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 刚
原刊于《书城》2026年11月号
一
引言
对于许多读者,徐旭生(1888—1976)或许是个陌生的名字。他是中国现当代重要的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出生在河南唐河,名炳昶,以字行。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哲学;一九二一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九二六年,为教务长。一九二七年,担任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团长(外方团长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一九二九年,为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院长;一九三一年,为北平师范大学校长。一九三二年,入北平研究院,先后为史学研究会考古组组长、史学研究所所长等。一九四九年后,为北平研究院领导小组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他的传世著作是《徐旭生西游日记》《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并有译著、剧作、政论文章等。早年为唤起民众,曾撰写编印通俗读物。其富含哲思睿智的一系列业绩,对夏商考古贡献特别巨大,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徐旭生
(1888—1976)
我的父亲尚爱松是徐旭生的学生,他最钦敬徐老,对朋友、对学生、对子弟,一再颂扬、赞美。我自幼便称老人为“徐爷爷”,心目中,总有一个渊雅博学、质实方正、亲切高大的形象。可惜,我只见过老人一次,那是在一九七四或一九七五年初,我自黑龙江回京探亲时,随父亲到永安里的徐府拜年,当时,老人已经不大说话,穿着大棉袄,坐在厅里,几无表情地看着我们,交谈的大抵是徐奶奶和我父亲。我还有过一次未遂的拜谒,那时的徐府仍在西直门内,父亲带我和弟弟去了,可是老人已经出门。
因为只有一面,实感太少,我的相关知识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我父亲的述说,一个是友人朱玉麒寄赠的电子书,包括《徐旭生文集》(中华书局2021年,含《日记》、次子徐桂伦编纂的《传略》;后文简称《文集》)以及徐有礼等人编著的《徐旭生年谱》(大象出版社2025年;后文简称《年谱》)。我是做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并且主要关注隋唐以后,而徐老辉煌的学术建树尤其在夏商,对此,我知识太少。好在研究者日益增多,讨论越来越深、越来越全,徐老的业绩也无须我赘言,所以我就略记老人家的若干崇高品行。

《徐旭生年谱》
徐有礼 赵海涛
谭玉先 编著
大象出版社2025年版

《徐旭生文集》
(全十二册)
中华书局2021年版
二
真率笃诚
徐老方正质实,待人处事真挚诚恳,直人快语,从不敷衍、从不搪塞。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徐老日记写到,刘节来访,谈话间,傅斯年继至。谈到李季所著《二千年中日关系发展史》,书中较多对傅著《东北史纲》的批评,徐老表示“颇赞同其说”,遂与“傅大炮”“辩论甚久”,傅还“意甚不平”,刘节从中解劝后,三人同出,到柿花巷四号访钱穆(《年谱》,第196页,引《刘节日记》)。而徐老当天的日记,仅载“下午子植来,孟真亦来,同出访宾四……”(《文集》,第974页),竟无片言及辩论,仿佛一派“祥和”。
《日记》称,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徐旭生到江津访陈独秀,先后五至其寓。前三次,“畅谈”“谈”“小谈”,第四次为购回程船票事,第五次辞行,陈偕夫人送行(《文集》,第1161—1162页)。当于三月二十一日上午第一次访问的“畅谈”时,为古史研究,徐陈“激烈争论”“大嚷大吵”,随行的魏建功从旁劝解,两人遂从容讨论世界大局(尚爱松《徐旭生与陈独秀、梁漱溟等议论政学》,《史迹文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8—19页)。应当留意的是,《日记》仅记往访,陈助其购返程船票并送行。徐老十分感激,三月二十三日日记称:“今日仲甫以多病之身(引按,严重的高血压等),为余事,竟入城三次,致足感荷。”至于激辩、吵嚷竟被徐老轻轻略去,记为“畅谈”,并且,学术争执也绝不伤及友情,所以才有以后的四次往访。徐陈争辩事,当系徐老或魏建功先生后告家父。徐老又告,争辩后,“从容讨论世界大局”时,陈独秀说,二战,轴心国必败,战后将是美苏争霸。那时,苏德战争、美日战事均未爆发,真有洞见!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徐老“翻阅宾四之《国史大纲》,宾四问余对彼书意见。余答君书精粹处极精粹,草率处亦甚草率也”(《日记》,《文集》第1204页)。《国史大纲》出书即成名著,至今仍享盛誉,而徐老不唯渊雅博学,明辨成败,还是真正的端方君子,口下无忌讳、不遮拦,当褒即褒,该批便批。愧不知钱穆当时感受如何。
