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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勃 林铭海|人工智能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科层化治理的技术重塑之路

转自: 2026-11-13 07:30:00

本文基于风险社会理论,探析现代风险的新特征与国家安全的科层制治理机制间的结构性张力。科层制在应对复合风险时呈现认知阻碍、边界封闭、响应迟滞和适应刚性等困境。人工智能凭借其自适应学习与多模态信息处理等能力,实现了对科层治理的系统性重塑:组织结构弹性化、流程体系智能化、决策逻辑系统化、协作方式生态化。基于人工智能对信息能力、决策支持、运行机制、跨域协作等的赋能,国家安全治理体系能够更加灵活地调整策略和行动,有效应对各种复杂且多变的安全挑战。

国家安全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关乎民族复兴、社会稳定、人民幸福。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国家安全面临一系列具有新特性的风险挑战,学界认为其体现为“乌卡 (VUCA)”,即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这种转变的根源在于风险的时代性变迁,而这一变迁是人类社会迈入后工业时代的必然结果。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的,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的新阶段,国家安全风险具备了新的时空依赖性和文化嵌入性。风险情境转化下的安全格局已突破了传统安全治理框架的适应边界,急需对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进行系统性更新。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单列一部分,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带来了新的契机。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凭借其独特的技术能力,能够对科层制组织的认知基础、决策机制、协作方式和适应能力进行系统性重塑,为弥合科层制治理能力与风险社会治理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缝隙提供了技术可能。

当前学界对此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脉络。其一,大多数学者关注人工智能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及其应对,主要强调人工智能的衍生风险与对人工智能的规制;其二,对人工智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含义、机理、路径等进行研究,主要在理论层面进行治理理念与范式的建构;其三,关注人工智能应用于国家安全治理的具体应用场景,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大城市风险治理等。现有研究还未聚焦到人工智能对于科层式治理的深层作用机理。国家安全治理依托于科层制结构运行,其运行逻辑与能力边界受到科层制固有弊端的制约,人工智能的功能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在技术层面重塑国家安全的科层化治理方式。因此,本研究立足于风险社会的结构性转型视域,深入考察国家安全传统的科层化治理方式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系统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科层制国家安全治理的技术重塑机制,阐释人工智能如何有效弥合传统科层治理能力与现代风险治理需求之间的缝隙,为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指引。

一、传统科层化安全治理应对现代风险的结构性张力

学界对国家安全的界定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国家安全状态说、国家安全能力说和国家安全状态能力说。在内容上,学界通常将国家安全视为军事安全和政权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颁布与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后,在国家层面确立了国家安全的界定为状态与能力的总和,即国家利益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和保障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的总和。这也将国家安全领域由特定领域拓展到总体领域。这种多元整合的安全观使得国家安全治理转向一种渗透于国家治理全过程、分散于多元化职能部门的总体性治理范式。因此,对国家安全治理效能进行分析,不能局限于国家安全部门和军事部门等特定部门及其特定治理能力,而要从更为本质的科层制的组织基础及其运行机制进行总体把握。

(一)

科层制的基本形态与治理特性

科层制即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结构形式,构成了现代政府进行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作为工业社会和现代化进程的制度产物,科层制具有四个核心维度的组织特征,这些特征既构成了其制度优势,也一体两面地呈现出系列弊端,内含了与现代风险相冲突的固有局限。

1.工具理性:科层制的认知基础

工具理性是科层制的认识论根基,作为一种基于目的计算的理性类型,它构成了现代官僚体系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工具理性代表一种线性、分析性的思维框架,将复杂社会问题转化为可计算、可管理的技术性问题,通过明确的因果联系构建决策的逻辑链条,实现从问题识别到解决方案的线性推导,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用最大化。这种理性化思维模式使得复杂的治理活动被规约为一系列标准化的决策程序与行动规范,确保了组织行为的可计算性与可控性。韦伯将工具理性视为现代性的核心特征,认为它使组织行为摆脱了传统权威的任意性与情感性,形成了一种建立在规则与程序基础上的非人格化治理体系。

与此同时,工具理性容易导致价值技术的二元分离,过度强调手段的技术合理性而忽视目标的价值合理性,使得组织运作偏向于功利主义,脱离对行政价值的追求。并且,线性因果的思维模式使组织难以把握复杂社会系统的整体性与动态性,导致了应对复杂治理难题的结构性不足。

2.纵向权力链条:层级化的控制结构

在纵向维度上,科层制建立了层级明确的权力链条,形成严格规定的上下级制度。这种制度形成自上而下的权力传导的制度化安排,包括明确的指令链条、授权与责任分配体系,通过层级化的控制结构实现了组织意志的一体化贯彻。通过层级化的控制结构,组织决策得以统一展开,复杂行动得以协调一致,有效降低了治理目标实现的协调成本。

尽管组织意志能够在较大程度上通过层级化命令链条精确传递和执行,但较长的链条往往导致效率低下。逐级审批机制使得决策事项需要经历繁复的上行报批程序,决策流程愈是严谨,就愈发烦琐化、冗余化,限制了组织的快速响应能力。此外,决策权力集中于上层组织,抑制了基层组织的自主性和创新动力,形成了“指令依赖”的被动型决策模式,削弱了组织在动态变化中的适应性与应变力。

