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方志》自2026年第一期起,特设“补白”版块,内容涵盖方志知识、方志人物、观点摘编等,篇幅力求短小精炼、鲜活务实。本征文长期有效,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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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即将见刊于《上海地方志》2026年第四期的“补白”内容。
民国十二年(1923)石印本《许昌县志》系王秀文、张庭馥等修纂。该书卷一七《艺文上·历代名人著作》“宋”部分,著录有《经说》《史评》《䜩谈家训》《蜀汉本末》《理学正宗》《礼经葬制》,后附小字注:“俱靳裁之著。”据此,《经说》等六书的作者皆是宋人靳裁之。同书卷一一《人物上·儒硕》为靳裁之与元人赵居信都立了传,且二传相邻。《靳裁之传》对前揭《经说》等六种著作只字未提,而《赵居信传》则表述为:“元赵居信……平生著述有《经说》《史评》《䜩谈家训》《蜀汉本末》《理学正宗》《礼经葬制》《追远录》《四道辨》等书。”除了《追远录》《四道辨》,其余六种与卷一七所著录的靳裁之名下六书全然一致。同一部方志把《经说》等六种著作归属于宋元两个人,于理不合。
按,《经说》等六书的作者实为赵居信。赵居信是元代许昌大儒,元世祖到元英宗时期至少三度被元廷征召,曾任翰林学士承旨。元朝亡后,赵居信的生平仕履渐趋湮没,大部分著作也未见流传到今。但赵居信生前撰有哪些著作,则有可靠的文献支撑。明代以来的多部公私文献,清晰地载录了赵居信的著作,现以表格形式胪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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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是笔者检索到的17种文献,所载录的赵居信著作多则8种,少则4种。这17种文献中,有16种属于明清时期,先于民国《许昌县志》成书。它们共同指向《经说》等6种著作的作者为赵居信,而非靳裁之,即便与《许昌县志》同属民国时期的《河南通志艺文志稿》亦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蜀汉本末》是现今仍能见到的赵居信著作。据《中国古籍总目·史部》,国家图书馆藏有元至正十一年(1351)建宁路建安书院刻本、清抄本《蜀汉本末》,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亦清抄本。其中,元刻本的影印本见《中华再造善本·金元编·史部》。台湾地区还有一种明蓝格抄本《蜀汉本末》,《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121册据以影印。赵居信在书末写了识语,详述其撰《蜀汉本末》的原委及历程。这更能直接证明《蜀汉本末》绝非靳裁之的著作。
再看《理学正宗》,明代官方尚藏有此书。明人张萱的《内阁藏书目录》著录了它的成书时间及作者,还概述其内容:“《理学正宗》,一册。元至元间,赵居信采集诸大儒各书院记,并附北溪宗旨。”清前期,邵远平撰《续弘简录元史类编》。据邵氏开列的《引用书目》,元代部分有赵居信的《理学正宗》。这两条记载可补证《理学正宗》的作者为赵居信,而非靳裁之。明代官方藏书还有《礼经葬制》,《文渊阁书目》著录“赵氏《礼经葬制》,一部一册”,《内阁书目》著录“赵氏《礼经葬制》,一册”。尽管此处《礼经葬制》的作者仅有其姓“赵氏”而未具其名,但这两条记载明显不利于靳裁之,反倒有利于赵居信。
靳裁之是宋代许昌人。名儒胡安国(1074—1138)在太学时,从游于“才识高迈”的靳裁之,深得裁之看重。靳裁之之所以能名入史册,主要是因为曾发表“士之品大概有三”的宏论。此论得到了胡安国之子胡寅的认同。宋人蔡节《论语集说》转录了胡寅的话:“许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贵而已矣,则亦无所不至矣。’”此论还被朱熹、真德秀等援引,在士人圈颇具影响力。至于靳裁之有哪些著作,搜检宋元明清公私文献,未见有载录者,直到民国十二年本《许昌县志》问世,情况才有变化。该方志卷一一记载赵居信的8种著作甚明,而卷一七却把本属于元代赵居信的《经说》等六书放到了“宋”部分,如此安排已然不妥,归在靳裁之名下更是误植。这说明王秀文、张庭馥等修纂《许昌县志》,在有些史实的考订、整合上并未做到前后观照。正确的做法是,在卷一七内,将《经说》等六书从“宋”部分移出,另辟“元”部分以作著录,小字注需同步修订为“俱赵居信著”。
附带一言,民国二十年(1931)到二十二年(1933)间,朱又廉等编修了另一部《许昌县志》,近人已做点校。据该书标点本,卷一七亦著录《经说》《史评》《䜩谈家训》《蜀汉本末》《理学正宗》《礼经葬制》,各书之下均有小字注:“宋靳裁之著。”该书卷一四《靳裁之传》同样不提《经说》等六书,而同卷《赵居信传》说:“平生著述有《经说史评》《䜩谈家训》《蜀汉本末》《理学正宗》《礼经葬制追远录》《四道辨》等书。”显然,《经说史评》应作《经说》《史评》,《礼经葬制追远录》应作《礼经葬制》《追远录》。点校者不仅没有察觉该《许昌县志》卷一七著录《经说》等六书的“张冠李戴”问题,对于书名亦未详加考辨。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