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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俊杰:用沪剧电影讲述“敦煌女儿”樊锦诗,一生坚守一件事

转自: 2026-11-04 16:30:29

如果一个人认认真真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算不算成功?带着这个问题,复旦管院“年度校友”、国家一级导演、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兼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滕俊杰校友近日回到复旦管院,向学院全体教职工和学生代表作“信仰的楷模——樊锦诗”专题讲座。从沪剧电影《敦煌女儿》出发,讲述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先生的信仰与坚守。

​国家一级导演、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兼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滕俊杰从事导演工作三十多年,执导过百余台大型中外文艺晚会,曾任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闭幕式及庆典晚会总导演。近十余年专注戏剧与电影的融合创新,作品《贞观盛事》《敦煌女儿》分获第三十三届、第三十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霸王别姬》《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分别于2015年和2020年荣获国际3D电影和8K超高清长片电影最高奖——卢米埃尔奖;并在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数次获得最佳表演奖、最佳导演奖等荣誉。

01

一个上海姑娘,为什么偏偏要去敦煌?

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樊锦诗,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疑问:一个从小在上海长大、家境优渥的姑娘,为什么非要去黄沙漫天的敦煌?

樊锦诗是地道的上海人。1958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攻读考古专业。我曾经问她:“当年为什么选择考古?”她的回答出乎我意料:“因为那时候考古专业里没有女生。”我又问:“那毕业以后,为什么一定要去敦煌?”她的回答同样简单:“因为那里没有大学生,更没有大学毕业的女生,所以我一定要去。”

就是这个近乎执拗的理由,让她在毕业时把目光投向了那个当时还远不是旅游景点的敦煌。去之前,她曾去敦煌实习,结果严重水土不服,一个多月都在上吐下泻。可她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写好了决定书:毕业以后,一定去敦煌。

她的父亲心疼女儿,托人带了一封信,让她交给北大校长,信里叮嘱校长无论如何要把这个从小娇生惯养,还得过小儿麻痹症的女儿分配回到上海或留在北京。樊锦诗偷偷拆开信看了一眼,淡淡一笑,没有把信交出去。

后来学校方面也曾劝她,以她的身体状况并不适合去大漠。樊锦诗只回答了一句:“敦煌是我的梦,我一定要去。”最后双方各让一步,让她先去三个月,三个月后一定回来。年轻的樊锦诗嘴上答应了,心里却打定主意——去了,就不回来了。

最后一去就是六十年。她把青春、学识,连同整个人生,都扎根在了那片大漠里。

02

六十年守护敦煌,靠什么坚持下来?

敦煌有多苦,只有真正去过的人才知道。我们在那里拍电影的一个多月里,就遇到了好几次沙尘暴。白天三十多度,晚上零下好几度,气温起伏大得吓人。而樊锦诗和那一代考古人,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了几十年。

生活上的难,只是最浅的一层。没有水,洗一次头要走几公里去挑水,两个星期才能洗一次;到了1981年敦煌才有了电,此前的无数个夜晚,樊锦诗都是在煤油灯下度过的。刚到敦煌的晚上,她住进泥土垒的房间,满屋顶都是老鼠,把这位从上海来的姑娘吓得几乎要崩溃,一度想第二天就回上海。可一想到自己发过的誓、下定的决心,她硬是把被子蒙在头上睡了过去,后来甚至练就了跟老鼠“同舟共济”的本领。

更艰难的是对亲情的取舍。当年,樊锦诗在生下孩子后,因为要进洞窟工作,只能把孩子用绳子绑在床上。孩子有一次滚落下来,差点滚到炉火边的煤堆里烫伤。为了敦煌,她后来把孩子托付给了丈夫,自己则一个人守着洞窟。樊锦诗与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彭金章是武汉大学考古系的创办人。为了成全樊锦诗,他主动说“孩子我来带,你就安心留在敦煌”。多年后,提起孩子时樊锦诗总是满怀愧疚,说自己对他们“没有更多照应”。