3.横向专业分工:功能化的组织系统

在横向维度上,科层制实施专业化分工,对组织层级自上而下的治理目标进行层层递解的分工与协调,从而提升社会复杂事务的处理效能。科层制基于专业化的职能划分体系,将复杂社会事务分解到专业领域,由具备相应专业知识的官员负责,使得组织能够应对日益分化的社会功能需求,也极大提升了组织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通过功能细分和专业聚焦,科层制实现了社会复杂问题的领域分解和可处理化转换,大幅提升组织在特定领域的技术理性和专业能力,推动了现代社会中复杂事务的精细化解决。

然而,这种横向专业分工隐含了一种认识论前提:认为复杂系统可以被分解为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且通过对各部分的有效管理能够实现对整体的有效治理。事实上规制性的职能分工滞后于复杂治理事务的变迁,因此容易形成难以被现有职能部门有效覆盖的问题领域或责任区间,表现为跨部门问题协调困境、新兴议题归属模糊、责任边界空白等,即“治理缝隙”。

4.流程标准化:程序化的运行机制

在运行维度上,科层制构建了标准化的流程,确保组织运行的规范性与可预测性。科层制通过建立一套基于规则、程序与标准的运作体系,实现了组织行为的非人格化与程序化治理。这种标准化规制将具体的组织行为转变为可预期、可测量、可复制的标准流程,用工具理性的思维逻辑增强了组织行为的可预测性与一致性,降低了组织协调的交易成本,提升了组织运行的规范性与公正性,避免了个体差异化因素对组织行为的干扰。

但科层制的流程标准化限制了组织的弹性响应能力与创新潜能。标准化程序产生了“程序刚性”,预设的标准流程难以适应环境变化与非常规情境,限制了组织的灵活性与创新性,使组织面对个性化和复杂化的非标准治理难题时往往表现出系统性的应对不足。其次,构建了一种“程序依从即可实现组织目标”的制度幻象,导致组织成员在行为取向上更注重程序合规性而非结果有效性,更倾向于被动应对而非主动发现,更偏好稳定现状而非变革创新。再次,程序导向催生了“目标替代”现象,原本作为手段的运行规则转化为目的本身,使组织行为陷入去目的化的技术操作循环。

(二)

风险社会条件下的挑战与张力

风险时代冲击下的社会转型是国家安全治理科层化应对面临挑战的重要成因。政府组织形式是否有效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形态。科层制作为一种理性化的组织管理模式,建立在工业社会的基础上,与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价值取向相契合。然而,当代社会正经历着从“生产逻辑主导”向“风险逻辑主导”的范式转换,工业社会正在转变为风险社会。以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学者认为,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现代风险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社会运行逻辑、社会动力和基本结构。传统工业社会是一种“短缺社会”,其运行逻辑以财富生产和分配为主,并以此支配风险生产。风险社会中,这种逻辑转变为以风险生产和分配为主,形成了政治分化和社会分层的新标准。相较而言,工业社会的动力机制是基于财富分配的社会不平等,风险社会的动力机制则是面临社会风险威胁的共同恐惧。

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是现代风险的冲击。现代风险源自现代性的“自反性”,即随着现代理性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反而成了风险的根源。随着西方主导的人类现代化进程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民族国家治理体系扩张至全世界,科技理性的权威地位被动摇,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分离,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治理模式造成现代化发展的断裂,其衍生的风险成了当代社会的重要结构特征,使得社会转型进入风险社会,从制度视角看,这也是社会从古典现代化(第一现代性)向反思性现代化(第二现代性)转型的过程。

要深入理解这一转变对安全治理造成的挑战,需要对现代风险的内在特征进行深层次剖析,以更好地理解这些特征与科层制的制度逻辑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具体而言,现代风险呈现以下特征:

1.“二律背反机制”:风险产生的治理悖论

现代风险的一大特征是,风险不再主要由自然灾害产生,也不一定能为理性所解决,人类基于现代理性的决策和行为反而成了新兴风险的重要来源。现代社会的风险源于现代化出现过程中的理性基础,是理性膨胀的必然结果。其治理悖论体现于风险治理系统本身也会成为风险的重要来源,形成“控制系统即风险制造者”的二律背反机制。例如抗生素能够控制感染风险,但其广泛使用却不可避免地导致具有耐药性的细菌存活并扩增,促使“超级细菌”出现,造成新的公共卫生威胁。又如金融领域,《巴塞尔协议II》等金融管理框架原本旨在通过资本要求和风险加权资产计算防范银行风险,却反而加剧了监管套利,金融机构将风险转移到表外业务和影子银行系统,创造了大量复杂金融衍生品,其缺陷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这种悖论性关系是风险社会的内生特征,任何试图通过精确控制消除不确定性的系统,都将在系统边界处产生新的不确定性与脆弱性。

