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 锦
原刊于《书城》2026年10月号
韩愈的功绩,在他去世不久,门人李汉的《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就作了盖棺论定,后人大都认可,倒是苏轼概括得最为精练——“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众所周知,古文运动是对骈文有意识的反拨,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有鲜明的体现。形式上追摹“八代”之前的散体文字,内容上确立儒家的“道统”,文与道相辅而行,所以苏轼那样概括。

《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全七册)
〔唐〕韩愈 著 刘真伦 岳珍 校注
中华书局2017年版
古文运动无疑做出了伟大的文学贡献,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韩愈文与道相辅而行的理想,毕竟没有实现,这是我们今天认识韩文需要首先注意的。韩愈提出“道统”,得到儒家学者一致的肯定,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话题之一。这首先有现实的原因,即唐宋时期特殊的社会风俗。吕思勉说:“隋、唐、五代,为风俗侈靡之世,盖承南北朝之后,南方既习于纵欲,北方又渐染胡俗也。”经过贞观、开元两个盛世,社会经济的骤然繁荣加剧了风俗侈靡的严重性:“唐初虽失之侈,尚非不可挽救,流荡忘返,实始高宗,至武后而大纵,玄宗初,颇有志惩革,后乃变本加厉。”(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21、723页)风俗侈靡,自然鼓动人心趋于欲望的放纵,这和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教导相背离。而唐代的科举制度,使士大夫阶层自幼及长处在儒学熏染之下,于是文化教育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背离使他们受到夹逼,往往表现出颇为特别的矛盾性格,白居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白居易一边写着自炫居处奢侈之文字,而被责问:“此竭几农夫、几绩女之力,而后能供之乎?”(同上书,第724、725页)一边板着面孔说道:“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与元九书》)到了宋代,科举制度促成文官制度的完善,士大夫阶层完全取代门阀势力成为社会主导力量,他们推崇儒家的价值取向逐渐压倒了世俗颓风。在这两样势力的消长过程中,韩愈提出“道统论”,可以看作一个转折,同时也有学理的原因,这个“道统”原本就贯穿在儒家的学理之中。如牟宗三指出:“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线相承之道,其本质内容为仁义,其经典之文为《诗》《书》《易》《春秋》,其表现于客观政治社会之制度为礼乐刑政。此道通过此一线之相承而不断,以见其为中华民族文化之命脉,即名曰‘道统’。自韩愈为此道统之说,宋明儒兴起,大体皆继承而首肯之。其所以易为人所首肯,因此说之所指本是一事实,不在韩愈说之之为‘说’也(此非是一个人之学说之问题)。唯韩愈说之,有点醒之用耳。”(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3页)韩愈以其敏锐的感觉,适时提出“道统论”,也算开了理学的风气。儒学的衰落,风俗的侈靡,正与骈文的盛行相呼应,韩愈反拨骈文追溯到儒学,也再自然不过了。

书影选自《昌黎先生集》
〔唐〕韩愈 撰 〔宋〕廖莹中 辑注
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咸淳廖氏世䌽堂刻本
中国书店2025年版,四函三十二册
或许关乎气运吧,韩愈生得略早了些,“道统”的绝而复续不在他的时代,尽管他颇有遥承孟子的气概,但儒家公认能够承接孟子之后道统的却并不是韩愈,而是宋代的周敦颐、张载、二程,甚至还开始了对韩愈的指责。苏轼竟然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韩愈论》)不论苏轼是否故意夸大其词,这个论调确实成了后来儒学正统的共识。朱熹说:“如韩退之,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陆九渊说:“韩退之是倒做,盖欲因学文而学道。”(《象山语录》卷上)意思都是韩愈不过好道之名,但并不否认他的文章。那韩文果然与道相辅而行吗?这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韩愈文章气势宏大,也就容易让人想到孟子,贝琼说:“韩子之文祖于孟子。”(《潜溪先生宋公文集序》)孟子是“道统论”里的关键人物,他一死,道统“不得其传”(《原道》)。如果韩愈文章能与孟子相匹,承续道统看来很自然了。韩愈有个很出名的观点:“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答李翊书》)论者,甚至韩愈自己,可能都会将这里的“气”联系到孟子的“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况,孟子本来就将“气”和“言”并提,所谓“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不过,反复对比两人的文字,其间的差异非常明显。孟子之气,如他所说,是“配义与道”,故而七篇文字从不强词夺理,坦然直陈,自然至大至刚。韩愈很多地方就不免强词夺理了,比如《谏迎佛骨表》,论断始有佛法之前历代帝王年寿俱高,之后则“事佛渐谨,年代尤促”,论据不可靠,论证也避实击虚,与孟子的据理力争全然异质。韩愈只是将“气”附于“言”,以为讲得有声势就在理上占优势,似乎忘了“气”应该“配义与道”,这便是陆九渊所说的“倒做”了。究其根源,韩愈并不像孟子,也不像理学家,对于道没有“实用功处”。孟子的文章自然而然与道相辅而行,韩愈没做到,贝琼的说法实在太过表面了。
