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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日博物馆群带来什么启示?丨王加

转自: 2026-11-09 21:00:00

本文首发于2026年11月4日文汇报

文艺评论

前不久,专程飞了趟比利时布鲁日。

自2024年初次到访便爱上了这座中世纪古城,此后为了深耕“弗拉芒原始派”绘画便每年故地重游。而今年的回归颇为特别,因为布鲁日博物馆群(Musea Brugge)的大家庭在5月8日迎来“添丁之喜”——筹建多年的布鲁日艺术馆(BRUSK)。

其开馆特展还是一个呈现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专题展“宏观图景——桥接世界的布鲁日900-1550”。

一栋现代美术馆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布鲁日历史中心内拔地而起,将如何讲述这座曾经盛极一时的中世纪古城在近六百年内对世界文明传播所做的贡献呢?无论是新建的布鲁日艺术馆还是开幕展都令我无比期待。

俯瞰布鲁日博物馆群

早在2019年,已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布鲁日便宣布了“布鲁日博物馆群”计划。

相比较欧洲那些耳熟能详的博物馆群,如包括著名“博物馆岛”的德国柏林博物馆群,坐拥“绿穹珍宝馆”和古代大师画廊的德累斯顿博物馆群,新老绘画收藏馆、古代雕塑馆和新建古埃及馆比邻的慕尼黑博物馆群,以玛丽亚·特蕾莎广场为轴心的奥地利维也纳博物馆群等等,布鲁日博物馆群是极其特殊的存在。因为其博物馆群内包含的13家机构不仅历史跨度很大且种类多元。

其中的亮点不一而足。例如,贝尔福特钟楼是作为布鲁日历史中心制高点的地标建筑;圣母教堂拥有意大利境外唯一一尊米开朗基罗雕塑;教堂比邻的格鲁图斯博物馆曾是十五世纪垄断啤酒调味料征税的豪门家族格鲁图斯的宅邸,这栋始建于十四世纪的哥特式建筑见证了鼎盛时期的布鲁日城;圣母教堂对面的窄巷中,则坐落着全欧洲最古老医院之一的圣约翰医院,不仅完整保留着十三世纪给“朝圣者”途中落脚治病的医院初始格局,包含十七世纪的药房旧址,还是全球范围内收藏“弗拉芒原始派”巨匠汉斯·梅姆林真迹第二丰富的艺术机构;当然,还有收藏着扬·凡·艾克、梅姆林、杰拉德·大卫、希罗尼穆斯·博斯等多位“弗拉芒原始派”巨匠真迹的格罗宁格博物馆。

博物馆群中的13家机构涵盖了地标、教堂、医院、药房、历史古建和博物馆,其多元性在全球范围内首屈一指。为了让观众们更便捷地游览,博物馆群还特别发行了72小时内有效的“博物馆群一卡通”。

如今随着博物馆群中唯一一栋现代建筑——布鲁日艺术馆的全新亮相,布鲁日历史中心无疑绽放出了全新的活力。

全新的布鲁日艺术馆比邻格罗宁格博物馆,且距离全城地标建筑之一的圣母教堂仅百余米,处于古城历史中心绝对的核心位置。为了让新老建筑衔接成一个整体,自今年上半年布鲁日艺术馆对公众开放之后,格罗宁格博物馆调整了参观入口,开始与布鲁日艺术馆共享同一个崭新的售票大厅和文创商店。明年格罗宁格博物馆将开启长达数年的翻修工程,馆内长期陈列的“弗拉芒原始派”名作将悉数移至设施条件更为现代化的布鲁日艺术馆。

博物馆旧貌换新颜,受益的自然是我们这些艺术爱好者。然而,如何在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古城中屹立起一座崭新的建筑却是巨大挑战。

为了实现这一“古城新貌”的伟大设想,首先需要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公约:它禁止的是拆除列入保护的历史古迹、破坏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简言之,不是一刀切地命令“世界文化遗产区内一律不许建新楼”。在区域内的非保护建筑和空地上,经过严格评估和审批,可建设或翻修为当代建筑。

布鲁日艺术馆的落成就完美践行了这一规则。尽管其坐落在与圣母教堂、格鲁图斯博物馆和格罗宁格博物馆相连的历史中心核心位置,但其建筑原址乃是圣安德烈学院的旧校舍用地,所拆除的是二十世纪的校址而非遗产核心建筑;且布鲁日艺术馆项目还保留了部分校舍,将其改造为隶属于艺术馆的BRON收藏研究中心。鉴于布鲁日艺术馆的定位是为原有博物馆群增补大型临时专题展空间,属于“服务遗产展示的公共文化设施”。因此“拆旧建新”之举在规划上符合对非遗产建筑的更新。

连续三年造访布鲁日,亲历了从兴建中到落成后的全过程。站在布鲁日艺术馆门口,直面这栋和谐“融入”布鲁日历史中心的新建筑,能明显看出设计团队为保留古城原貌而做出的“牺牲”。

