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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钊|法治思维与辩证思维的关系探究

转自: 2026-11-05 07:30:00

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需要法治思维与辩证思维的融贯。法治思维的诸多悖论需要运用辩证思维来化解。虽然法治思维与辩证思维是不同的思维方法,但是法治思维中蕴含辩证思维的运用。法治思维的共相是据法思考,基本框架是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据法思考不是单向度根据制定法的思考,而是“法律注我,我注法律”的思维过程。据法思考之“法”并非现成的制定法,需要在语境中重新定义。法律运用是一般法律的具体化,包含人与法、法律与社会的互动。辩证思维为解决诸多基于形式逻辑的悖论提供了可能。语境中的法治思维,既要秉持据法思考的基本框架,也要正确使用辩证思维,认真贯彻持法达变等规则。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需要坚持和提高的七大思维,即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 法治思维与其他六大思维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的思维体系。七大思维相互支撑,铸成了科学系统的思想方法。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法治思维具有其他思维不可替代的作用。法治思维与其他六大思维的关系,是科学思想方法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重点探究法治思维与辩证思维的关系。尽管两种思维方式运用不同逻辑(法治思维运用形式逻辑,辩证思维运用辩证逻辑),但两者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具有兼容性。法治思维的悖论可使用辩证思维化解。与法治中国建设相匹配的法治思维模式,需在两种思维的融贯中完成。法治思维是基于形式逻辑的建构,其元规则是据法思考,据法思考之“法”的塑造包含辩证思维的运用。据法思考之“法”虽然包含法律的明确性、稳定性、一般性、体系性等特征,但不等于制定法,它是在语境中,根据制定法以及社会、案件等因素重新整合而加以确定的。笔者试图在坚守据法思考这一法治思维共相基础上,运用辩证思维化解法治思维的悖论。辩证思维是我国学者的强项,如果缺乏对法治思维共相(据法思考)的坚守,那么法治思维就难以被塑造。如果不运用辩证思维,那么据法思考的法治思维就难以实现对悖论的化解。

一、辩证思维衍生的法治思维悖论

悖论是与自洽对应的概念。自洽指命题的无矛盾性、可推导性及封闭性。悖论指思维不能自洽,存在矛盾及推论的不可能性。虽然悖论是逻辑问题,但与辩证思维具有一定关联。从逻辑思维角度看,只要前提出现问题,逻辑自洽便不可能。法治思维是以法律为依据的决策思维。从思维模式角度看,法治思维是运用推理及体系方法来解决纠纷。以据法思考为特征的法治思维,强调思维过程与结果的逻辑自洽。思维前提的模糊及方法的矛盾,会因推理不能而导致悖论。如果法律是不确定的,那么会导致法律推理不能。即使根据制定法规范展开的推理,也可能因作为前提的一般性法律存在异质,导致系统紊乱。例如,刑法与民法、民法与行政法、行政法与刑法的边界不清,使有关法律责任认定的系统出现紊乱。在出现悖论的情况下,就需要运用辩证思维化解。据法思考带有思维依据的单一性,而运用辩证思维可更全面地认识法律。但不恰当地运用辩证思维,会打断制定法思维之演绎推理、类比推理及体系思维的进程,衍生出以对立统一之整合思维代替逻辑思维的现象。在法学史中,有关法思维的悖论常被提起,并对化解悖论的方法进行了诸多探索,但运用辩证思维化解法思维悖论的论证并不充分。对法思维而言,人们更愿意从形式逻辑角度观察,而缺乏对其进行辩证思考。

(一)

法治思维是“共相不变,而法常变”的思维模式

从辩证思维角度看,法治思维是据法思考的“共相不变,而法常变”的思维方式。以法之名展开的法治思维,虽然带有强烈的形式逻辑色彩,但不排斥辩证思维的运用。通过名实相符的辩思,可以看清法治思维的本质。据法思考是一般法律的具体化,但具体化不仅是对一般法律的意义释放,而且是名实相符的辩思过程。古人提出的名实相符对论证法治思维有重要意义。战国时期的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提出“夫名,实谓也”, 认为名实不符便是非。“只看名实是否相合,便知是非:名实合,便是‘是’,名实不合,便是‘非’。是非既定,赏罚跟着来。” 名实相符不是静态的推理,而是包含对事实等因素考量的动态思维。名实相符不容易做到。因为古人对“名”的认知是在动态思维中界定的,没有走向纯粹形式逻辑的探究之路。“名”是名词思维,与动词相区别,相当于逻辑思维方式中的概念。然而,很多人对“名”的理解超越了名词概念的范畴,是在辩思关系中完成的。古人早就看到了概念思维的弊端,因而主张“德主刑辅”“道法自然”,即使是名家学派也从动态意义上理解“名”。

公孙龙从“变”的角度阐释“名”的含义。对《公孙龙子•通变论》中描述的变化,冯友兰将其理解为“共相不变,个体常变”。 将其运用于对据法思考的理解,即在法治思维中,虽然据法思考的思维结构不变,但据法思考之“法”会在语境中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法律意义的根本改变,而是个体在语境中确定新的所指,即法律适用需要事中变通或完善。完善主要是对制定法的衡量及根据法律思维规则的重新组合。制定法思维之所以难以贯彻下去,是因为复杂的社会事实与制定法概念、规范之间存在太多名实不符的情况。为使制定法的有效实施,才出现了松动制定法的解释、衡量及续造的现象。“名家的通变理论与法家的变法思想是有一定区别的。” 法家的变法指立法变更,名家的变法指在执法司法语境中改变名实关系,属于法律方法论的范畴。名家的思维不拘泥于“名”的指引,而是在变化中理解名实关系。

