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学派研究,已成电影学术界的显学。究其原因,是在于中国电影已有百年历史,却仍是“无名氏”,没有一个美学的命名。如同蒙太奇之于前苏联电影,新现实主义之于意大利电影,中国电影没有一种美学的称谓,可以在国际范畴进行辨识。文化,是经济的最后呈现,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需要文化代言,为经济赋能文化价值以及附加值。文化自信,也就成为顺势而为之事,它是必然的,也是需要推动的。中国电影学派由此发端,意欲为中国电影命名,彰显其文化身份,既为中国人所认同,也为国际认可。
此非易事。它需要通过简约的概念命名之,如同“蒙太奇”、“新现实主义”,总结出如此的概念,为中外电影人所接受,是一项艰难的学术工程。有中国学者,尝试为中国美学命名,如“意象”等,也是众说纷纭,难成共识。它让我想起复旦大学学习时期,陈思和老师讲过的一句话:凡是真正的学术问题,是需要穷究多年甚至一生才能解决的,凡是短期可以解决的,大多数只是常识的发现。可以称之为学术的问题,往往是意见纷呈,也许所有意见的汇合,较为接近事物的真相。对于学者来说,无需压倒对方,更无需零和游戏,而是在相互的辨驳之中,吸收对方的营养,丰富和壮大自己,形成“门派站位”。
中国电影学派也是此理。不同观点者甚多,乃至有否定的,认为中国并不存在电影学派,只有丰富多彩的中国电影。此为正常学术现象。我的一个认知是,研究中国电影学派其难处在于一低一高,所谓低,是需要大量基础研究,包括目前比较薄弱的各个门类研究,如电影表演、电影摄影、电影灯光、电影置景等,否则,万丈高楼,“地基”堪危;所谓高,则是指需要智慧的科学概括,提出电影学派的核心内涵系统以及若干关键词。

正是基于如此考量,本人提出中国电影表演美学体系构建问题,作为中国电影学学派的底层逻辑研究。中国电影表演美学体系,是解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元命题。此是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历史实践的底层逻辑问题。
我以研究表演和导演为业,在此领域劳作多年,接触的原始文献以及论著文献较多,已出版了相关个人著作20余部,颇有一些“个人经验”。当以表演美学体系的目光,重新投之于这些电影文献时,可以发现表演美学体系的相关概念早已在电影史上或隐或显地出现。在此,本人对其作了史学梳理,提出“三段式”的概念。这一“三段式”,不仅仅是电影以及美学现象,它的提出往往关乎当时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产业有关,它是有“动力学”关系的。从某种意义而言,是非电影的因素影响了电影表演美学体系相关问题出现,它是一个共同体美学的产物。
再深入探究,不仅仅是“三段式”的阶段,在日常的表演实践中,许多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在他们的言论中,已经包含了若干的电影表演美学体系相关内容,甚至可以说有些还是相对完整的,如白杨提出的“三忌八诀”,三忌简单化、老套化、吃力化,八诀品、熟、脉、稳、神、趣、明、化,可以称为通俗版的中国电影表演美学体系,尽管她本人并非有美学体系的意识,在理论上也还有可以推敲的地方,但是,作为一种表演观念,是比较完备的,能够自圆其说,自成一家。这些表演经验总结文章,闪烁着学派的光芒。它折射了中国的电影表演家,不仅实践成就甚高,在理论上也是硕果累累,他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一直在思考如何形成中国特色的电影表演美学体系,如此执念从来未曾停息。赵丹、金山、张瑞芳、王晓棠等表演大家,不但表演了得,理论同样了得,其理论修养一点也不亚于职业电影理论家,其艺术敏感性甚至更好。如此,为中国电影表演美学体系的提炼,具备了良好的文献基础。

此为需要深耕的第二个问题:以超过成果字数一百倍的文献研究数量,实施学术”田野调查“。
由此,提出中国电影表演美学体系的内涵,分别从风格、方法与哲学三个维度,提出它的标识性概念,具体而言,影戏表演、纪实表演和写意表演融汇而成的诗意现实主义表演风格,斯坦尼体系与中国电影表演实践“溶合”形成的“体验学派”表演方法,写实不拘泥于实像、写意可以虚拟但不能完全抽象的“中和性”表演哲学。在经历大量的”田野调查“以及结合长期的美学思考,最后是产生结论。它的质量,与学术“田野调查”有关,“田野调查”走了多远,结论就能够走多远;与研究者能力有关,是个人综合素养的集中体现,虽是一个时期形成,却是全部学术涵养呈现。
此是需要面对的第三个问题:以明确的结论,解决涉及学术或现实的重大或者关键问题。

在与青年学人的交流中,我经常阐述如此的观点:电影研究,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二是艰苦的田野调查;三是执着的研究领域;四是灵透的学术悟性;五是务实的学以致用。上述关于中国电影表演美学体系构建问题的小小案例,供方家们一笑。
(厉震林,上海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电影学院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