还有人也想到司马迁,储欣说:“深造孟子,陶铸子长,勒一家之言。”(《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总序》)乍看似乎也有道理,司马迁作史本为“发愤”:“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抒情相比,“发愤”更近于“使气”,而韩愈“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的著名说法里同样蕴有不平之气。比起孟子,韩愈和司马迁在内容上更贴近,上不及性,下不及情,性情之间恰是气。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讲灵魂有三个部分,正对应这性、情、气,气很特殊,可以近于情,如所谓“酒色财气”,也可以近于性,所谓“激于义愤”。也许司马迁比韩愈更接近性一些,但实质上终究同在气的层次。
读他们的文章,也有个很明显的差异,韩愈显得精致。这就必须从中国文章的美学形式上再作思考。“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一直被文论家津津乐道,但《左传》的时代可疑,我宁可相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是先秦直到西汉前期文章写作的基本态度。这段漫长的时期中,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表达思想,所附带的文采全出于作者的天才,很少出于艺术的法则。从审美看,会让人感到类似康德所说的缺乏鉴赏的天才。司马迁的文字尤其显得乱头粗服,似乎在刻意破坏形式上的美,从而将本质的美显露无遗,一如李白之诗、苏轼之词。但从西汉后期开始,扬雄、刘向、刘歆、班固、张衡、蔡邕诸人的文章,逐渐显出对法度的重视,最终占了压倒性的优势,却又缺乏类似天才的鉴赏。和《尚书》《国语》《史记》相比,《左传》文章的法度性极强,虽说不能坐实为刘歆的伪作,也很让人疑心是他那个时代的人根据流传史料编订的。这时代的烙印,有时考证无法解决,也只好付之观风望气了。韩愈在司马迁之后,不可能看不到这个时代差异,也不可能不去追摹那些法度,即使他的艺术天才比别人强得多,也不可能重返那缺乏鉴赏的天才的审美了。这是韩愈文章显得精致的原因,钱基博隐约意识到这一点,他说:“指归本之六经,气格融蜕两汉,议论学贾谊、董仲舒,序跋似刘氏向、歆,传记橅(摹)《国策》《史记》,碑志参班固、蔡邕,而运以司马迁之逸气浩致,以上窥周秦诸子之宏肆,缀以扬子云之奇字瑰句,以下概班、范二书之雅健。所以起八代之衰,只是集两汉之成。”(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二章第十一节)钱基博认为韩愈的古文转益多师,但基础在两汉,更根本的原因却在于两汉为中国文章转变之一大枢机,韩愈不能不重视这转变。
《中国文学史》
(全三册)
钱基博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法度成为书写追摹的标杆,在审美上确有优长,可以超越语言的空间性而“雅”,超越文字的时间性而“古”,即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里讲的“古雅”。这篇文章举的第一个例子恰好也是西汉后期以来的文章:“西汉之匡(衡)、刘(向),东京之崔(瑗)、蔡(邕),其文之优美宏壮,远在贾、马、班、张之下,而吾人嗜之也亦无逊于彼者,以雅故也。”班固、张衡只是相对而言,比之贾谊、司马相如,其对法度之关注已经颇为明显。在娴熟掌握了法度的运用后,即使文章内容空泛、天才缺乏,也能在表面上显得很像那么一回事。到了魏晋审美自觉的时代,法度更是空前地受到重视,字法、句法逐渐趋向极端。用字从精致走向典丽,典故的运用变得频繁,造句从整齐走向对仗,声调的和谐也更加讲究,“四六铿锵”的骈体文形成了。骈文严苛的形式化一直受到批评,被认为妨碍了正常表达,但从法度的完善角度看,它的出现和风行未尝不是中国文章自然发展的产物。文章中骈文和古文的区别,一如诗歌中近体和古体的区别,古文和古体的法度性弱些,骈文和近体则是极端地强。但近体成为诗歌的顶流,骈文则在韩愈的冲击下成了文章的一个小宗,其根本的原因,还是文章更重表达,诗歌更重审美。但韩愈反拨骈文,却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对之完全摒弃,反而尽最大的努力保留了骈文在法度上的所有优势。