当代诠释哲学的出现为“共相不变,而法常变”的法治思维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中,理解、解释和运用三位一体不可分割。解释以理解为基础,解释是对理解的说明。理解本身就包含运用,运用不可能离开理解和解释。虽然据法思考的基础是形式逻辑,但由于据法思考之“法”是变化的,因而在法治思维中也有运用辩证思维的情况。变化的法律是在语境中对一般法律的具体化,即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虽然据法思考强调了法律规范的指引作用,但不是单向的指引,而是包含人与法律的关系互动。不过,在辩证思维中据法思考不变的是模式,变化的是据法思考之“法”。法律运用者是在“表达努力进行思维,而思维则努力得到表达。” 法律的意义不仅在于定义或者解释事物,其核心功能在于促使行动。“法律规范的真义,唯有透过诠释,才能够体认。而法律诠释则有赖方法论,职故,法学方法论可谓是法学认知学之心脏,因唯有其始能产生动力。” 制定法是用语言帮助、引导人采取行动。制定法规范不仅是语言的表达,而且是对行为的召唤。

然而,制定法只有在理解后才能运用,而理解是对制定法意义的重新塑造。在重新塑造的过程中,既包含对制定法的服从,也包含对语境因素的考量。重新塑造的目的不是创新,而是重新确定据法思考之“法”。据法思考是运用概念的心理活动,是正在发生的心理事实,不是纯粹逻辑符号的运用,而是包括了能够意识到的语境因素。语境“指的是在某一特定情境和特定时间点的言语参与者对世界的认识。” 语境因素包括对角色和地位、空间与时间、正式程度、媒介、适当主题等信息的考量。语境下的据法思考不是纯粹的推论形式,而是包括了基于事实及其他社会规范等语境因素的论证。语境因素的介入使辩证思维介入法治思维有了必然性。但是,辩证思维进入据法思考的模式,不能改变法治思维的共相。据法思考依然是法治思维的基本框架。如果运用辩证思维理解法治思维,就不会产生悖论。然而,对形式逻辑思维的偏执及对辩证思维的错误运用,引发了不少悖论。

(二)

逻辑自洽及引发的悖论

在主张逻辑自洽的概念法学看来,据法思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据法思考的前提是明确的、稳定的法律。依据稳定的知识、明确的规范进行的思考是线性思维,使用的术语必须有准确的定义,命题要有充分的依据。法律推理之法律,必须是明确的规范。只有这样,据法思考才能进行。但是,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一般性法律不尽明确,即便是明确的法律,也会因为理解的介入出现模糊及意义流动。现实主义法学及后现代法学指出了法律的不确定性及其意义流动性,并论证了据法思考的不可能性及法治命题存在的危机。如果前提是明确、稳定的,那么推理就可展开;如果前提是变化的,那么会出现推理不能。在规范法学看来,作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法律是明确不变的。恒常明确的法律是法治思维的依据。但是,由于法律实施的主体是人,法律实施的过程包含人对法律与案件事实等关系的思考,因此人与法律、法律与事实的互动使法律的意义处于流动之中,在后现代法学看来,这既导致了据法思考的推理不能,也引发出法治思维不能成立的论断。

据法思考的不可能性,还来自复杂社会关系对法律的拷问。现代法律的本质是对权力的规训,然而由于社会中的权力运行极其复杂,因此究竟是权力规训法律,还是法律规训权力,不能一概而论。法治是对复杂社会关系的调整,在调整中必须有人的参与,这使法律运用必然介入主观选择。地方性知识及个人价值偏好会影响选择,会动摇据法思考的决心。制定法是一般性的规定,与复杂的社会存在张力,对各种张力的考量使据法思考变成了对法律意义的整合。这构成了反基础法学的理论基点。反基础法学的研究者发现,制定法是用文字表达的,而文字本身存在模糊性及在语境中的意义流动性。虽然三段论推理依据的是法律的明确性、稳定性,但思维过程是在展现意义的变动性。在反基础法学看来,据法思考之三段论一遇到推理前提的变化,就会因推理不能而衍生悖论。由于据法思考是人在运用法律,因此据法思考之“法”不是静态的制定法。运用制定法离不开人的理解与阐释,而所有的理解都是人的自我理解。理解是一个事件,是文本与事实、文本与理解者的遭遇。每个人理解的意义都是动态或流动的,只要有理解,理解便会不同。这就衍生了据法思考之“法”是不确定的悖论。

对据法思考不可能性的逻辑追问,还有如下似是而非的论据。

1.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质疑

由于事实与法律不同质,因此根据事实推出法律结论在逻辑上是个难以成立的命题,因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从形式逻辑的角度难以成立。为解决这一问题,德国法学界出现过“法律就是制度性事实”的论断。由于法律是制度性、规范性事实,所以“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能够推演下去。如果把这一原则纳入辩证思维的视野,那么很容易得到证立。因为,用辩证思维理解法律实施,是将法律纳入常与变的思考模式,即用法律的变化消解法律与事实间的异质。通过“法律注我”展示以法律为准绳,通过“我注法律”赋予事实法律意义,进而使“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演绎推理成为可能。辩证思维不是在法律与事实之间建立推理关系,而是在事实与法律之间搭建对立统一的桥梁。需要注意到,法治思维不是纯粹的辩证思维运用。不仅三段论的据法思考是思维的元规则,而且在一般法律和具体事实间的统一,绝对不是由事实统一法律,而是运用法律赋予事实法律意义。用事实统一法律属于那种“沉浸于特殊就是要把辩证的内在推向极端” 的思维方法。在法律与事实关系问题上,法治思维强调了现行法律对思维的约束,不认为法律一定要屈从于事实。即使是从实际出发,也需要尊重法律体系的存在。