这种二律背反机制具有三个维度的表现:首先,治理体系本身产生系统盲点,对特定风险的精准控制往往导致对其他潜在风险的忽视;其次,治理行为引发新的风险,标准化的风险控制机制在面对非标准化风险时普遍失效;最后,治理行为产生交互性风险,不同治理机制之间的互动可能形成意外的系统效应。这些特征对科层制的工具理性形成了认识论层面的挑战,揭示了单纯依靠技术理性无法应对复杂风险社会的局限。

2.“测不准性机理”:风险状态的认识论困境

“测不准”原为量子物理学的概念,由于测量方式会干扰粒子运动,因此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无法同时精确测度。范如国将“测不准”原理引入风险分析,指出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使风险呈现出一种本体论层面的不可确定性,而非简单的认识论障碍。即使运用最精密的预测工具,也无法同时准确把握风险系统的当前状态和未来演化路径。这种“测不准性”源自复杂社会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特征,是风险社会的本质属性而非简单的信息不足。在金融领域,即使具有良好的量化模型,也无法准确预测金融风险;现代公共卫生风险,新型流行病的传播不是均匀渐进的,而会在特定条件下突然加速,形成超出线性预测的爆发性传播模式。

这种“测不准性”具有三个维度的表现:首先,现代风险自身具有不可感知性与复杂性等特性,不再是人们通过感官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直接风险,而可能是潜在的、无法感知的风险;其次,现代风险具有非线性发展特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导致系统演化的截然不同结果,形成“蝴蝶效应”式的非线性动力学特征;最后,观测行为本身改变风险系统的状态,风险监测与评估活动会影响社会系统对风险的感知与反应。

3.“孤岛结晶效应”:风险的网络化聚合态势

“孤岛结晶效应”揭示了现代风险的聚合现象:原本相互隔离的风险点通过复杂的系统联结实现跨域共振,形成具有质变特性的系统性风险集合。这种现象超越了单一领域的风险叠加,表现为不同性质、不同领域的风险因素之间形成的复杂互动与结构性聚合。风险的“孤岛结晶”过程使得原本可控的局部风险转化为难以预测和管控的全局性威胁,改变了风险的性质与影响范围。该效应最初提出是在互联网情境下,网络的“跨地域、即时在线、匿名交互”特性打破了风险传播的物理限制,使得不同舆情能够相互联结发酵,产生重大舆情事件。但基于现代风险的特性,这一效应已广泛发生在各个领域,例如在全球供应链风险中,地缘政治冲突、自然灾害、产业布局与技术安全相互关联,形成国家战略安全的新型挑战。

这一风险特征具有三种关键表现:首先,风险的互联互通性,现代社会复杂系统重构了风险要素之间的关联方式,使原本分散的风险因素隐性联结,构成相互关联的风险集合体;其次,风险的共振放大效应,相似性质的风险因素在相互作用过程中相互强化,产生远超单一风险点的系统性影响;最后,风险要素的多中心扩散,现代风险的聚合与传播不再受限于传统的单一渠道与线性路径,而是通过多元化路径实现全方位扩散与自组织演化。这一特征对科层制的横向专业分工形成了结构性挑战,以专业化和边界明晰为核心原则的科层组织,难以有效应对跨越多重专业边界的复合型风险。

4.“拓扑延展结构”:风险的耦合级联发展

现代风险的发展呈现出“拓扑延展结构”特性,表现为风险要素间形成的多维度耦合关系和多层次传导机制。这一特征使现代风险超越了传统风险理论中的线性因果链模型,形成了一种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风险动力学范式。耦合性与级联性的并联构成了现代风险演变的主要驱动逻辑,使现代风险呈现出容易演化、迅速扩散、不断牵连的结构性特征。在风险时代,社会主体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关系更加复杂,多因素的复杂耦合作用成为国家安全风险诱发过程中的强大动力,如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科技安全与军事安全等之间的紧密互动。

风险的拓扑延展特性具有两种关键表现:首先,在空间时间维度上,现代风险实现了时空压缩与快速扩散;其次,在结构维度上,风险呈现出系统间的复杂耦合性,不同功能系统(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之间形成多重互动网络,使得单一领域的风险干预可能引发其他领域的意外后果。

5.“认知建构特性”:风险政治化与政治风险化的双重困境

现代风险不仅是客观存在的物理现象,更是通过社会认知过程建构的意义系统。与传统风险的物质确定性不同,现代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受影响于知识体系、价值框架和话语权力,使风险成为一种政治化的建构过程。正如吉登斯所说,不再是过去决定现在,而是未来的风险决定我们今天的选择。在此过程中,不同行动者基于各自的认知框架和利益诉求,对相同风险现象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解读,形成“风险政治化与政治风险化”的双重困境。例如,流行疾病的起源通过政治宣传可能用于实现国际政治目的;气候变化被建构为“科学议题”或“政治议题”。

风险的“认知建构特性”具有两种关键表现:首先,在知识政治层面,风险认知过程呈现出显著的话语权力结构,科学权威、政治精英和媒体机构等不同知识生产者在风险定义与阐释过程中形成复杂的权力博弈,挑战了科层制依赖的专家理性和技术中立假设;其次,在责任归属层面,风险的归因过程可能会涉及复杂的政治博弈。

