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杜老师和张老师。在此我先做一个简要的自我定位。我本人并非社区研究的专门学者,也从未有过社区服务的实务经验。我的学术领域集中于中国文化研究,这里的“文化”取其广义,自然涵盖中国社会的组织形态与精神底蕴。今天非常荣幸能与扎根社区一线多年的张老师进行深度交流,这正是一种“理论”与“实践”、“天上”与“落地”的视角互补与思想碰撞。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我们能够相互启发,共同深化对当代中国社区问题的理解。

中国传统社区的本质:血缘、地缘与熟人共同体
社区作为一种人类聚居形态,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社区在本质上可以被概括为血缘共同体与地缘共同体的叠加。由于彼时社会流动性极低,居民世代安居于同一方水土,形成了典型的“熟人社会”——无论是北方的胡同、南方的弄堂,还是广袤乡野中的村庄,邻里之间彼此熟识,关系紧密,生活细节尽在掌握。
这种共同体内部具有多重整合机制。在血缘层面,家族宗族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单元,族长掌握着伦理教化和内部裁决的权力;在地缘层面,同乡之谊、方言共识以及共同的生活习俗,将不同家族凝聚为更大的乡土共同体,而士绅阶层则在这一层面发挥着地方治理、文化传承与公益事业的重要作用。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将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人际结构精辟地概括为“差序格局”。他以水波作喻:每个人都是自己社会关系的中心,一圈一圈向外推开,愈远愈疏,愈近愈亲,形成如蜘蛛网般的亲疏有序的格局。这种以自我为中心、依据关系远近决定行为规范的交往模式,是今天生活在现代化高层公寓中的居民完全无法想象的。
在传统的北京大院或上海弄堂里,邻里之间的关系可谓亲密无间。上海有“七十二家房客”的著名说法,指一栋原本供一户人家居住的石库门建筑,在1949年后挤进了多家住户,不得不共用厨房乃至卫生间。在这种环境下,每家每户几乎没有秘密可言,邻家来了什么客人、夫妻何时吵架,第二天便会传遍整条弄堂。甚至有一个夸张但传神的段子:连谁家的老鼠,邻居都能辨认出来。这种关系紧密到近乎透明,既是温暖的互助网络,也构成了无形的社会压力。
现代社区的兴起与熟人社会的瓦解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居住形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现代化的商品房社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典型特征是“独门独户”——电梯直达,每层仅两至四户,防盗门一关,便与外界隔绝。这种物理空间的设计从根本上重塑了邻里关系。居民之间彼此陌生,如果你不主动与邻居交往,即便居住十年之久,也可能完全不知道对门邻居的姓氏、职业乃至任何个人信息。陌生人关系成为了常态,而且人们普遍缺乏将陌生人转化为熟人的动力。
这一变迁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进程的普遍特征。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了著名的“共同体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型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社会整合的基础是血缘、地缘以及共同的宗教信仰(可称之为“信缘”),由此形成了亲密无间、相互扶持的共同体。然而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人际连接的纽带逐渐转变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人们基于法律文本、权利与义务而发生联系,而非依赖天然的情感与传统习俗。
这一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学界时,正值中国全力奔向现代化。当时的主流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必将经历从“传统人情社会”向“现代契约社会”的跨越。人情、面子、熟人关系被视为陈旧落后的象征,而契约、法律、个人权利则代表着先进与现代性。许多人曾天真地以为,只要契约关系充分确立,一个完美有序的社会便会自动生成。
理论的反思:契约无法替代共同体的情感需要
经过三十年的实践,我们发现上述认知存在严重的片面性。契约关系固然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必备工具,但它绝不足以覆盖人际交往的全部维度。张老师在实务中所描述的那些社区困境——居民冷漠、信任缺失、互助成本高昂——恰恰说明,人与人之间不仅需要契约,更需要情感连接、相互信任和共同体归属感。