2.对法律一般性和案件特殊性关系追问导致的悖论

在辩证思维中不存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悖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运用辩证思维可以化解。但在据法思考的模式中,普遍性的法律与特殊性的案件之间不能直接建立推演关系。普遍性的法律规范需要涵摄特殊性的事实。如果前提难以涵盖事实,那么可能出现推理不能或违背形式逻辑的思维。需要注意到,“辩证法把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差异加以展开,而这种差异却是由普遍性所主宰的。” 但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据法思考常常出现普遍性的法律难以涵摄(主宰)的特殊案件,即疑难案件。疑难案件给据法思考提出了难题。辩证思维可以化解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由于辩证思维是为和解服务的,秉持主体优先规则,因此,单纯依据辩证思维难以产生据法思考要求的合法性。在辩证思维中,法律只是对立统一所要考虑的对象。与法治思维主张的法律自主比较,辩证思维存在思维方向上的调和性,不是解决问题的推论方法,而是对法律进行全面认知的工具。可用于决断的法治思维不能仅停留在认识阶段。用法治思维化解矛盾,需要拿出具体的用于决策的法律,确定据法思考之“法”。然而,语境中具体法律的获取不仅是依据一般性法律的思考,因为辩证思维会像水流一样渗透到据法思考的不同环节中。但是,因为对辩证思维的这一功能有不同的认识,所以衍生出基于辩思的悖论。这一悖论是把法律当成静态的规则,忽视了据法思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三)

对制定法辩思运用引发的悖论

在据法思考的模式中,制定法的概念、规范、原则是影响或支配思维的要素。在辩证思维中,概念、规范、原则等成了思考的对象,对法律意义的获取不是靠演绎、归纳,而是在法律与社会因素的思辨中获取。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预设了所要遵循的方法论,但背负了一个沉重的负担——辩思很可能把清晰的规定变成混乱。法治思维的自洽性并不能排除法外因素的介入,然而由辩思衍生的混乱可能会中断推论,使基于形式逻辑的推论模式难以进行。纯粹依据法律的思维决策,无论是看问题的角度,还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带有片面性,不属于对事物和行为的全面认识。 因而,法治思维的自洽性要求是盲目崇拜制定法思维的产物,包含太多理想主义成分,其推理的不可能性,早已被现实主义法学及后现代法学理论“戳破”。在后现代法学看来,正是法律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推理不能,出现了法思维的悖论。

为了保证据法思考的可能性,法学家朝着法律的形式化方向使尽了全力。创设了法律规范体系(包括法律的法典化),目标就是解决法律的明确性问题,使据法思考能够实现。然而“只有在通过创造大量的内容意义关联为其奠定基础时,才能建立起线性的论证链。思维必须从根本上把自身纳入世界之中,然后才会想到把它捆进形式规则的束身衣里。” 对法律的形式化努力,是用逻辑引导思维。可是法律实施是人与法、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互动。这就使法律实施自洽的方法难以成立。“把所有的思维缩减为形式规则的实施,是一种无望的举动。这样的举动就像明希豪森试图靠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沼泽中拉出来。” 在形式逻辑思维中引入辩证思维,把思维的依据变成思辨的对象,会破坏三段论的推理模式,即辩证思维的整合性(如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原因结果的使用),打断了演绎推理的系统。这使根据法律的推理变成了法律意义的重构,进而使根据制定法的思考成了空想。整合性思维是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思辨中获取意义的。这与根据制定法进行思考有很大的区别。对法律的整合思维意味着,法律运用不仅是依据制定法的思考,而且包括在语境中对法治理念、法律精神、法律价值、法律方法等的使用。

另外,还有基于体系思维与问题思维关系辩思引发的悖论。有学者把法治思维界定在法律体系之内,引发了逻辑思维与辩证思维的矛盾。仅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诠释法律的意义,等于把法律与其他现象的关系搁置起来。体系思维尊重制定法规范的形式性、规范性,是用概念、规范及逻辑思维规律对事实进行剪裁。这种思维的特点在于注重法律的形式性,但在考虑体系因素时,会忘记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为实现法律规范与社会其他因素的逻辑一致性,需要对概念、规范和价值、社会事实等进行整合。这里的逻辑问题在于,整合是不是对制定法体系的破坏?整合会不会使规范体系解体?如果法律体系是自足的,那么辩证思维就没有用处。由于形式化法律体系不能消除所有异质,因此人们难以彻底完成形式化。概念化、规范化、体系化的法律,只是对社会现象的抽象。一般法律与案件事实存在天然的缝隙。法律运用是形式法律与事实的统一。然而,一旦运用辩证思维进行对立统一,体系的逻辑一致性就会瓦解。因为“体系是展示总体的形式,他没有任何东西遗落在他之外。” 形式化的法律体系根本无法做到一览无余、包罗万象。现在很多人对体系逻辑的运用,只是把体系当成修辞,是用体系美化装饰思维过程。人们没有意识到,辩证思维包含瓦解体系思维的风险。过于注重体系对事实的剪裁,无疑是“在‘法律逻辑的梦幻’中前进。”

法律方法论早就对法治思维的悖论进行过探究,主要表现在对制定法思维的反思。立法者的宏伟目标是为据法思考、依法办事提供现成的前提,设想所有的法律规定都是明确的规范。只要法律是明确的,经执法者、司法者加以实施,法治就能实现。然而,这是一种对法治思维的简单化认知。即使在制定法实现法典化的情况下,也没有改变萨维尼在200多年前提出的命题,即使再完善的制定法,也需要在实施语境中重新定义。 法治思维悖论出现的原因在于:把据法思考当成法思维的元规则,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形式逻辑思维规则的恪守,但在对法治思维模式的塑造中没有引入辩证思维。据法思考的悖论是形式逻辑思维的延展,其揭示的是思维过程的矛盾。这里所谓的“悖论”,其实是辩证思维讲的矛盾。这些“悖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对制定法思维封闭性的固守。但从这些“悖论”中不能推导出法治思维的不可能性的结论,因为这些矛盾只是揭示了形式逻辑思维的局限性。辩证思维的优势在于能够解决矛盾。反基础法学关于“悖论”的论证,不是为颠覆法治命题,而是为再次塑造法律意义提供了契机。对制定法思维的完善或修复,是辩证思维要努力解决的问题。从德国法学方法论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到,法治思维经历制定法思维(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衡量思维(价值衡量、利益衡量、法益衡量)到修辞论证思维的转向。在转向研究中,通过对这些悖论的反思,建构起以制定法思维为基础的弹性框架。法治思维不是纯粹的制定法思维,而是包含各种法律方法使用的弹性模式。