黄文弼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成员,负责考古工作,他是徐老的旧交,又长年为同事。据徐老外孙女的回忆,在科学院考古所时,两人的学术争论有时“声音大得像吵架,还拍桌子”,吓得同事去报告副所长夏鼐,夏说,不用管,他们就这样,没事(王安江《海棠树下蝉初飞——和姥爷徐旭生在一起的日子》,《光明日报》2026年7月20日第11版)。可在《日记》里,争论全无反映,只是不断记述,徐老到所,仲良(黄文弼字)来谈。
与傅“辩论”、同陈“争论”、对钱批评、和黄“拍桌”,可见徐老的坦荡真率,谠言无忌。亦可见当年的学风远胜今日,前辈学人大多有胸襟、有气度,故“意甚不平”后,傅斯年仍与徐旭生、刘节同访钱穆;“大嚷大吵”后,陈独秀仍带病为徐旭生张罗船票,并偕夫人送行。而《日记》则根本不记这些争辩,可知争辩为当年学林常事,之后仍为好友,不似今日之商榷已常致寇仇。
徐老所存日记披露的学术争论仅见一次,发生在他与其小同乡、老朋友冯友兰之间。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两人都到长沙,参加了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第二小组讨论中,徐老反对冯提出的船山在心与理关系方面不成功等观点,“有相当剧烈的争论”。事后老人还有分析检讨,觉得冯对船山哲学不够深入,主张新理学时的成见尚未脱净,自己则对史料,尤其是朱熹的史料不及冯熟悉,很难说服对方(《日记》,《文集》第1918页)。
学术争辩再剧烈,也不能造成身体伤害,但在“特殊时期”,坦诚直言,却会招致精神折磨、身体摧残。
如老人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记载:“今天小组大约决定继续斗我,处处挑眼。后又提出我对于牛、林、夏(引按,均为所领导)三人的看法。我曾经说过,不能不承认,致触同人大怒,把我拉到院内,戴高帽子、挂牌子、迫我低头,我坚决不低头,被击数拳。”(《日记》,《文集》第2217页)徐老一生崇奉王夫之,同月,为此再受批判,被押站在摞于桌的椅子上,并被扇耳光(《传略》,《文集》第2254页)。
“文革”之初,徐老每日乘公共汽车上班,其时“血统论”肆虐,出身所谓“黑五类”者处处受歧视。老人不肯矫饰,如实告知自己出身地主,于是“不止一次被赶下车”,以耄耋之龄,徒步前往单位(《传略》,《文集》第2255页)。
三
律己爱人
抗日战争时期,国难当头,研究经费特别紧张,徐老身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所长,自定工资仅为同等级的另一人之半,院方有人劝他上调,他不同意。此事连家人也不知情,据载,其学生苏秉琦晚年向家人说起,才被披露(《传略》,《文集》第2249—2250页)。不过,此事我很早就听父亲几次说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出版社希望再版徐老早年所译法人威伯尔的《欧洲哲学史》,并有稿费,老人家以该书观点唯心,不宜再版而婉拒(《传略》,《文集》第2251页)。
一九六〇年,《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修订出版,四月二十日,科学出版社送来稿费近两千二百元。老人自认工作已得薪金,拟拒而不受,但考虑工作用途,报告组织后,将此款专立账户存入银行(《日记》,《文集》第1789页),逝世后家属遵其遗愿,作为党费上交(《传略》,《文集》第2251页)。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徐旭生 著
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