(三)

国家安全的科层化治理困境

在风险社会的现代风险冲击下,传统科层制所植根的社会基础发生变化,传统科层制所依赖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控性不断受到挑战,其系列特征衍生的弊端也使其难以应对现代风险的新特性,由此产生了基于传统科层制的国家安全治理能力与基于风险社会情境的现代风险治理需求之间的缝隙,具体有以下方面(如图1所示)。

1.认知阻碍:工具理性与风险测不准的认识论失配

科层制基于工具理性的线性因果思维框架与风险社会中风险的“测不准性”和“二律背反特征”形成了深层次的认识论失配。科层制通过标准化分解、处理事务依托“可测量、可管理性假设”,而现代风险无法被精确测量或预测。科层制的处理逻辑依托线性思维模式,而风险演化具有非线性特征。现代风险的系列特征挑战了科层组织构建的工具理性和标准化等基础,面对新兴风险,国家安全治理在难以掌握风险性质及全貌的情况下进行,面临认知阻碍与治理失灵等问题。

2.边界封闭:组织边界固化与治理整合需求的功能性矛盾

科层制横向专业分工的部门化逻辑与风险社会中“孤岛结晶效应”形成了功能性矛盾。首先,专业化分工导致的部门壁垒与风险跨域整合的需求之间存在功能性矛盾,针对现代风险的交叉性与复合性要求,科层组织难以跨越专业边界进行整体性应对。其次,专业分工形成数据孤岛,与风险治理的信息共享需求形成了冲突。风险社会中的系统性风险预警与识别高度依赖跨部门的数据整合与信息共享,但在科层制框架下,条块分割的治理体制造成信息被封闭在各级组织与系统中,具有较强专业性的强势垂管部门往往将数据视为核心资产,形成“前厂后店”的封闭化治理模式,造成“数据孤岛”,阻碍了风险信息的有效流通与整合。再次,专业分工导致的“责任区间化”与风险的系统性特征之间形成了治理缝隙。治理体系呈现出“切块管理”“分段治理”和“条线主导”的多重分化特征,使得风险的应对碎片化。

3.响应迟滞:层级传导性与决策时效性的制度性张力

科层制纵向权力链条的逐级审批机制与风险社会中安全威胁的“拓扑延展”特性形成了时效性冲突。首先,科层制特有的逐级审批机制显著提升了决策成本,限制了组织的快速响应能力。其次,科层制通过严格的权责对应和层级传导来确保决策合法性,但这种制度安排与风险应对中所需的敏捷决策和弹性授权形成了冲突。再次,集权化决策模式下容易形成“指令依赖”,当灾害突发、情况紧急时,基层单位往往受限于决策授权不足,无法根据现场情况迅速调整应对策略,只能严格按照预案执行或等待上级指示,错失了风险干预的最佳时机。

4.适应刚性:标准化规范与复杂适应需求的系统性不适

流程标准化的程序化治理逻辑使科层制对现代风险的系列特征适应不足。首先,标准化程序的预设性与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之间存在矛盾。科层制预设性的标准操作程序难以覆盖风险的多样性与变异性。其次,程序理性的内在逻辑与风险的模糊属性之间形成了认知冲突。科层制的程序化治理基于“风险是明确可界定的”这一核心假设,将风险处置转化为一系列明确的流程步骤。然而,现代风险往往具有高度的模糊性与复合性,难以通过预设程序进行有效处置。再次,程序刚性的组织惯性与风险动态性的适应需求形成了张力。科层制的标准化程序一旦建立,往往具有较强的制度惯性,改变与调整需要经过复杂的组织过程。但风险社会中的系统性风险却具有高度的动态性与演化性,要求治理体系具备及时调整与适应的能力。

二、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治理的功能再造与机制重塑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实现了技术工具的智能化更新,通过其独特的治理功能与赋能机制,弥合国家安全治理中,科层制治理能力与现代风险治理需求的缝隙。通过智能技术嵌入与科层组织重构的复杂作用过程,人工智能深度赋能了科层制组织的安全治理。

(一)

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与治理功能

依托三大核心引擎的进步——算力革命提供的计算基础、大数据积累供给的训练资源以及算法创新带来的模型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在近年来取得了迅速发展。从技术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人工智能已经历了从规则驱动的专家系统、特征工程的机器学习算法到当前以深度学习和大型语言模型为代表的智能系统的多阶段演化。

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大语言模型、视觉大模型、多模态大模型等通用基础大模型。这些技术整合成一个复杂的技术生态系统,支撑起多维度数据分析与学习、多模态信息感知与理解、知识表示与推理、自适应学习与持续优化、智能交互与决策支持等功能(如表1所示)。