二、用辩证思维化解悖论的可能性

由于制定法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如模糊性及意义的流变性等,加上所欲调整社会的复杂多变性,导致语境中的法律呈现不确定状态。不确定的法律导致据法思考难以为继。然而,推理不能的悖论,只是认识方法的错位或对逻辑推理前提的误解,而非真正的推理不能。法律方法论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解释和论证等方法化解这些“悖论”,其中基于形式逻辑产生的悖论可以运用辩证思维予以消除。在据法思考之中蕴含有人与法律、社会与法律的关系互动。法律实施包含有人对法律的理解、解释和运用,实质是“法律注我,我注法律”的过程。然而,很多人对据法思考的认识,只注意到了思维过程的“法律注我”,忽视了“我注法律”。成熟的法治思维是在据法思考的基础上融进辩证思维,法治思维与辩证思维存在互补关系。

(一)

据法思考之中包含辩证思维

悖论的实质究竟是指据法思考的不可能性,还是指据法思考的局限性?这个问题值得深究。如果是不可能性,那么就否定了法治思维的命题。如果是局限性,那么就意味着缺陷可以弥补。悖论是基于形式逻辑的思考而衍生的,即把据法思考之“法”视为制定法条款,可是制定法条款并不能自动产生意义,必须在人理解之后才能运用。理解是一个动态过程,其衍生的意义是流动的,而根据流动的意义进行推理是不可能的。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这就是推理不能的悖论。但从辩证思维的角度看,这不是悖论,而是三段论的局限性。就三段论的局限性而言,萨维尼在200多年前就提出了在语境中重新定义的解决方案。 之所以需要重新定义法律的意义,是因为制定法是一般性的规定,法律实施需要在语境中具体化。一般法律的具体化其实就是在立法之后重新定义。在对法律重新定义以后,法律推理就可以进行。这是从辩证思维角度所理解的据法思考。所谓悖论,是把制定法当成了静态的规范,而没有意识到制定法运用是一个动态过程。对据法思考的线性理解,夸大了制定法思维的局限性。局限性可以通过方法的使用予以弥补,而不能代入对法治思维的否定。对据法思考之“法”进行辩证理解有重要意义。

第一,可以避免把法律当成纯粹的技术工具。辩证思维与法治思维的关系,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关系。在据法思考中介入辩证思维,打破了对法律逻辑工具主义的迷思,跳出了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运用整体、变化、系统等方法,全面认识理解据法思考之“法”。据法思考不仅包括根据条款及规范体系的思考,还包括有目的的观察。在对目的的识别中,不仅有立法者蕴含于法律条款的目的,还有法律运用者的目的。基于整体思考的要求,需要把辩证思维植入法治思维。从形式逻辑角度看,矛盾就是悖论。但从辩证思维角度看,矛盾不尽是悖论,很可能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即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辩证思维的主要使命,是要化解思维中的矛盾。需要意识到“在体系的真正力量中还包含了潜在地超出体系的力量。” 据法思考之“法”可以在具体化过程中得以完善。试图用制定法化解所有矛盾是做不到的。我们不能把三段论的前提需要完善当成否定法治思维或法律思维的论据。

第二,可以提升法律的自我更新能力,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法律实施不仅需要顺从语义、洞察体系,还要进行带有目的的思考。法治不仅需要刚性规则,还需要衡量等弹性思维。法治思维不是把制定法当成唯一的思考依据,还需要追求正义、公平、自由和秩序等价值。把立法者创设的法律规范直接作为思考的依据,是德国法学家普赫塔反对的僵化思维。普赫塔鼓励对法律的自由研究,认为立法者的思考不应取代法官在语境中的思考。“法学体系,归根到底是这样一种尝试,即将针对某一特定形式的社会生活的正义的整体,理解为诸多合理原则的综合。一个理性的、可被思维把握的结构支配着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是一切科学不可放弃的基本假定。” 辩证思维可以化解逻辑思维的悖论。据法思考不纯粹是逻辑推论,还包括辩证思维的运用,是人根据法律进行思考。“现在人们都把三段论理解为一种推论形式,三段论究竟是什么?亚里斯多德自己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有两种中文翻译,一种是余纪元先生的翻译:‘三段论是一种论证’,另一种是李匡武先生的翻译:‘三段论就是议论’。” 从这一解释中可以发现,三段论不仅是推理,还包含与论证或议论的结合。中国语境中的法治思维塑造,应该是推理、论证或议论的结合。辩证思维的基本特性是变化,因而在据法思考中纳入辩证思维,是把静态的法律规范放置于动态的思维之中,体现的是与时俱进的思维。

第三,辩证思维可充分展示法律的具体意义。制定法实施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诸如法律的开放与封闭、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的变动性、法律的简约性与社会的复杂性、法律与情理、法律与价值、法律与宗教等关系。对这些关系的处理,离不开辩证思维的使用。虽然由概念、规范、体系等建构的形式化法律具有相对独立的含义,但法律的意义不能孤立地存在。离开人的理解,制定法无法产生意义。法律的意义是在理解中产生的,并且对制定法的理解、阐释和运用不纯粹是为了获取意义,而是要规范行为、解决纠纷。对法律的意义需要全面理解、正确把握,只有深入到社会语境之中,在人、法与社会等关系中探索才能获得确切的意义。需要意识到辩证思维是认识世界的方法,是完善三段论大前提的工具。

(二)

