的经验、她的情感、她对世界的理解的文体。

“体”的变格还发生在萧红对“中国性”的书写上。张莉敏锐地发现并以“弃儿”立场来概括萧红的独特视角——不是高高在上的启蒙者,也不是悲天悯人的同情者,而是把自己也放在“弃儿”的位置上,与那些被遗忘的人一同感受、一同承受。这种立场,既不同于鲁迅“自上而下”的启蒙,也不同于沈从文“自外而内”的牧歌,是一种“从内部生长出来”的视角。

《她走过无数人间》的最后一讲,题为“一个作家的重生:萧红与中国当代文学”。在这一讲中,张莉梳理了萧红对李娟、塞壬、孙惠芬、迟子建等当代作家的影响。但她并不简单地将这种关系归为“影响”,而是强调“萧红与这些同行的‘同声共气’”。萧红的意义不只在于她被多少人模仿,更在于她以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一个不被主流认可的写作者依然可以创造出照亮无数人的文学世界:李娟与萧红相遇,是因为她们都有“天真之气”,都有把动物、植物和人放在同一平面上看待的眼光;塞壬与萧红相遇,是因为她们都经历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都有直面苦难的“力透纸背”的书写;迟子建与萧红相遇,是因为她们都来自东北,都对生死有着深切的关怀,都有“把一己之悲欢放得辽远”的胸襟。

萧红的创造正是对“小说”这一文体的“变格”——她不遵守当时流行的小说规范,却以自己的方式让“小说”获得了新的可能。张莉的这本书,也因此具有了“辨体明性”的品格:她不是在用西方的“小说学”去衡量萧红,而是从萧红的写作实践中,提炼出属于萧红自己的“体”与“性”。这既能为此后专业的研究者所吸纳,催生新的问题与视野,又可以为真正意在对话的那些广大的、年轻的甚至业余的读者所分享。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说:“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这是一种极朴素、极诚恳的写作姿态。她不认为自己写的有多么“幽美”,她只是“记”下来,因为“忘却不了”。这种“记”,正是对生命经验的最大尊重,是对他人、对世界的最深情的联结。

张莉在《她走过无数人间》中的讲述,真正做到了与萧红的无限接近。这也是一次“记”。她记下的是她二十多年来读萧红的感受,是她一次次走进萧红世界的体验。她不说自己有什么“独创性”,不说自己有什么“方法论”,只是诚恳地“记”下来,因为她也是“忘却不了”,是“以心见心”。这部论著,与萧红笔下那些最动人的篇章一样,有着“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庄严沉静,有着“忘却不了,难以忘却”的强韧坚定,有着“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的生生不息——它终将在时间长河里耐住磨蚀,与一代代读者欣然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