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史的研究,过去多集中于产业、技术、导演与作品。安燕的《中国电影思想史(1905—1949)》用另一个角度:不再按时间顺序罗列事件,而是把早期电影中反复出现的观念体系提炼出来,分成良心主义、娱乐主义、审美主义、进步主义、科学主义五类,追问这些观念从何而来、如何演变,又如何塑造了中国电影最初的面貌。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结项成果,作者安燕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电影史与电影理论研究。书分六章,以思想史方法处理早期电影的观念表达,试图从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内生传统出发,探索不同于西方理论套用的本土化诠释路径。
以下书摘选自本书绪论“中国早期电影的思想史写作与方法论阐释”。作者在讨论早期电影思想史的研究路径时写道——
书摘/ BOOK EXCERPT
在中国电影史研究中,不乏对思想、思潮的研究,但多聚焦于作为现象的作品、思潮本身,疏于从问题意识和思想谱系去构架电影史的思想史,故使得思想的研究不仅显得孤立,也显得单薄。王国维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如果说现有中国电影史关乎思想、思潮的研究是以文本、创作为中心的“入乎其内”,思想史写作则是以问题意识和思想谱系为框架、语境和视野,返身观照文本与创作,从“出乎其外”通向“入乎其内”,又从“入乎其内”抵达“出乎其外”的研究,故“生动”与“高致”兼得。

▲民国电影片场
中国学界关于中国现代思想的研究,最经典和传统的模式是人物研究,后来又出现了思潮研究。对早期中国电影思想史的研究,不拘泥于人物或思潮的整齐划一,在思潮并不明朗和突出的阶段,对个人风格较为突出、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创作,主要采用人物研究的方法,如郑正秋、侯曜、朱石麟、费穆、洪深、但杜宇、史东山、吴永刚等;对某一历史阶段形成整体性思潮的创作,则主要采用思潮研究的方法,如商业电影浪潮、国片复兴运动、左翼电影、孤岛电影、大后方电影、延安电影等。现代中国的思想,自五四运动后就分化为各种政治的和文化的“主义”,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就中国早期电影而言,无论是自由主义、娱乐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科学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在中西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下的不同内涵、创作实践和思想观念的缘起变迁,是中国电影思想史研究的重点。
中国电影思想史研究首先要求研究者无限熟悉中国电影史,然而,“太熟悉”也就意味着失去对所研究问题的新鲜感,需要“去熟悉化”,才能对这一段历史产生比较新的了解。“去熟悉化”的根本途径是产生问题,摆脱“后见之明”式的或过度目的论式的思考方式,对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互相竞逐的或留存于或歧出于历史的因子,尤其是那些歧出于历史未能产生历史意义的因子,将它们发掘出来,释放出来,才能发现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内在张力。这就要求研究者不断发现问题,带着疑惑、反思和深思进入历史的深处,摆脱现成的“史家的逻辑”,追寻“事件发展的逻辑”,并在历时的探源与共时的探理中抵达真相。

▲民国时期电影海报
思想与政治、社会、教育、习俗、制度之间,是一种交互依存的关系,故思想史研究是一种典型的跨领域研究。置身于跨领域网状系统中的中国电影思想史研究,本身即意味着以新的视角、新的问题和方法来看待、理解中国电影史,并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合理解决。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或多或少意味着思想上的创新,创新行为往往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发生。“问题意识”应当包含问题本身和问题展开的理论向度,问题本身若无法展开理论向度,则不成其为“真问题”,也不能称为“问题意识”。比如追问郑正秋、鸳蝴派旧文人为何与孙瑜、吴永刚等新文人的电影创作有着迥然不同的思想意蕴,就不算“问题意识”,因为新与旧之别已然是史学常识,且无更广的理论拓展空间;又如追问作为新式知识分子,侯曜、洪深等人饱受新文化的滋养,却为何在思想上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守旧,则是一个“真问题”,因为它不仅是一个需要深入历史语境的问题,也是一个具有“历时探源”和“共时探理”的理论开掘空间的问题。故“问题意识”意味着跳脱和超越于“就事论事”,既要有能从“大处着眼”的宏观理论视野,又要有能从“小处着手”的微观分析材料,既不能常识化,也不能凌空蹈虚。