“正名”包含化解悖论的思想

悖论需要用方法解决。在伽达默尔看来,方法是跟踪之路。像人们走过的路一样,方法是让人跟着走。让人跟着走,就需要有确定性。据法思考的法治思维,是以法之名展开的思维,是借用法律规范和程序的明确性来指引思维,突出强调了思维过程的法之名分。正名思维有解决悖论的可能性,对法治思维的“正名”就是突出法的指引。由于法律是思考的依据,因而思维过程和结论应该是对明确法律意义的释放。服从制定法是法治对思维方式的基本要求。虽然这种要求经不起诠释哲学的追问,但千百年来人们并没有放弃对据法思考的追求,因为这是法律调整思维或社会的基础方式。法治思维基本方式就是三段论推理,具体化法律来自一般性法律。“耶林将他的方法论构建于‘精神’和(内在的)‘逻辑’之上,而非语言和语词的约束。” 中国人对法治思维的探究,与动态的“名”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名家学派形成以前,已经出现了对“名”的追求。儒家希望通过名正言顺、言顺事成的“正名”思维来纠正混乱的思想;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反对用人为的“名”来调节社会关系;法家通过对“刑名法术”的研究,以“法”“术”“势”结合来完成法制思维。

以“名”为代表的形式逻辑思维极为重要。在中国古代出现过重视形式逻辑的名家学派,该学派在吸收儒、道、法等“名”的基础上,“提出了极其抽象和较为深入的体系化的名学法律理论。” 名家学派重点探究的概念,是“物”“指”“实”“位”“名”。“物”是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指”是根据某些相同类型抽象出来的概念,具有不同于事实的独立性;“实”表示某一物体具有的所有属性;“位”表示某一特定的“指”。具体事物的“实”,只要符合了这种规定性,便是“位其所位”的情况。“‘名’则是根据‘指’的概念,应某具体物的‘实’之‘所实’而产生的对该物的称谓。” 名家学派非常重视法律语言的准确、逻辑结构的完善,以便法律能够名实相符,进而实现“正名实而化天下”的目标。“名家的法律思想虽然是对儒家、道家、法家等的名法思想加以吸收发展而来的,但走上了深入解析刑名概念、探求明理,以完善法律制度的道路。” 从“循名责实”方法入手,名家学派主张应该将抽象的法律规范运用于具体的法律事实,即根据法律规范赋予事实法律意义。可是,名家学派对“名”的追求,没有延展出法思维的悖论,而是把有关“名”的思维纳入辩证思维的框架。制定法与变化的社会产生矛盾,“一断于法”就演变成了“法与时转”。

在中国之所以没有得出诸多的悖论,是因为对逻辑不够重视。科学的落后及法治难以实施都在提醒我们,欲追求法治现代化,就必须重视逻辑。只是需要注意,逻辑思维不排斥辩证思维的运用。虽然法治思维的形式逻辑属性非常明显,但是“法官的推理是辩证的,这与数学家的分析性推理相对立,后者总是沿着从前提到结论的单一方向进行。” 法律规范的功能在于实现行为的整齐划一。然而,行为统一的前提是统一思维。但统一行为并非易事,需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正名”就是把法律之所指用于统一思维。陈癸淼将“指”的含义解读为“当人对客观存有的‘物质’有了认识后,就把他的认识形式化、外在化而为概念,并以它来指谓或论谓该物。这种用来指谓或论谓客观之物的‘概念’就是指物论中‘指’的意义。” 物不等于概念,但概念对物有规定作用。“指”是抽象的概念,而“物”是具体的存在。当物和概念分离以后,人们就会发现两者具有本质不同。概念及其组成的规范会控制指引人们的思维。正是意识到“指”或概念的不同,名家学派对法律的认识才超越了先秦的其他学派。

迄今人们对法律的认识,还在强调法律是对经验的总结,没有意识到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律已经超越了经验,成了形式化、概念化、体系化的法律。“正名”就是用法律调控思维。自形式化的法律出现以后,就有了超越经验的意义,衍生出法律的指引、调控功能。人们重视、利用法律,是看到了概念化、体系化、规范化的法律已经不完全是经验。法律有了形式上的独立意义。“正名”强调了逻辑推理的重要性,但没有放弃辩证思维。“扬弃辩证法,改采逻辑思维方法关键性思维在于认知。” 虽然法治思维是逻辑规则的运用,但纯粹的形式化思维难以化解基于形式逻辑推论的悖论。这就需要在法治思维中引入辩证思维,进而塑造与法治中国建设相匹配的法治思维。“循名责实”的法治思维不是经验的回归,而是接受法律对思维的指引、规范或约束。在概念形成之初,是概念对物或行为的抽象,而在概念形成以后,则是概念对物的规定,或对思维、行为的指引作用,即“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也,正其名也。” 据法思考的模式,来源于对“名”的追求。

(三)

区分认识论与方法论可化解悖论

悖论是来自形式逻辑的追问。如果对据法思考之“法”通过辩证思维进行理解,那么就不会产生悖论。笔者认为悖论产生的原因是,对辩证思维存在误解。辩证思维是正确认识世界的方法,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不是决策思维的方法论。由于错误地把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当成思维决策的方法论,因此造成了把结合论、统一论等认识过程当成决策思维的方法论的错误理解。由于认识过程中的理解和解释,使法律的意义处于流动之中,因而得出推理不能的结论。然而,认识的方法与决策的方法不一样,认识可以在理解过程中不停循环,但用于思维决策的论断不能一直处于流动之中,且用于决策的论断不能有悖论。流动的认识必须在某个环节停止,用于思维决策。只看到认识过程的流动性,而不承认思维的相对静止性,属于不完整的认识论,是对辩证法的错误运用。法治思维是据法思考,而据法思考之“法”在用于决断时,必须有明确的、不存在悖论的意义。需要意识到,用于解决问题的方法论,离不开辩证法的运用,我们反对的是直接把认识论当成解决问题的方法论。认识论是方法论的前提。辩证思维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从整体的角度看,法治思维是调整或改造社会的方法论。关于法治思维的悖论,是认识论阶段的矛盾。在悖论没有解决以前,不能带入到思维决策之中。逻辑思维的悖论可以用辩证思维化解。在矛盾化解以后就有了明确的法律意义,据法思考的法治思维就可以完成。