相较于传统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呈现出四个核心维度的智能化技术特征。

1.自适应学习能力

人工智能系统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能够从海量数据中自主学习模式和规律,并随着经验的积累不断优化自身性能。这种自适应学习能力使人工智能能够应对复杂多变的风险环境,突破了传统预设规则系统的局限性。以深度强化学习为代表的先进算法,赋予人工智能在复杂决策环境中的持续优化能力,使其可通过“探索利用”机制平衡短期收益与长期价值。这种学习特性为应对现代风险社会中的“测不准性”和“二律背反机制”带来了技术可能。

2.多模态信息处理能力

人工智能可以同时处理文本、图像、视频、语音等多种信息形式,并实现跨模态的信息转换与综合理解。这种能力建立在深度神经网络特别是Transformer模型架构的技术突破基础上,实现了从单一数据维度向多维度感知的飞跃。多模态大模型能够整合来自不同渠道的异构数据,构建更全面的风险图景,为国家安全风险的整体性把握提供技术支撑。相比传统信息处理系统仅能处理结构化数据,人工智能能够从非结构化、多源异构的复杂信息中提取有效价值,破解科层制组织的信息孤岛困境。

3.复杂关联识别能力

人工智能可在海量数据中识别出潜在的复杂关联模式,尤其是通过知识图谱和因果推理技术,能够构建事物间的语义网络和因果关系。这种能力使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在表面无关的数据中发现深层联系,为应对风险社会中的“孤岛结晶效应”带来了关键工具。知识图谱技术使人工智能能通过建立实体关系的语义网络,将分散的信息点连接成系统性知识体系,支持风险的关联分析和系统性把握。神经网络等算法则进一步增强了对复杂网络关系的推理和预测能力,为多源风险的关联分析提供了算法基础。

4.情境感知与系统推理能力

人工智能可以基于上下文理解复杂情境,并进行系统性的推理和决策。深度学习与符号推理结合的神经符号系统,能够将数据驱动的模式识别与规则驱动的逻辑推理相结合,在复杂风险情境中进行更深层次的因果分析和逻辑推理。这种能力使人工智能得以从碎片化信息中构建系统性理解,并基于情境特征进行动态决策,为应对风险社会中的“拓扑延展结构”和“认知建构特性”带来了认知工具。

(二)

人工智能重塑国家安全治理的作用机制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具有颠覆性潜力的技术,不仅带来了效率提升的工具性价值,更重要的是通过其独特的智能化的技术特征,重构了科层制组织的治理机制,为国家安全风险治理提供了系统性创新路径,实现了深层次的组织逻辑重塑与治理范式更新。通过对组织形态、运行机制、决策逻辑与协作方式的系统性重构,人工智能推动了国家安全治理从机械化管控向智能化治理的范式转型。

1.组织结构重构:从静态分层向弹性网状转变

人工智能的结构重构机制主要应对科层制的“边界封闭”困境——组织边界固化与治理整合需求的矛盾。人工智能的复杂关联识别能力和多模态信息处理能力使其能够重构科层组织的结构形态,实现从边界固化到融合协同的转变。一方面,知识图谱技术能够使不同部门的碎片化信息建立语义层关联,形成跨域的概念关联网络,将原本封闭的“信息孤岛”转化为互联互通的知识场域。这种数据关联网络不限于机械的连接,更重要的是在认知层面重构了组织单元之间的理解框架,使不同部门能够从系统整体视角把握问题本质。如不同统计口径、不同形态的数据(数字、文字、图片、视频等),人工智能都能融合理解并且提取要素,从而提高了不同部门的联结水平,这在传统治理中难以实现。另一方面,信息效率的提升有助于压缩科层组织的决策链条,使组织结构从金字塔式向扁平网络式转变。智能决策支持系统能够为基层提供更智能的决策支持,使其减少对上依赖,构建“中央统筹+末端智能”的扁平化结构模式。多智能体技术能够提供智能化的任务分解和协调优化,根据任务需求和环境变化,动态调整科层制组织的角色定位和协作关系,使得治理结构更具弹性。通过边界弹性化和结构扁平化机制,人工智能推动科层组织从静态分层向弹性网状结构转变,在保持组织稳定性的同时,提高系统应对复杂风险的整体协同能力和响应速度,有效缓解边界封闭与整合需求间的结构性矛盾。

2.流程体系再造:从标准程序向智能动态适配转变

人工智能的流程再造机制有助于科层制摆脱“适应刚性”困境——标准化规范与复杂适应需求的系统性不适。自适应学习能力和情境感知与系统推理能力使人工智能能够重构科层组织的流程体系,实现从标准程序向智能动态适配的转变。首先,流程挖掘(Process Mining)技术有助于通过对大量历史事件日志的深度分析,自动识别出传统流程中的冗余环节和效率瓶颈,通过科学的数据依据驱动流程动态优化。这种自适应流程不再是静态固化的标准操作程序(SOP),而是具有学习能力的动态知识体系,能够根据效能反馈不断调整和进化。其次,基于多模态感知和深度语义理解的情境感知系统,系统能够根据对复杂情境的理解,自动触发最适合的流程响应,从而使流程系统具备了“眼睛”和“大脑”,实现从规则驱动向情境驱动的转变,使科层组织的流程体系从封闭式运行转向开放式交互。