重新细读滕尼斯的经典著作,我们会发现他本人从未断言传统纽带会在现代社会彻底消亡。相反,他多次强调,血缘、地缘、信缘等要素即便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依然具有合理性与存在价值。其变化的关键在于,这些关联从“固化且不可选择”的状态,转变为“自愿且可选择”的组织形式。传统基因并未消失,只是转换了表达方式——例如,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加入某个兴趣社团、某个宗教团体或某个公益组织,而这些组织在功能上依然承载着共同体所提供的情感支持与社会整合功能。
由此可见,今天我们讨论社区重建,核心问题并非“现代性不足”(即契约关系不够发达),而在于如何将深厚的共同体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其与现代契约精神相融合,重建一种既讲规则、又有人情味的社区生态。这恰恰是当前中国基层建设与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最深层挑战。

中国当下邻里关系的深度断裂:不安全感、隐私壁垒与原子化危机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中国的邻里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走上了一条偏颇的道路。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社会在契约精神方面的确领先于中国,私人纠纷诉诸法律是常态。但西方社区的活力并不仅仅源于法治传统。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敏锐地观察到,美国社会的真正生命力在于两件事:一是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居民通过自治共同体自我管理;二是活跃的宗教生活,教堂将不同阶层的人们凝聚在一起。这两条传统从未中断,使得西方社区的邻里关系中,契约与人情得以共存。一个典型的场景是:当你搬入一栋联排住宅,家具还未安顿好,旁边的邻居便会主动敲门问候,自我介绍,并询问“Can I help you?”——是否需要帮助搬运行李或指引周边设施。更热情的邻居甚至会送上自制的点心或鲜花,以表达欢迎。这是一种文明而温和的邻里礼仪,融合了现代人的得体与旧日共同体的温情。
反观当代中国,情形则截然不同。清华大学刘瑜教授曾在随笔中记录过一段亲身经历:她从英国回到北京后,依照在剑桥养成的习惯,在电梯中主动向同乘的邻居微笑打招呼,结果对方非但没有回应,反而以警惕的目光瞪了她一眼,仿佛遇到了精神异常者。这个细节虽微小,却生动地折射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中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紧张。
我们需要追问:这种冷漠的根源何在?我认为,首要原因在于普遍的社会不安全感。“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训深深植根于民众意识,加之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欺诈、盗窃、暴力事件,使得每个人都对“陌生人”保持高度警觉。这种警觉被无限放大,以至于邻居也被归入“需要提防的陌生人”范畴。人们不仅不信任陌生人,更不愿将邻居转化为熟人,形成了一种坚固的心理壁垒。
其次,现代人极度重视个人隐私。年轻一代尤其强调私人生活空间的边界感,不希望被外人窥探自己的工作、婚姻、收入乃至日常行踪。这种对隐私的捍卫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成就,但同时也阻碍了邻里间的深度交往。于是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许多人在网络上轻易信任素未谋面的网友,甚至屡屡遭遇电信诈骗,却对每天在楼道里擦肩而过的邻居紧闭心门。其中的逻辑并不复杂——网络诈骗得逞,是因为“利”的诱惑使受害者放松了警惕;而邻里之间缺乏直接的利益交换,在当今社会日益功利化的氛围下,人们往往对“无利可图”的纯情感交往失去兴趣,甚至本能地回避。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传统熟人社会的怀念,绝不意味着要退回“七十二家房客”那种毫无边界感的旧日状态。传统社区有好的一面——比如雨天邻居会主动帮你收晾晒的床单;但也有令人窒息的一面——夫妻半夜吵架,第二天整个弄堂便人尽皆知,毫无隐私可言。以这座城市为例,上海的地方文化中有一句著名的口头禅:“关侬啥事体?”(关你什么事)。这句话高度概括了上海人对个人边界的尊重。在上海,即使你年过三十仍单身,邻居也不会多嘴议论,更不会有人“热心”地给你介绍对象。这种边界感赢得了许多年轻人的青睐。