反基础法学对推理不能的断定,是基于认识论角度的观察。法律意义的流动性及制定法意义的不确定性是正确的认识,但将属于认识论范畴的辩证思维当成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错位的认识。认识问题需要使用方法,但认识问题的方法不等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因而,认识论意义上的法律不确定性,是对法律意义的哲学探究,并不能导出推理不能的结论。即使制定法不能直接作为三段论推理的前提,也不能认为法律意义不能作为推理的前提。关于法律不确定性的命题,如果缺乏方法论上的后续,那么就是不完整的辩证法,不符合否定之否定的思维规律。从否定的辩证法来看,法律方法论刻画的是相对明确的制定法——在理解中存在意义的流动性,通过理解、阐释等方法的使用,可以把不确定的法律变成确定的规则。制定法运用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在语境中的不确定性,在经过发现、诠释、衡量、论证、续造之后再次回到确定。

法治思维之所以要使用衡量、续造等弹性的法律方法,是因为这些方法是弥补制定法缺陷的“解毒剂”。就此而言,“以认识论而非论证理论为导向的、本质主义的‘方法论范式’无疑应被视为过时的、不再成立的”。 法治思维不是让社会或事实操控的思维,而是据法思考。然而,据法思考存在有思维的片面性。单纯的据法思考,既不符合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也不符合否定之否定的思维规律。在法治思维过程中,如果完全顺从制定法语义,那么会出现刻舟求剑及涵摄不足的问题;如果在此基础上展开基于逻辑的体系思考,那么可能会搁置问题,远离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论要求。法治思维既需要据法思考的共相,也需要引入辩证思维化解矛盾。辩证思维属于哲学思维,法治思维属于政治思维。哲学思维的本质是解放对思维的禁锢,而法治思维要求人们接受法律、法治的约束。因此,不能将辩证思维当成法治思维的基本格调。法治思维首先是对文义的顺从、体系的洞察以及对法律思维规则的遵守,尔后才是在法律与事实之间、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展开的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化解矛盾的思维,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法治思维是使用方法在语境中探寻具体法律的意义。

三、如何用辩证思维化解悖论?

在法治思维中包含辩证思维的运用,辩证思维的要义在于变化,法治思维强调稳定。在据法思考模式中,如果仅以制定法为前提展开思维,那么会衍生出思维的悖论,而辩证思维的运用,会面临对制定法规范的超越。如何保证在运用辩证思维后,得出的论断还是法律(至少不改变法律的基本含义),成了法治论者必须解决的问题。恪守据法思考的基本模式,是法治思维能够顺利展开的前提。据法思考模式预设了法律的独立性,秉持的是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分离命题。如果没有相对独立的法律,那么就不可能有据法思考。法律独立性是由法律之一般性、规范性、体系性、稳定性等支撑的,但法律独立性是拟制的产物,不是说真的有独立于人和社会的法律。只要否定法律的独立性,就会出现法治思维的悖论。悖论是基于逻辑推论衍生的,只要展开法律与社会、法律与人等辩证关系的思考,就会被破解。这里的悖论,其实是辩证思维所讲的矛盾,而矛盾是辩证思维能解决的问题。具体的方法是把据法思考与法的变化结合起来。化解悖论的路径有二:一是把法律置于社会关系之中,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中探寻据法思考之“法”。法律社会学认为,法律是社会关系中的法律,离开社会关系的法律是不存在的。离开对法律与社会关系的思考,据法思考就成了无的放矢。据法思考之“法”不能仅从制定法中寻找。法律植根于社会,据法思考是针对待解决问题而释放法律的意义。二是把据法思考之“法”的确认,置身于人的理解、阐释和运用之中,在人与法关系的思辨中获取具体法律的意义。可是,这两种路径都带有改变法律意义的风险。虽然探究的结论具有合理成分,但也存在损害法治稳定性的风险。

(一)

在据法思考的共相之中使用辩证思维

据法思考是法治思维不能动摇的共相,是实现法治必须坚守的思维方式,据法思考之“法”需要运用辩证思维予以确认。法律方法论扮演的角色“就是采用多种方法以有效地组织人类理性和人类意志之间不完美的辩证关系。” 从表面上看,据法思考是三段论模式,是运用逻辑思维解决纠纷。可“真正的逻辑学家就是从可能性去看逻辑的。” 据法思考不仅是单向度的逻辑推理,还包括制定法与人、法律与社会因素的互动。从制定法意义需要在语境中重新确定的角度来看,据法思考之“法”是由人塑造的意义世界。可人们常把据法思考当成单向度的思维,忘记据法思考也是人在思考。如果对这一环节认识不清,那么会衍生对法治思维方式的误解,法律实施也会成为难题。在据法思考之“法”的重新确定过程中,会涉及法律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辩思。辩思的目的不是抛开形式逻辑,而是在恪守据法思考共相的同时,用辩证思维确定据法思考之“法”的意义。共相意味着,即使在处理人与法、法与社会等关系时,也不能舍弃法律概念、规范、体系等。脱离据法思考这一共相就不是法治思维。对思维共相的强调,主要是避免对辩证思维的直接运用。如果直接运用辩证思维解决纠纷,那么会混淆认识论与方法论,导致推理不能。与法治中国建设相匹配的法治思维方式的建构,需要逻辑思维与辩证思维、体系思维与问题思维的结合。当然,这种结合是有分工的,而不是直接使用辩证思维。