▲费穆《狼山喋血记》
作为公认的中国早期电影艺术成就最高的艺术家,费穆身上同样凝聚着诸多思想史难题,如他的悲观论调与进步主义时代的抵牾,他越出时代的不合时宜的创作,他对传统古典悲歌一往情深的心灵,他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警惕,他对“根本解决”之道的怀疑,他强烈、稳固的文化认知和价值理性,其内在的思想、精神资源来自何处,是思想史研究必须解答的问题。费穆曾说在作品中他“不愿叫喊,不愿硬指出路”,“他以为在未来合理的社会到来之后,少不了又有革命发生”。他对任何简单的解决方式都持怀疑、反对态度,这种“悲观”“消极”的论调是与那个进步主义时代格格不入的,跟“五四”时代意识形态中简单、乐观、向前看的气质也是完全不协调的。面对国防电影《狼山喋血记》被解读为一部“爱国主义寓言”,他却说“那决然是别有会心”,“我的初意,却企图写实”,显然,费穆不愿因显赫一时的爱国主义而出卖人道主义,于他而言,自我修养也许是留给启蒙抵抗者的唯一出路。故不应将他的“爱国主义”简单理解为是“建立在儒家精神基础之上的”,是“传统儒家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圣人精神的表现”。因为爱国主义属于儒家政治道德化的“事功”一脉,而费穆“吸纳的是传统儒家修身至性、重精神超越和悟解的道德人格主义路径”,是内向超越一脉,“前者总是和时代、现实的际遇捆绑在一起,后者则总是力图超越,追求心灵和人格的稳定、独立、永恒”。在此基础上,就不难理解费穆为何总是持有比同时代人更稳固、强大的个体理性,因为他一开始就置身于传统超越性文化的内部。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处,早就蕴涵了个人与自我的超越源泉,因其如此,晚清和“五四”的思想家才能继承传统思想资源进而发展出震撼一个时代的“个人主义”观。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胡适、杜亚泉等人的“尽性主义”、个人主义,皆深深印刻着阳明心学、嵇康、朱熹等人的思想色彩。将费穆接续到这样一个传统的、近现代的语境中,也就不难理解他对政治的疏离,他的幽暗意识和悲观心灵了。

▲吴永刚《神女》
与费穆相反,创作了“默片时代最高峰”《神女》的吴永刚,在《小天使》《浪淘沙》接连受到批判后,似乎急于表明自己的心迹和政治“清白”,不再顾及一贯追求的风格,拍摄了国防电影《壮志凌云》。“到了晚年明确地提出向‘看不见的导演’方向前进。但在他早期作品中艺术探索的朝气却消失了光芒。”他的老友叶明和王人美都曾表达对他的惋惜和遗憾之情。将吴永刚作为一个电影天才早夭的悲剧置于近现代思想史语境中,可以发现,这是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和自我边缘化的结果。近代以来,文化与政治环境的改变,把知识分子一步步挤到历史舞台的边缘,这是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外在历史条件;古代“士农工商”到晚清“四民皆士”到“五四”“劳工神圣”观念的变迁,带来了知识分子思想和心态的巨大变化,使其自我定位产生巨大危机,这是知识分子在现实处境中自我边缘化的内在条件。知识分子外在与内在的双重边缘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独特现象,在此语境中来理解吴永刚的创作转向,体察他在与时代的激烈遭遇中精神、心态的变迁,体现的正是思想史研究不同于一般电影史研究的方法和旨趣。
以思想史来把握、观照电影史,实际上就是将一系列问题及其阐释结构化、体系化的史述过程。“问题意识”具有超越历史与文化的某种普适性,但其提供的答案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思想史的任务就是展开这个漫长而众声喧哗的对话过程,并将之开辟为探索人的思想世界、理解历史与人的奥秘及其命运的重要场域。就此而言,“思想史”永远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
摘自《中国电影思想史(1905—1949)》第1—11页,内容有删节,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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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中国早期电影的思想史写作与方法论阐释
第一章 以美正心:良心主义
第一节 良心主义:一种文化的过剩模式
第二节 良知的分界
第三节 中国早期电影主流叙事模式的生成
第二章 以美悦目:娱乐主义
第一节 娱乐主义的本体论实质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娱乐思潮
第二节 类型初创、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第三节 类型发展、道德困境与潜文本
第四节 《劳工之爱情》:娱乐主义与国民性批判
第三章 以美见性:审美主义
第一节 审美主义的知识论传统
第二节 审美主义的伦理之维
第三节 艺术的“真”与审美超越
第四节 20世纪40年代电影:从“文人传统”到“文人电影”
第四章 以美言志:进步主义
第一节 常识理性:从进化到进步
第二节 进步主义电影的核心内涵
第三节 “进步”作为现代动员力
第四节 从郑伯奇看左翼文艺及电影批评对决定论思想的克服
第五章 以美求真:科学主义
第一节 科学主义在近现代中国
第二节 教育电影的世俗化运动
第三节 教育电影的科学主义方法论
第六章 中国早期电影思想综论
第一节 结局迷思:从“天良发现”到“根本解决”
第二节 儒家“贫贱论”与“下层”价值观
第三节 中国早期电影的随时变迁与道德上求
结语 裂变中的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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