然而,凡事过犹不及。当“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成为普遍准则时,社区的原子化危机便不可避免。这种极端的冷漠曾酿成令人痛心的悲剧。大约二十年前,四川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小悦悦事件”:一名母亲因吸毒被警方带走,由于执法部门严重渎职,年幼的女孩被独自反锁在家中,长达数日无人过问,最终活活饿死。舆论在愤怒谴责警方之余,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自省——邻居们在哪里?当女孩砸门哭叫时,为何无人理会?母 亲连续数日不见踪影,为何无人感到好奇或担忧?类似的事件在南京也有发生。
这些极端案例清楚地表明,在一个完全原子化的邻里关系中,共同体精神荡然无存,每个人都是孤岛。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轻度链接”的邻里共同体——既能保障个人隐私与自由边界,又能在他人遭遇困境时伸出援手。这正是理论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必须共同面对的核心命题。
制度重建:社区自治与业主委员会的功能
明确了问题的症结,接下来便是如何重建邻里共同体。这需要制度设计与文化培育的双重努力。传统共同体是“重度链接”,其无微不至的关怀往往演化为过度干预,令现代人难以承受。因此,我们今天要探索的是一种“轻度链接”的共同体形态,在尊重个体权利的前提下,重建适度的信任与互助。
从制度层面看,首要任务是推动基层社会的实质性自治。中国古代奉行“皇权不下县”的治理传统,县级以下的广大乡村基本依靠乡绅与宗族实行高度自治。然而,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乡绅阶层瓦解后,行政权力不断向下延伸。时至今日,从街道到居委会,行政管理的触角已深入每一个小区。尽管居委会名义上是“居民自治组织”,但在实际操作中,它主要对上级政府负责,执行行政指令,而非对社区居民负责。这种“对上不对下”的定位,使得居委会难以成为居民横向联结的纽带。
在现行体制中,唯一具备些许自治特性的机构是“业主委员会”。在北京、上海及南方沿海城市,业委会已成为小区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一个小区的管理水平,不仅取决于物业公司的服务质量,更取决于业委会的履职能力。一个有公心、有能力、有威望的业委会,能够有效监督物业、维护业主权益、协调邻里纠纷;反之,如果业委会成员谋取私利,则会导致小区管理混乱、矛盾频发。
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证是上海市中心规模最大的住宅区——中远两湾城。该小区拥有数万户居民,其业委会曾通过法律途径,成功向物业公司追索回数千万元的违规收费。个体的业主若想维权,势单力薄,难以抗衡;但业委会作为组织化力量,能够聚合众力,承担起维护公共利益的重任。这充分体现了自治组织的制度优势。

文化重建:仪式、社团与“附近”空间的激活
制度是骨架,文化是血肉。要使邻里之间形成“轻度链接”,还需在日常生活层面落实一系列文化性的机制。
其一,恢复与创新社区公共仪式。 一个共同体的凝聚力,不只来源于利益交换,更依赖于公共象征与集体记忆的塑造。中国传统礼乐制度的核心便是仪式——无论是祭祀天地、拜谒祖先,还是端午竞渡、重阳登高,这些公共仪式都在不断强化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反观今日,我们将几乎所有传统节日都等同于“假期”,丢失了仪式的公共性。国庆节本应是庄严的公共纪念日,却往往变成了个人旅游的黄金周;中秋节本应是阖家赏月、邻里互赠月饼的时节,却只剩下商场促销。这种“仪式真空”使得社区成员之间缺乏共同的情感锚点。
去年在贵州等地火爆出圈的“村超”——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其意义远不止于体育竞技。它之所以引发全民关注,是因为它作为一场自发组织的公共仪式,极大强化了地域共同体的荣誉感和凝聚力。在潮汕、闽南等地区,春节期间的“迎老爷”仪式保存完好,村民们将邻村或邻县最灵验的神明请到自己的村庄供奉数日,并举行盛大的巡游与祭祀活动。这类周期性的仪式,不断宣告着“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的集体意识。而在城市社区中,一些优秀的小区也会定期举办歌咏比赛、趣味运动会、邻里节等活动,同样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这些经验说明,仪式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共同体建构的必要环节。
其二,大力扶持志愿性社团。合唱队、舞蹈队、乒乓球队、书法社、园艺小组等草根组织越多,就越能在陌生居民之间搭建起局部的、多维度的“弱链接”。这些链接不必覆盖生活的全部,但它们在特定兴趣点上建立了人际交流的桥梁。以广场舞为例——尽管部分年轻人对其扰民颇有微词,但近年来通过空间优化与管理规范,扰民问题已大为缓解。我们应当看到广场舞的本质:它并非纯粹的健身活动,而是中老年人最重要的线下社交平台。许多在家庭中难以倾诉的心事、在子女面前不便流露的情绪,都在广场舞的队伍中找到了宣泄与共鸣。舞友们之间建立的情感纽带,远比外人想象的更为深厚。