韩愈不仅不会回到先秦到西汉前期忽视法度的时代,也不会回到骈文流行之前略讲法度的时代,他变化骈文的法度,创造了一个古文的绚烂时代。说绚烂,是他把古文的法度表现到了极致。这很像古体诗,在近体诗出现前,完全不用讲格律,读来顺畅自然即可。一旦近体诗出现了,古体诗也开始刻意讲求点儿格律,但其格律并没有近体诗那样明确,只是避免一下近体的声调而已。但在天赋很高的诗人那里,古体却出现了千变万化的声调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韵律感。赵执信《声调谱》、王力《汉语诗律学》对古体格律的归纳,均不足涵盖那些千变万化的形式。这是那些天才诗人出于法度又逾越法度的创造,套用康德的话,可说是超越鉴赏的天才。晚年杜甫和江西派诗人热衷的拗律,也都是同样的用意。韩愈的古文,就和近体之后的古体或拗律相似,以天才创造了特别的法度,于是不但和骈文不同,也和秦汉文章不同。这法度也一样难以归纳,后人一再摸索,终于在桐城派那里笼笼统统地讲了个大概。刘大櫆懂得法度不能从形迹求之,便讲玄一点儿:“神者,文家之宝。”“神”出于法度又逾越法度,他说“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又说“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反复纠结,最终仍得落实在形迹上。他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仔细想想,其实也就是骈文的基本法度,只是为了不确定,不拘泥,他将之泛化向更宽广的视域——文贵奇,文贵高,文贵大,文贵远,文贵简,文贵疏,文贵变,文贵瘦,文贵华,文贵参差,文贵去陈言,透出些出于法度又逾越法度的灵活性。以刘大櫆的观点来看韩愈的文章,韩文之“神”,苏洵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这样的“神气”,不可见其究竟,乃求之音节。韩文的音节,于四六铿锵之外别有一种错落顿挫之致,这是其“神气”的主因。但音节又不可准以规矩,便求之字句,这方面很多,举凡句式的参差、语辞的点缀等等,可见韩愈的转益多师。但我强调一点,就是他对骈文的借鉴,骈文由于四六句式的约束,经常将语序倒错,将词性活用,他都用到了古文里。如《原道》里:“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如以正常的表达陈述,肯定不见精彩,但经过活用倒错,音节一下子振作,神气也开始生动了。我甚至以为,如此过度追求形式的效果,韩文和骈文的亲缘其实比古文还近。不仅韩文,韩诗也以过度追求形式效果的方式在探索,只是他不幸生在杜甫之后,再不能取得如古文般的伟大成就,但也足够对宋诗产生关键的影响了。他一定要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未免大言欺人。钱基博说“所以起八代之衰,只是集两汉之成”,也忽视了韩愈的多方汲取,他绝没有摒弃骈文。
韩愈“欲因学文而学道”的“倒做”,又和骈文有着如此密切的美学渊源,我们实在不能说他的古文与道相辅而行了。古文运动一直在“文者贯道之器也”(李汉《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的号召下前进,到宋代欧阳修同样力倡“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终于被理学家窥破究竟。程颐毫不客气地批评古文:“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朱熹直指了古文家:“今人说要学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难之事,却全然不曾着力……其能言者不过以己私意,敷演立说,与圣贤本意,义理实处,了无干涉。”古文家“只是要作好文章”,与道全无干涉:“予谓老苏,但为欲学古人说话声响,极为细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韩退之、柳子厚辈,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韦中立之书,可见其用力处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究竟何预己事?却用了许多岁月,费了许多精神,甚可惜也。”(朱熹《沧洲精舍谕学者》)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周敦颐为什么重新强调“文所以载道也”(《通书·文辞》)。这是要求文与道相辅而行的真正自觉意识,受到理学家的极力称赞,如王柏所说:“李汉曰:‘文者,贯道之器。’以一句蔽三百年唐文之宗,而体用倒置不知也。必如周子曰:‘文者,所以载道也。’而后精确不可易。”(《题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后》)但这一理想毕竟从未真正落实,杨时对汉至唐千余载的文章历程作了简略回顾后感叹:“自孔子没,更战国至秦,遂焚书坑儒士,六经中绝。汉兴,虽稍稍复出,然圣学之失其传尚矣。由汉至唐千余岁,士之博闻强识者,世岂无其人邪?而卒未有能窥圣学之堂奥者,岂当时之士,卒无志于圣人耶?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韩愈,盖尝谓世无仲尼,不当在弟子之列,则亦不可谓无其志也。及观其所学,则不过乎欲雕章镂句,取名誉而止耳。然则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圣人,而特患乎不知圣人之所以学也。”(《与陈传道序》)但全然轻视审美法度的理学家,也完成不了这个任务。可以说,韩愈在提倡古文运动的同时,也给古文留下一个沉重的课题:文与道如何相辅而行?
也许有个玩笑可以顺便提及,有朋友问我:到底韩文好还是柳文好?我思索再三,还是说,韩文好。因为柳宗元的文章如果内容空泛了,往往提不起兴趣读,但韩愈哪怕写得再空泛,甚至连论证都强词夺理、不合逻辑,还是忍不住要看。这是文章自身的好,就算形式主义了又如何?当然,我也不反对理学家的批评,更不回避世间的撕裂,引起我们深思的往往正是撕裂,不是圆满。“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这是智者何样深沉的慨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