三年“自然灾害”中,物资供应奇紧,食品尤为匮乏。城市各单位令员工自报粮食定量,以显示“政治觉悟”。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一日,徐老自报定量减去三斤,为每月二十四斤,但考古所领导不忍,给他加了一斤(《日记》,《文集》第1807页)。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曲折过程,也显示了老人近乎苛刻的律己。他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在所内填写入党申请书(《日记》,《文集》第1595页),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获准,成为预备党员(《日记》,《文集》第1643页)。按章程,预备党员转正为期一年,但直到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老人方转正(《日记》,《文集》第1819页,夏鼐同日转正),前后居然三年半。这是因为老人一度想中止转正,其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记称:“这两天思想很乱。昨天有点感觉入党同业务有矛盾,而我努力业务或能对于人民有贡献,在党中却不见得能有贡献,遂想中止转正的请求。今日又觉这种想法未必正确。穈岐、韩里、稚岐(引按,分别为长女、长婿、幼女)等均对我有批评,我又有点回心转意,当再仔细考虑,看矛盾是否能解决。”(《日记》,《文集》第1709页)不过,最后还是折中了,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十日,“写一信给党支部书记,请求把入党预备期延长一年”(《日记》,《文集》第1712页)。当年,入党是莫大光荣,但求能入、早入,而请求延长转正者,在我的闻见里,仅此一例。不过,转正前,老人家循例写过检讨,转正后又连续三天重抄。
老人在严苛律己的同时,又慈和仁爱地善待他人,对苏秉琦的培养爱护已是有名的例子。一九三三年,徐老主持宝鸡斗鸡台考古,翌年苏秉琦进史学研究所。未久,老人即命他负责宝鸡斗鸡台的东区考古,后又委命苏氏撰写将带来学术荣誉的发掘报告,还向李济推荐苏的第一篇论文《斗鸡台瓦鬲之研究》,并作序。苏氏曾对徐老极感激、极崇敬,对家人说,徐先生“是我最好的老师”,“首先是品德高尚,其次才是学识渊博”(《传略》,《文集》第2250—2251页)。
我的父亲对徐老最为崇敬,也备受老师关爱。一九四一年,他自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在重庆清华中学执教一年,而后到昆明追随徐旭生老师。入所的名义是受中英庚子赔款资助的研究生。徐老恐他生计艰难,又聘他兼职研究助理,以获薪资。在昆明黑龙潭的北研院史学所,徐老将住房让给了物理学家钱临照,与我父亲及其他人同住在二层,我父亲还长年随老师在钱临照家搭伙吃饭。一个情节很有趣,友人送来火腿,徐老命吊在室内,我父亲嘴馋,几次在徐老进城办事访友时,割下一些蒸来吃。待徐老看到火腿又小了,只是笑笑,从不询问,更不批评。自从投入师门,我父亲就紧密追随老师,日后虽然专业不同,但仍在精神上紧密追随。五十年代以后,父亲调离考古所、科学院,但在参加下放、“四清”、干校以外,仍常常拜谒请益。

抗战时,在昆明黑龙潭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图中前排右一为徐旭生,后排左一为尚爱松
一九七六年徐老谢世后,家父仍时时趋谒师母,直至大病后,才至徐府叩首拜别师母。以后,徐二叔(桂伦)多次来我家探望。徐奶奶和其晚辈对家父也特别亲善,称我父亲是徐老“最好的学生”“最孝顺的学生”。一件事情,颇能反映徐府对家父的厚爱。老人家仙逝后,徐府要向科学院考古所捐献家中藏书,但徐奶奶说:“让爱松先挑。”家父便拿了《船山遗书》等古籍和《徐旭生西游日记》。十年后,古籍又璧还徐府。

尚爱松先生探望徐师母
四
辞位谢委
一九三一年,徐旭生辞北师大校长。是年二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合并北师大和女师大,委徐旭生为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十一月,教育部所拨经费大大不足,便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同赴南京交涉,因财政部长宋子文拒见,遂愤而辞职(《年谱》,第122、129、130页)。当时,为国民政府拖欠办学经费事,同时有多位大学校长以去就相抗争,但最后真正辞职的仅徐旭生一人。熟人背后多称他为“徐大傻子”“徐炳傻公”,他闻之不以为意(《传略》,《文集》第2249页)。