对据法思考之“法”需要辩证地理解。在法治思维模式中,据法思考是原则性要求,其他的法律方法都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在辩证思维和形式逻辑结合的过程中,不变的是据法思考这个共相,变化的是据法思考之“法”。法治思维中的辩证法运用,主要是对“法”之意义的重新塑造。即据法思考之“法”不是现成的制定法,而是在语境中通过对制定法与事实、制定法与解释者、制定法与其他社会规范、制定法与价值等关系辩思中获得的意义。在法治思维方式的构造中,据法思考、依法办事的形式逻辑占据主导地位,而辩证思维是以配角的身份出现的。辩证思维的运用不能改变据法思考的元规则。共相论是辩证思维的结合论。结合论的本质是主体优先的关系互动,而不全是根据法律体系的决断。结合论是辩证思维的运用,多少带有反体系的成分。因而结合论的使用需要牢记,法治是由法律定义的秩序,需要注意法律体系性功能的发挥。法治思维是根据法律之体系性要求,诠释法律与社会、法律与案件的关系。“体系致力于解释世界,而其他(反体系的做法)的实际只是宣称说,这样做是不行的;他们也就放弃了,即他们既拒绝了,也失败了。” 这是对反体系的批评。

千百年来法律、法治、法学都朝着体系化的方向发展。体系性既是立法的原则,也是法律实施的原则。很多人感觉到,拒绝体系化是对法治的失望。体系及体系思维是一个关涉法治命题的法哲学问题。“体系的需要就是不愿意勉强采用零星的知识,而是要绝对达到知识。” 然而,在体系逻辑中包含太多学究气,因而秉持体系思维就意味着不愿妥协、和解。这也是有些法学家拒绝体系思维的原因。体系思维在总体上是逻辑在发挥主要作用。“在所有定义中,都出现了两项特征:秩序和统一性;二者具有最密切联系的相互作用,但原则上仍需要加以区分。” 区分的观点提示我们,秩序确实需要体系思维,但需要考量问题的解决,即弥补基于法律体系的法治思维的缺陷,需要引进问题思维。问题思维的理论基础是辩证思维。辩证思维在强调了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之后,得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律问题的解决,不能完全依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治思维要求人们尊重法律,接受法律思维规则的约束。法律纠纷的解决需要顺从制定法语义、洞察法律体系,在语境中引入价值、利益、情理等衡量要素,进而确定法律的意义,即完成对据法思考之“法”的探究后,才能进行带有目的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法治思维需要运用辩证思维。因为制定法是形式化的存在,是对法律规范的一般性、体系性的描述。一般性、体系性的法律规定是抽象的,法律实施是对抽象法律的具体化。法律之具体化是在语境中赋予事实法律意义,包含人与法的关系互动。法律与事实、人与法律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虽然据法思考是法治思维的元规则,但它并非包罗万象。据法思考是法治思维的基础模式,据法思考之“法”的确定,需要通过辩证思维来完成。对立统一的整合与据法思考的线性思维不同,辩证思维能够消除法律与社会、法律与事实的紧张关系。对据法思考之“法”的辩证理解,在中国很容易被接受,目前缺乏的是对制定法体系的尊重。需要意识到,法律实施主要是发挥制定法的功能,过多的辩思解释会消解制定法的约束力。因而,对辩思解释需要保持适度警惕。如果把辩思当成法律运用的主导思维,那么制定法及其体系会失去权威性。

(二)

据法思考之“法”的确定需要“持法达变”的辩证思维

据法思考的法秩序建构,在很多场景中被理解成封闭的思维方式,但实际情况是,据法思考模式的共相不变,而据法思考之“法”经常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不是任意的变化,而是辩证思维运用的“持法达变”。运用“持法达变”获取法律意义的方法,实质是既通过法律又超越法律。这种超越法律的理解,是在探寻制定法的可能意义。从形式的角度看,“持法”是尊重、恪守法律的概念、规则、原则、原理和程序等。规则是实现秩序不可缺少的指引,法治是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由于规则体系很少有专横空间,因而“持法”是实现规则之治的关键。从内容看,“持法”还包括对义务、责任的服从及对权利选择的尊重。法律的规范性不全是对义务、责任的服从,还包括对权力的尊重及指引。然而,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仅“持法”难以进行有效的法律调整,因此法律的意义需要有所变化,但不能远离法治的要求。无论如何进行解释及论证,都不能把法律说成非法。法律的规范性与给予理由有关。虽然法治思维需要受制定法约束,但法律实施包含制定法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不能是对法律的背弃。“法官受法律的拘束是民主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持法”是“达变”的基础,而“达变”是对“持法”的超越。“持法达变”描述的是一般法律具体化的辩思过程。

据法思考体现了逻辑优先的要求,但不是逻辑唯一。“持法达变”的法治思维,不排斥道德、价值、情理等的介入,强调不能随便改变制定法的意义。法律的变化需要经过法源思维的过滤,因为道德、价值等在入法前不是法律,需要在语境中附条件地拟制为法。 法源思维是对制定法的辩证看待,承认对制定法理解、解释和运用会介入其他因素。法治指法律的落实,法治思维应该把据法思考当成共相,即使有所变化,也不能掏空法律。关于“持法达变”的法治思维,人们很容易把它理解为共性与个性、一般性与具体性的关系。“持法”意味着法治思维是一般性规范的具体化,而“达变”是把一般规范性、体系性法律用于纠纷的事实。一般性法律是对个别事物共同特性的抽象。“我们可以根据个别事物去理解或解说共性,也可以共性当作本质去解说个别事物,即,提到共性的时候就想到了个性,提到个性的时候也想到了共性,共性和个性的意义是相互解释的。” 然而,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从形式逻辑推理的角度看,从一般法律规范之中不可能推出具体事实的意义。法律始终是社会关系中的法律,对法律的理解、解释和运用都必须置身于社会、政治、历史等大的背景。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寻得合理的、可以被接受的法律意义。

(三)