更让我肃然起敬的,是樊锦诗在原则问题上的寸步不让。敦煌是国家的瑰宝、世界的瑰宝,一些开发商看中了它的商业价值,带着介绍信来找她,要在九层楼前盖两栋五星级宾馆,还要用霓虹灯把整个莫高窟装点起来。樊锦诗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曾说:“我是敦煌研究院的院长,就算拿掉我的乌纱帽,我也绝不会让这件事发生。”有人给她送钱,她一概回避:“我要了,我就不在这里了。”

除了刚正不阿的品格,樊锦诗的前瞻眼光与智慧同样令人惊叹。二十多年前,当“数字化”“人工智能”还很少有人挂在嘴边时,她就敏锐地意识到壁画的氧化在加剧,于是大胆向中央提出用现代数字技术,把敦煌所有的壁画、雕塑、洞窟精细化地保留下来——这就是后来的“数字敦煌”。当时省里并不支持、北京也有部门不理解,她就拿出自己的工资和奖金,和团队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拍。今天,数字敦煌已成为世界文物考古领域的重要成果,也证明了她的远见。

▲ 滕俊杰作专题分享

03

信仰,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

为了拍摄沪剧电影《敦煌女儿》,我和团队做了近十年的准备工作。曾多次到敦煌深入采风,和考古学家们一起生活。我始终记得樊锦诗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不是我一个人,我有老师常书鸿、段文杰等,背后是几代敦煌人。”所以,在这部电影里,我们不只拍了樊锦诗,也把常书鸿、段文杰等几代敦煌守护者放进了镜头——向那些长眠于敦煌、也用一生守护敦煌的前辈致敬。

电影创作上,我们坚持“沪剧为魂、电影为用、真情实景、双向奔赴”。沪剧是上海的地方戏,我们保留它吴侬软语的艺术特质,又用电影的蒙太奇让它更有感染力。

电影拍摄时,我们得到有关部门批准,在文物保护专家的指导下进入洞窟实景拍摄,还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敦煌原貌。拍摄过程并不容易:四辆集装箱大卡车从上海到敦煌,行驶了2700多公里。拍摄时,道具饭菜刚摆上,就被一层沙土盖住。饰演女主角的沪剧演员茅善玉本身有恐高症,但她还是克服困难,一遍遍爬上一字梯,去感受樊锦诗和同事们每天爬上爬下的艰苦日常。而所有这些拍摄期间的辛苦,与敦煌人几十年的坚守相比,都算不了什么。

电影制作完成以后,我们通过一次次放映,让这份坚守和信仰随着电影走向了世界。它被带到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带到联合国维也纳总部、欧盟布鲁塞尔总部放映。放映结束后,许多外国观众站起来说,他们决定要去敦煌看看。文化的价值,就这样成为一种润滑剂、压舱石,让世界真正听见敦煌、看见中国。

樊锦诗先生还做了一件让无数人动容的事:她与丈夫一起,将这些年来国际学术机构对她科研工作突出成就授予的奖金、著书立说的稿费共2000多万元全部捐献给了母校北京大学和敦煌研究院。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她说:“爸爸妈妈不留钱给你们了,你们已经长大,要靠自己努力。”她还说,将来去世以后,也要埋在敦煌,和前辈们一起继续守护这片土地。

在我看来,樊锦诗的精神可以凝练为四点:一是不畏艰难、坚韧死磕;二是勇于担当、绝不妥协;三是学养深厚、超前创新;四是节俭奉公、甘于清贫。她用一生在证明:成就事业需要信仰,追求信仰需要咬牙坚持。吃得苦中苦,方能出成果。

对于一辈子认真只做一件事算不算成功,樊锦诗用六十年给出了答案。她把个人理想融进了国家的需要,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脚下的土地。我相信,这样的坚守,就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成功。


文字 | 傅文婧


本文首发于复旦管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