首先,根据校舍旧址重建的艺术馆内部仅有三层,哪怕加上用1300平米发电玻璃覆盖的分段斜顶,其高度也远远低于以贝尔福特钟楼和圣母教堂钟楼为首的古城天际线。

其次,艺术馆主体隐蔽地“藏在”城市肌理内部,刻意避免面向街道的宏伟外立面,并衔接相邻几栋博物馆和教堂本就存在的花园,仅通过醒目的标识引导观者,给初访者一种“大隐隐于市”的体验感。

最后,哪怕没有参观博物馆意图的观众路过此处,也可共享艺术馆大堂的挑高公共空间、文创商店和餐厅。

古城的巧妙选址结合符合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设计理念,不仅让布鲁日历史中心实现了新旧共生,还对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的伤害降到了可接受范围。

布鲁日艺术馆“宏观图景——桥接世界的布鲁日 900-1550”展览现场

或许考虑了传统和当代主题展共生的展陈需求,布鲁日艺术馆的展厅更像是一个展览馆而非传统博物馆。拥有巨大挑高空间且没有任何实体展墙,这个可塑性爆表的开放式展厅不仅符合现代二十一世纪多元的展览功能,还能让策展人和设计师不受展厅结构的约束,充分发挥其创意。

正因如此,开馆大展“宏观图景——桥接世界的布鲁日 900-1550”最特别的点就在于其整体的展陈布置。展览共分五大展区,除了结尾处“新世界开启”单元之外展厅内设计了四个圆形区域。这四个以帐篷形式搭建的展区相互独立且不分先后顺序,观者可在这个庞大的空间内任意穿梭,寻找个人感兴趣的展品及内容。此设计充分展现出主办方和策展人的巧思——从进入展厅的北海区域、两侧的天主教地区和地中海世界,再到最内部的勃艮第宫廷专题,通过这种取消单一展线的叙事方式呈现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平等共生的世界文明。这一策展理念现代且符合逻辑:用坐拥“主场优势”的布鲁日串起与其往来互通的异国文明。

“桥接世界的布鲁日”特展给予我的第二个惊喜,在于它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展,而是包含250余件出借自全球各大艺术机构的器物类文物、油画、纸本细密画、挂毯、历史文献的大型综合类展览。

仅绘画层面便已是群星荟萃。藏于比利时格罗宁格博物馆的“弗拉芒原始派”泰斗扬·凡·艾克所绘夫人肖像《玛格丽塔·凡·艾克像》是画家在学习从阿拉伯世界海运抵达、被译为拉丁语的炼金术、光学和几何学书籍后,通过对油彩的反复实践后改良出现代油画技法的作品范本。特别从比利时皇家图书馆出借的史书《埃诺编年史》法语版中的卷首细密画乃是由凡·德·维登亲笔所绘的现存唯一一幅勃艮第“好人菲利普”公爵肖像。而另一位活跃在布鲁日的画家汉斯·梅姆林的代表作《基督受难图》采用“异时同图法”将23个基督生平中的大事件绘于同一画面中,凸显了当时生活在布鲁日的画家对于天主教遥远受难之路的图像化理解。此外,威尼斯画派初代巨匠真蒂莱·贝利尼为奥斯曼苏丹王穆罕默德所绘全侧脸肖像与佚名画家复制的凡·德·维登《好人菲利普公爵像》并排悬挂且四目相对;由提香工坊出品、佩戴典型奥托曼帝国头饰的《女子肖像》以及在展厅结尾“新世界”章节悬挂的另一幅出自提香工坊的《苏莱曼一世苏丹像》,均映射出布鲁日城、位于地中海的水城威尼斯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往来与交流。我们在千禧年前后常用的“全球一体化”术语,实则在布鲁日城的鼎盛时期便已有雏形了。

策展新颖、内容丰富、主题鲜明且信息量巨大,作为布鲁日艺术馆的启幕大展,“桥接世界的布鲁日”交上了一份精彩的答卷。

布鲁日艺术馆在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中世纪古城布鲁日历史中心拔地而起,此举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探讨和借鉴的范例。其打造博物馆群的方式,如何将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则与建设当代博物馆群的需求相平衡,以及落成后的布鲁日艺术馆将怎样与古城有机融合,新建场馆的定位如何弥补现有博物馆群的功能空缺等等,都带来启示。

布鲁日艺术馆的成功打造,充分说明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是一种“在严格框架内进行审慎更新”的动态管理。它通过非遗产用地的再利用、消隐体量的设计以及对法定规划程序的严格遵守,在满足当代文化语境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维护了历史名城的整体风貌。而布鲁日艺术馆开幕的“桥接世界的布鲁日”专题展,又以横跨东西方的国际化视角客观梳理了这座曾经盛极一时的中世纪古城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古城新貌”的建筑理念,加上全球化视角的策展观念,使身为“布鲁日博物馆群”新成员的布鲁日艺术馆无疑为当代博物馆界树立了一个全新标准。对于我国日渐增多的新艺术馆和美术馆而言,具备多方面参考与学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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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加(文学专业研究员)

图片: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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