在共相的框架内正确运用辩证思维

由于法律方法论不能解决所有的纠纷,并且使用不同的方法还可能引起更多的纷争,所以其功能常被否定,但正因如此,方法论才有了存活的机会。由于“持法达变”包含诸多的权衡因素,同时“思维的同一性和矛盾是不分彼此地纠缠在一起”, 因而无法展开基于逻辑的体系思维。“持法达变”不是根据先在的体系框架的思考,而是对立统一的整合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带有反体系思维的倾向。虽然“持法达变”带有反体系思维的倾向,但法治思维的建构离不开对法律“常”与“变”的辩证思考。只是需要坚守据法思考的共相。“当代法学无时无处不在践行体系化的思维方式,即便是‘论题式’论证时也概莫能外。” 正确运用辩证思维就是把“持法达变”纳入据法思考的共相。之所以要恪守据法思考的共相,是因为法治是先在法律的落实,因而恪守据法思考的规则不可缺少。虽然“持法达变”是趋于和解的思维倾向,但是“判断和推理是思维批判所不能缺少的思维形式”。 只是需要注意到,在规则之治的法治思维规则体系中,“持法达变”是辅助性规则。

倡导在据法思考的共相之下运用辩证思维,是因为传统思维不重视据法思考的元规则,在很多情况下直接把辩证思维当成方法论。辩证思维是我们的传统。儒家的说服教育和法家的制裁,没有造就法律的权威及对法律的服从,而是出现了互惠关系的权威融化,以至于德法并治在中国长期存在。“在中国的语境里,妥协替代了基于论证性对话的共识,法解释学也始终无从发达,法律制度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契机。” 很少有人意识到,在辩证思维方式中包含逻辑推论的自我否定,可能会导致逻辑推理或体系思维的中断,以至于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不矛盾律,很难认同“允许就不能禁止”的规则。我们不擅长体系思维,但偏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常常要求既要这样又要那样。特别是通过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反复操作、调整,“把本来很清楚、简单的合法还是违法区分的判断问题,转变成了合法与违法界限暧昧不清的事态。这样的操作规则非常简单,但无限循环下去就使法律体系变成一种复杂的系统,无法发挥简化社会的功能。” 在我国,据法思考的法治思维难以形成,原因就在于“不采逻辑方法,而竟仍采辩证方法,严重影响到论证的精准性。” 逻辑的精确性与辩证思维的整合性有冲突,是我们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不论是儒家、法家,或者是阴阳家、名家等所谓思想家,其所使用的思维方法,则已经是用辩证法,即隐含有‘正’‘反’‘合’的辩证内涵。而这种思维方法下的论点作品之传布,也正是导致生活在于‘中国法制社会’下的人民,在做‘评价上’,已成习惯,而可以几近不假思索地认为‘综合’才是最优越的。” 正反合的辩证思维确实是法治思维应该使用的方法。但正确的使用方法是在据法思考的共相之下,把辩证思维用于据法思考之“法”的塑造,辩思之后得出的结论,必须是法律才能满足法治对思维的要求。辩证思维是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但在法治思维中需要恪守据法思考的共相,而不是将辩证思维直接当成决策的方法。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据法思考之“法”是现成的制定法,但制定法只为一部分案件——主要是简单案件准备好的答案。这个答案必须经过哪怕是简单的认定才能运用。复杂案件需要经过解释、衡量、论证才能实现。辩证思维主要是用于据法思考之“法”的变化,而不是把辩证思维作为法治思维的框架。可是,“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教材中最常见的思考方法,即是辩证思考,以致一般人之思考上已习惯于辩证思维。” 这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把简单的运用复杂化,认定所有的案件都是复杂案件,进而增加了法律适用者的论证负担;二是真正遇到复杂案件以后,茫然不知所措,进而要求为每个案件立法。这其实都不是对辩证思维的正确运用。

对制定法的错误辩思会产生悖论,最明显的问题是会导致制定法失去明确性,或者使原本清晰的制定法含义出现歧义。例如,从逻辑的角度看,集体财产属于集体所有,然而集体是一个集合概念,存在主体不明的问题。如果错误运用辩证思维,那么会得出“谁掌握了集体财产的分配权,谁就掌握了集体财产”的错误结论。刑法规定了犯罪的标准,衡量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但对其错误的辩思,会衍生没有刑法就没有犯罪的结论。“徒法不足以自行”,“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等的辩思中,都可能衍生对法律作用的错误理解。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既不是把西方的形式逻辑拿过来,移植西方的法律方法或法律思维模式,也不是放弃辩证思维。照搬西方的法治思维是行不通的。“欲全然摆脱‘辩证思维’的思考方法,恐有某种程度上的困难。盖此,对于‘辩证思维’的方法解魅,也必须花上相当的时间。” 在法治思维之中,虽然有辩证思维的运用,但不能改变据法思考的共相。

四、结语

据法思考之“法”至少包括三项内容:法律规范体系、法律价值系统和法律方法体系。法律方法是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规则,主要围绕制定法实施进行逻辑规则的塑造。由于制定法本身存在局限性,因而在逻辑上存在推理不能的困境。在制定法运用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制定法一元和法律多元的窘境。为破除该窘境,出现了承认法律多元的法源思维。这突破了制定法体系的封闭性,在思维模式中介入了具有弹性的衡量、续造及相应的论证方法。这使基于制定法思维的刚性法治变成了运用法源思维的柔性法治。制定法实施过程中的变量,正在改变制定法的意义。基于法律一致性的体系解释,已经失去统一认知的意义。在放弃了制定法意义的绝对性以后,对法律意义的思考出现了两种情景:一种是承认制定法思维在法治思维中的基础地位,在语境中运用法源思维重塑据法思考之“法”;另一种是抛开制定法思维,在辩思诠释中探究理解法律的意义。但是理解是一场遭遇,其意义不完全受制于制定法,因而衍生出思考依据的不确定。这就是后现代法学、现实主义法学等所讲的法治思维的不可能性。放弃制定法思维的据法思考,只在辩思中理解法律是解构法治的理论与方法。对法治理想而言,这属于玩世不恭的法学理论。辩证思维是重要的,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制定法的缺陷。然而,对制定法思维的过度批判导出了法治不可能性的结论。这对法治论者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原文链接

法学∣陈金钊:法治思维与辩证思维的关系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