通过流程自适应重构和情境感知驱动机制,人工智能推动科层组织的流程体系从预设性向适应性、从标准化向个性化、从线性向网络化的范式转变,显著增强了组织应对复杂多变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弹性,有效化解了标准化规范与复杂适应需求之间的系统性张力。

3.决策逻辑变革:从规则导向到智能推演优化

人工智能的决策逻辑变革机制主要针对科层制的“认知阻碍”困境——工具理性与风险测不准的认识失配。人工智能的复杂关联识别能力和情境感知与系统推理能力使其可以改变科层组织的认知框架与决策逻辑,从而实现从规则导向到智能推演优化的转变。一方面,贝叶斯网络和结构方程模型等因果推断技术重构了科层组织的认知分析框架,使决策逻辑从线性因果向系统性思维转变。这些技术有助于从海量多源数据中挖掘变量间的复杂关联网络,建立包含多重反馈和交互效应的系统因果模型,突破简单线性因果分析的局限,从而有效应对涌现性、复杂性等特征。如金融监管中不再通过传统的单一指标或复合指标判断风险,而是综合海量指标进行分析,提高预测力。另一方面,强化学习和多智能体仿真技术重构了科层组织的决策评估方法,实现经验判断、数据驱动与沙盘推演的深度结合。通过多智能体行为模型推演,系统可模拟不同决策策略在各种可能情景下的执行过程和效果,找到大规模并行实验中的最优策略组合。

通过多维因果推演和情景模拟与策略优化机制,人工智能推动科层组织的决策逻辑从规则导向到智能推演优化、从线性因果向系统思维、从静态评估向动态优化的根本转变,显著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和适应性,有效缓解了工具理性与风险测不准之间的认识论张力。

4.协作方式演进:从纵向指令到智能协同生态

人工智能的协作方式演进机制主要应对科层制的“响应迟滞”困境——层级传导性与决策时效性的制度性张力。人工智能的多模态信息处理能力和自适应学习能力使其能够深度赋能科层组织的协作机制,实现从纵向指令到智能协同生态的转变。首先,联邦学习、安全多方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协助科层组织重构协作框架,解决部门横向合作的本位主义与避责问题,实现从部门林立到协同共赢的转变。联邦学习能在没有任何人看到或接触数据的情况下训练大模型,实现敏感数据的安全使用,实现“数据不动、模型共享”;区块链技术通过分布式账本和共识机制,如实记录每个部门的行为,构建跨部门协作的信任基础。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既维护了科层组织的核心利益和合法界限,又拓展了协作的可能性和深度。其次,多智能体和社会计算等能够基于动态目标和情境需求,自主识别协作需求和匹配最优伙伴,提供临时协作网络框架,大幅提升科层协同的灵活性和敏捷性。

通过安全可信协作和自组织动态协作机制,人工智能推动科层组织的协作方式从指令协同到智能协同、从预设结构到自组织涌现、从刚性边界到动态生态的转变,显著提升了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效率和响应速度,有效缓解了层级传导性与决策时效性之间的制度性张力。

三、人工智能塑造新型国家安全治理的工作进路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人工智能对科层制治理的重塑超越了简单的效率提升,而是通过系统性嵌入组织结构、运行逻辑与决策机制,推动国家安全治理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从碎片化工作向整体性协同、从经验驱动向数据赋能的治理转型。这种转型的实践路径体现为在信息能力、决策支持、运行机制和跨域协作四个工作维度上的系统性创新(如图2所示)。

(一)

信息能力建设:建构多维风险态势感知体系

信息能力是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维度,国家安全的有效治理建立在对社会事实与社会动态的基本掌握上。信息能力有着深刻的技术根源,信息汲取、信息处理与信息应用都依赖于技术手段与技术水平,不同时代的信息处理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治理的信息机制与国家社会的基本形态。在当前的治理体系中,科层体制与信息技术的双重限制,导致了信息能力建设还存在诸多局限性。国家内部的信息不对称和碎片化、国家缺乏理解社会复杂性的稀缺信息都在降低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信息能力的核心机制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多源异构数据融合机制,通过自然语言处理与计算机视觉技术整合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技术企业与公众数据源,构建“全域、全时、全频”的立体感知网络,突破传统情报收集的渠道壁垒;二是知识图谱驱动的系统分析机制,通过实体关系的语义建模与复杂网络分析,揭示表面无关风险事件背后的内在联系,实现从碎片信息到系统图景的认知飞跃;三是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预警机制,通过多维度异常检测与动态风险评估,构建“分级感知、精准推送”的风险预警系统,形成风险前置干预的时间窗口。

在国家安全情报收集与分析场景中,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多源情报融合系统整合开源情报(OSINT)、信号情报(SIGINT)等多种渠道数据,构建全维度的态势感知网络。这类系统能够对多语种文本资料、通信数据、卫星图像等异构信息进行跨模态关联分析,识别出表面无关却内在关联的情报线索,使情报工作从“分散收集、独立分析”转向“整体获取、系统研判”。在大规模风险监测与预警防控场景中,智能化的风险监测系统可以通过整合社交媒体数据、经济指标、环境参数和人口活动模式等多维数据,构建动态演化的风险关联网络,实现对潜在风险的早期识别和趋势预测。