年轻人同样渴望线下社交,但他们的社交往往过度依赖线上——虚拟社群、游戏互动乃至AI伴侣。线下面对面的真实互动严重匮乏。社区应当创造条件,让年轻人也能拥有类似广场舞的线下社交载体。项飙近年提出的“附近”概念,正切中了这一要害。他指出,现代中国人的注意力要么投向“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要么缩回“个人家庭”的微观世界,唯独丢失了“500米步行可达”的附近空间。而恰恰是这个附近空间——理发店、咖啡馆、茶馆、棋牌室、便利店——本该承载着日常的熟人交往。在西方,社区酒吧是随机邂逅熟人、释放工作压力的重要场所;而中国的咖啡馆虽遍地开花,却大多是陌生人的一次性消费空间,缺乏持续的社区关系。
成都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正面范例。学者王笛长期研究成都茶馆文化,他揭示出茶馆自晚清以来便是将陌生人转化为熟人的公共空间,人们在茶碗交错间交流信息、调处纠纷、建立友谊。即便在当代,成都仍然拥有远超北京、上海的独立书店与小型文化空间,这些场所吸引着年轻人前来讨论公共议题、分享阅读心得,形成了活跃的线下公共生活。成都之所以在社区治理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与其深厚的公共空间传统密不可分。这提示我们,社区重建必须重视“附近”文化的培育,为居民提供日常化的、低门槛的公共交往场所。
空间重建:社区建筑设计的公共性转向
物理空间深刻地塑造着社会行为。当前我国住宅小区的建筑设计普遍呈现“蜂窝状”格局——极度强调户内的私密性与安全性,却严重缺乏供居民自由交流的公共区域。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公共住宅中,楼宇底层通常设有大面积的开敞空间,配置座椅、报刊架,甚至小型茶几,邻居们可以随时落座聊天、喝茶看报。这些看似简单的设计,却为邻里交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理载体。反观中国大陆绝大多数新建小区,虽有宏阔的中心广场,但缺乏小尺度、人性化的半公共空间——比如廊下、转角、庭院中的休憩点。这种设计上的缺失,客观上抑制了居民之间的自发交往。
大学校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的大学里几乎找不到能让学生自由坐下交流、讨论的小型开放空间,而西方大学则普遍重视此类“非正式交往空间”的设计。这种忽视公共性的倾向,折射出我们整个社会在建筑理念上的偏差。
建筑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被誉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的前年得主、成都建筑师刘家琨,其代表作“西村大院”是一个绝佳的反例。西村大院原是一处濒临衰败的体育休闲综合体,刘家琨接手改造后,将其设计为一个融合了酒吧、茶馆、餐馆、绿地、跑道以及各类小型工作室的复合空间。这一设计并未追求外在的标新立异,而是着力于为周边居民提供自由交往的场所——晨练者可以在跑道上相遇,文艺青年可以在茶馆中攀谈,孩子们在绿地中嬉戏,老人坐在廊下晒太阳聊天。由于其高度契合人性化的生活需求,西村大院迅速成为成都市民的热门打卡地,也赢得了普利兹克奖评委的高度认可,他们认为这个建筑“太生活化、太社区化、太人性化了”。刘家琨的成功启示我们:建筑设计的核心价值不应只是视觉上的新奇,而应回归到“为人服务”的本源,为社区的公共生活留出必要的空间。
系统性反思:全社会需要一场认知革命
以上讨论的制度、文化、空间三大维度,并非彼此割裂,而是相互嵌套的系统工程。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社区工作者、社会机构或单个部门能够独立完成。它要求我们站在全社会的高度,重新审视过去几十年的现代化路径。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尊重个人权利、保护隐私、强化契约法治,这无疑是巨大的社会进步。然而,我们曾单向度地追求效率与权利,忽视了共同体温度的重要性。过去被我们视为“落后”的人情、信任、互助,如今却成为稀缺资源;过去被我们高歌的“独立”“边界”“隐私”,在极端情况下却演变为冷漠与疏离。
这些弊端在今天已经充分暴露,迫切需要全社会形成新的认知框架:什么是“好的现代生活”?如何在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前提下,重建符合人性需求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既是物理的——需要合理的建筑设计;也是制度的——需要自治与共治的机制;更是文化的——需要仪式、社团与附近情感的培育。这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大反思,而非零敲碎打的局部修补。唯有在观念层面上凝聚共识,我们才能真正走出“共同体解体”的困局,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回失落的“附近”与归属。
本文原来是发表在财新杂志2026年9月的采访对话录,记者为杜珂,对话者为社区工作者张扬,这里整理出来的,是许纪霖教授的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