一九三四年,辞河南大学校长。是年八月,徐老以陕西考古会工作主任身份,主持宝鸡斗鸡台的发掘,教育部未得本人同意,便请他出任河南大学校长,他则坚拒,道理是,“陕西发掘尚未告竣”,“且辞退国立师范大学校长职务后,对办理学校行政事务颇感厌倦”。北平士林闻之震动,各大报在显要位置刊登消息,以示崇敬(《传略》,《文集》第2249页)。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谢高薪。《日记》称:“师贤夫妇来,在操场前立谈多时。师贤言中政校拟设一研究部,请海内著名学者担任研究员。正薪六百元。连津贴则可过千元。彼友人为此研究部总干事,希望余能往担任一席,托彼征求余同意。余答言钱虽较多,但余不愿脱离北平院。且国家对此原来学术机关,留之不死不活之状况,而多创设新机关,高薪拉人,以拆旧机关之台,殊非善策。”(《文集》第1235—1236页)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辞高位。“接燕生与伯仓电,劝担任豫鲁监察使,前伯仓奉于院长命来征同意,余因书未写完,未能改业,辞之。二人再劝,遂复一电。俟函详。”(《日记》,《文集》第1387页)
因为这样的品行德操,无论中外,时人对徐旭生都有最高的评价。我父亲的业师胡小石先生称,徐老为“天下第一好人”“古之君子”。爽直、刚烈的傅斯年对徐老,则有“天下君子”的美誉。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历时八年(1927—1935),成果丰硕,是中国第一次争得学术主权,与外国科学家真正平等合作的学术考察。考查团组成,徐旭生为中方团长,前后二十个月。外方团长斯文·赫定对他从一开始的心怀顾忌转变为热情赞扬,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或一位人道主义者,他却是一位你可能遇到的最和善和最令人愉快的旅行伴侣。”“在我们的全部合作期内,总有着一种最完美的和谐。”(《传略》,《文集》第2225页)并对他的学术和人格素养极其推崇,认为“他的造诣达到了他国内文明的最高点,普遍地通达他祖国的历史、文学和哲学。此外,对于西洋生活和思想,也不只是皮毛的认识”(《传略》,《文集》第2228页)。
司马迁这样赞颂孔夫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其前一半,也可形容徐旭生的藻行,后一半,也能传达有心人对徐旭生的仰慕。
五
或在题外
前辈学者爱说轶事,久之成为学林掌故,这是他们交流的重要话题。这些露根柢、见心性的轶事,不同于如今的八卦段子。我记着几个跟徐老相关的故事。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间,徐老曾为北京大学教务长,其时教务长有津贴,老人家不知此事,从未领取,多年后才被人告知。故老人曾对我父亲说,北京大学欠他钱。这是玩笑话,也是真事,他从来未去讨要。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遇难,开吊时北京大学同仁发起募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一次展览上(记得好像是在陶然亭),展出当时募捐的长卷,印象中作为教务长的徐旭生捐款颇多。
徐老与顾颉刚先生曾为密友,还共办通俗读物编刊社,一同筹办《史学集刊》,却因韩儒林先生离北研院去华西大学任教,徐、顾产生矛盾。尽管“君子交绝,不出恶言”,两人毕竟在古史研究中意见相左,顾氏文章又格外精彩,因此,在昆明时,徐老曾对我父亲说:“顾颉刚是披着史学家斑斓外衣的文学家。”
一九七五年冬,徐旭生老人垂危,住在协和医院,老友冯友兰从北大赶来探病,但报探视病人为徐炳昶或徐旭生,所报与医院登记的名字不同,负责探视的管理人员便告查无此人,冯只好悻悻然离去。当时冯氏为“梁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笔名)顾问,正“大红大紫”,却并未利用权势压人。
“文革”之初,造反组织常派人到外单位调查本单位人员历史情况,时称“外调”。科学院考古所徐苹芳先生受派,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找我父亲调查徐老,当时我父亲已关进“学习班”,时常成为外调对象。但徐苹芳先生绝不同于其他外调人员的横眉立目、厉声呵斥,他是极为谦和的。
最后说说徐老次女王忱对我的照拂。王忱是她早年投身革命时恐连累家人更改的姓名(老人日记称她“秔岐”),我称她为“二姑”。一九七七年底恢复高考时,我在黑龙江的山河农场以“知青”身份投考,成绩差强人意,被第三志愿黑龙江大学录取。二姑恰好在黑龙江大学工作。那些年,哈尔滨的物质供应困难,上学后,我就常去二姑家里“解馋”,一次,还和同去“解馋”的韩争(徐老长外孙,其时也在哈尔滨读书)等,一顿竟吃光二姑家全月配给的大米。有几次,二姑做了好吃的,还让与其同住的侄女徐乐耕叫我去吃饭。这样,我虽离家读书,却备享家庭温暖。
徐府对我家两代有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