(二)

决策支持加强:塑造科学高效的风险处置机制

决策是国家安全治理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应对复杂挑战和实现战略目标的效能。在面对日益复杂的治理环境时,科层制冗长的决策链条、反应迟缓,以及决策者认知偏差、分析深度和反应速度等问题,进一步降低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及时性。当前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数字治理能够进行“全景式”的数据展示,辅助决策者进行全面性的决策,使得基于经验主义的决策模式逐渐转变为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科学性得以提升。但这种支持仍然局限于信息呈现和描述性分析,对决策过程的影响仅停留在辅助层面:首先,它未能实现从“数据”到“决策”的有效转化,数字技术虽然能够提供信息面板,但将这些信息转化为决策仍然高度依赖于决策者;其次,在复杂决策中,信息往往是不对称、不完备的,数字技术对此作用有限。

人工智能赋能决策支持的核心机制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基于多智能体仿真的情景模拟系统,通过构建高精度的虚拟决策环境,模拟不同方案在各种可能情景下的执行过程与效果评估,使决策从单纯依赖经验转向系统推演;二是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决策链路优化,通过识别决策流程中的冗余环节与关键节点,构建“扁平、敏捷、高效”的差异化决策机制,实现常规事件快速处置与重大风险科学决策的动态平衡;三是基于复杂关联分析和系统动力学建模的战略态势分析系统,通过对复杂风险环境的系统建模与长期演化预测,提高决策的战略深度与前瞻性,使战略决策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

对于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场景而言,人工智能可以构建基于多智能体仿真的决策支持系统,通过整合传染病动力学模型、社会网络分析与资源约束条件,形成系统性的干预决策框架。这类决策系统能够科学模拟不同干预策略(如社交距离措施、区域分级管控、疫苗优先接种序列等)在不同演化路径下的传播影响与社会经济成本,为应急决策提供多维度的定量评估依据。相较于传统基于专家经验与线性分析的决策模式,人工智能赋能的决策支持系统可以在复杂多变的疫情环境中,快速生成多种可行干预方案并评估其系统性影响,辅助决策者在最佳干预时间窗口内作出科学决策。

(三)

运行机制优化:形成适应性风险管控体系

国家治理的运行机制决定了治理的有效性,直接影响治理措施的落实效果与系统适应性。科层制的标准化程序与固定的流程在确保运行规范性的同时,也导致了适应刚性、响应滞后与反馈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使其难以应对风险社会中的复杂性与动态性挑战。人工智能基于其自适应学习与情境感知推理能力,重构了国家安全治理的运行机制与管控流程,推动运行机制从标准程序向智能适应、从静态配置向动态调整、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控的系统转型。

人工智能赋能运行机制的核心机制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基于流程挖掘的智能流程再造,通过对历史事件处置数据的深度分析,识别流程瓶颈与最佳实践路径,构建“情境识别、路径匹配、动态优化”的自适应流程系统,突破预设程序的结构性限制;二是基于多目标优化的资源动态调配,通过实时风险评估与资源需求预测,实现从“均质配置”向“精准投入”的资源管理变革,显著提升有限资源的使用效能;三是基于强化学习的闭环调适机制,通过“监测—评估—调整—验证”的循环优化,构建具有持续进化能力的治理系统,使风险管控从单次干预转向持续调适的动态平衡。

例如网络空间安全防护领域,人工智能可以构建基于流程挖掘技术的自适应防御系统,从而重塑传统网络安全管理的运行机制。此类系统能够通过分析历史攻防数据库中的最佳实践路径,结合对当前网络攻击特征的实时分析,自动生成针对性防御流程与资源调配方案。在面对高级持续性威胁(APT)等复杂攻击手段时,这种自适应防护机制能够突破传统预设防御策略的局限性,实现从“一类攻击一套预案”到“一次攻击一套方案”的精准防护模式转变。特别是对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等高风险场景,这种动态生成的防御策略能够针对攻击链的不同阶段实施差异化干预措施,通过持续学习与优化构建“攻防共进化”的弹性安全体系。

(四)

跨域协作创新:打造整体性风险防控格局

现代国家治理面临的风险往往跨越传统的部门界限和专业领域,无论是直属于行政科层的政府风险规制机构,还是掌握专业安全治理能力的企业和技术专家,或是对地方的独特性具有经验的社会公众都无法单独回应。多个部门、多个层级、多个领域的跨域协作是有效应对这些复杂治理问题的关键,这就凸显了安全资源被全面整合,治理方式更加整体化、多元化的需求。但传统科层制下,跨部门协作往往受制于固有的组织边界和权责划分,协作效率低下。由于缺乏有效灵活的协同治理机制,多元共治格局往往难以形成。

人工智能赋能跨域协作的核心机制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基于知识图谱的智能协作体系,通过对各部门职能、资源与程序的语义建模,构建“业务关联、问题导向、主动协同”的跨部门协作机制,突破传统条块分割的结构性壁垒;二是基于联邦学习的安全数据共享平台,通过“数据不动、模型共享”的技术创新,解决“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的二元矛盾,实现多主体间的深度数据协作;三是基于区块链的多中心治理结构,通过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网络,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协治、共建共享”的整体性防控格局。

在金融安全风险监测与防控领域,人工智能可以打造基于联邦学习的跨机构协作系统,将金融监管部门、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与证券机构等多方主体连接成安全协作网络。这类系统通过“数据本地处理、模型参数共享”的技术机制,能够在保障各方数据主权与商业秘密的前提下,构建统一的风险识别与评估模型。当面临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时,这种协同监测机制可以识别出跨市场、跨主体的风险传导链条,实现风险的早期识别与精准干预。同时,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多中心治理平台能够构建起涵盖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与专业技术支持的多层次防控体系,推动金融安全治理从传统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向“整体协同、共建共治”的格局转型,有效应对科层制治理中的边界封闭与跨域协作不足问题。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治理的四个工作维度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推动国家安全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风险态势感知的增强为决策提供信息基础,决策的效能有助于风险管控的高效执行,整体性防控格局的形成又为前三个维度提供了协同环境与制度保障。通过这四个维度的系统赋能,人工智能有效弥合了科层制治理能力与现代风险治理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缝隙,为构建高效协同、科学精准、弹性适应的国家安全治理新体系提供了技术支撑与实践路径。

四、结论与展望:迈向智能化国家安全治理新范式

现代风险社会的崛起与现代风险的扩散,使传统国家安全治理的科层化逻辑面临结构性挑战。本文的系统分析表明,作为一种智能化的技术,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治理的赋能作用不是简单的工具性支持,而是通过对科层制组织的结构重塑、功能增强与逻辑转型,推动了国家安全治理范式从“僵化控制”向“智能适应”的重要转向。这一转向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科层制理论的创造性重塑,实现了从“工具理性”向“系统理性”、从“线性因果”向“复杂演化”、从“程序主导”向“情境适应”的认识嬗变。

这种认识论转向具有理论意涵。首先,它实现了对韦伯科层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保持科层制基本稳定性的同时,通过技术深度赋能突破其固有局限。人工智能技术的嵌入,不再是简单提升既有科层式治理的效率,而是创造了深度重塑科层制组织逻辑和运行方式的可能,有助于形成后官僚制的智能技术整合范式。其次,人工智能与科层制的互构关系挑战了传统的“技术决定论”和“组织决定论”,展现出一种“结构技术共演化”的复杂动态过程。再次,智能化重塑开辟了风险社会理论与组织理论交叉整合的新视角,为理解现代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变革提供了见解。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治理虽展现出巨大潜力,但仍面临诸多理论困境与认识挑战,需要深入地辩证思考。首先,技术嵌入与组织路径依赖的张力困境。人工智能与科层制的互构过程不是线性演进,而是充满了制度路径依赖与技术变革动力之间的复杂互动。一方面,科层制的制度惯性与结构刚性可能制约技术创新的整合效能;另一方面,技术嵌入可能强化而非削弱某些科层控制逻辑,形成“数字强化的科层制”而非真正的范式转型。这种张力反映了技术变革与制度变迁的不同时间节律,构成智能治理理论建构的重要挑战。

其次,算法治理与行政责任的悖论性挑战。人工智能在增强决策能力的同时,也引发了决策责任与算法透明性的深层次悖论。人工智能决策系统可能导致“责任扩散与模糊化”,使传统的行政问责机制面临重构压力。这种“算法黑箱”与行政问责之间的张力,不仅是技术性问题,还是关涉国家安全治理正当性基础的核心理论议题。

再次,技术理性与政治理性的界限困境。人工智能对风险的感知与处置高度依赖于技术理性框架,但国家安全本质上是一个集技术、政治、社会多重维度于一体的复合性领域。过度依赖技术理性可能导致“政治维度被技术化消解”,使国家安全决策陷入“技术决定论”的偏狭思维。如何在技术赋能与政治审慎之间实现平衡,构成智能化国家安全治理的理论难题。

最后,安全与创新的辩证张力。人工智能本身具有“双刃剑”特性,既是国家安全治理的赋能工具,也可能成为新型安全风险的源头。越是依赖人工智能增强安全治理能力,越是可能暴露于算法操纵、数据泄露等技术风险之中。这种内在矛盾性反映了国家安全风险的自反性本质,需要在理论层面予以系统性回应。

立足当下,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治理的融合发展仍处于探索初期,还面临诸多理论难题与实践挑战,当前人工智能在治理实践中的作用与功能,可能仍然未脱离技术性的范畴,也还没有在实践中给科层治理带来根本性的变革。然而,正如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佩德罗·多明戈斯所言:“人工智能是保护国家的重要壁垒。”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必将深刻重塑国家安全治理的范式,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既要有技术创新的前瞻视野,又要有制度变革的系统思维,在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治理的互构演化中,探索构建更具总体性、适应性与韧性的国家安全治理新体系。

原文链接

彭勃、林铭海|人工智能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科层化治理的技术重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