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破无人之境——
方增先艺术实践的三重建构及其现代意义
作者 / 项苙苹
艺术学博士
上海美术馆首席策展人、学术部主任
方增先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作为浙派人物画核心奠基者创作了一批具有时代标识性的作品,更在于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同步推进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现代人物画语言的建构、人物画训练体系的建立,以及艺术家角色向公共文化空间的延展。换言之,方增先所面对的并非单纯的“人物画”问题,而是现代中国美术发展中的几个核心命题:中国画如何表现现代人?一个新的画种如何形成自身的训练谱系?艺术家又如何进入更广阔的文化结构之中?
今天重新研究方增先,不仅需要重新审视其作品,也需要重新认识其方法;不仅需要重新评价其教学贡献,也需要重新理解其在中国现代艺术制度建设中的意义。对方增先的认知本身,同样需要一次新的突破。
上海美术馆举办的方增先回顾展以“突破无人之境”为题,正是基于这一思考展开。这里所谓“突破”,并非单纯的风格创新,而是指当既有语言、经验与机制已无法回应新的时代问题时,艺术家对未知领域所作出的主动探索。
展览围绕方增先艺术实践中的五个关键维度展开:现代人物画语言的建构、创作方法的生成、知识体系的生产、自我语言的重构以及公共文化建设的参与。五个部分既展现其艺术生涯的重要阶段,也共同呈现其如何不断突破既有边界,并推动现代中国人物画从创作实践走向教育体系与文化制度建构

Part.
01
从“画形象”到“造形象”:
现代人物画语言的建构
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现代转型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命题展开:如何以中国画表现现代人。从徐悲鸿、蒋兆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代人物画家,这一问题构成了持续推进的历史脉络。方增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人物画领域,并在杭州时期完成其艺术方向的初步奠基。
展览第一部分集中呈现方增先各时期代表作品,梳理其现代人物画语言的建构过程。
从《粒粒皆辛苦》开始,面对西方素描体系的影响,方增先并未停留于明暗塑造的表面移植,而是逐渐认识到,人物的体积感、结构感与空间感首先来自造型结构本身,而非单纯依赖明暗处理。由此,他建立起一种兼具现实观察能力与中国画特质的人物造型方法,逐步摆脱对西方明暗体系的依赖,将人物塑造的重心转向结构建构。

方增先《粒粒皆辛苦》
1955年 中国画 105cm×64.5cm 中国美术馆藏
从《说红书》到《艳阳天》插图,人物、叙事与笔墨之间逐渐形成新的关系;到了《母亲》《晒佛节》等作品中,人物形象又进一步超越现实描写,转向更具精神性与象征性的表达。这些作品并非简单的风格递变,而是艺术家对不同时代经验的持续回应,共同构成现代中国人物画语言建立与发展的重要过程。

方增先《母亲》
1988年 中国画 101.5cm×85.5cm 上海美术馆藏
如果说早期探索关注的是“如何画人物”,那么方增先不断推进的则是“如何创造形象”。他晚年提出“过去是画形象,后来是造形象”,并非经验性的总结,而是对自身艺术道路的准确概括。这意味着,方增先对现代人物画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升人物画的写实能力,更在于推动其由再现逻辑向创造逻辑转变。
在这一意义上,他所建立的不仅是一种人物画风格,更是一套能够回应现代经验的视觉语言体系。

Part.
02
从艺术创作到方法提炼:
图像生成机制
与其完成作品相比,方增先更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其对创作经验的方法化提炼。在他看来,作品并非灵感的偶然产物,而是长期判断、反复修正与持续推演的结果,因此其艺术实践始终具有鲜明的方法论特征。
展览第二部分以《祭天》及其大量草图为核心,集中呈现了这种方法意识的形成过程。通过这些草图,可以清晰看到作品在完成之前所经历的反复推演:人物如何组织,空间如何开合,视觉重心如何移动,画面节奏如何建立,气息如何贯通,以及整体精神氛围如何生成。草图并非作品的附属物,而是揭示图像生成逻辑的重要证据。

方增先《祭天》
2009年 中国画 191cm×1726cm
从这一角度看,方增先的创作具有强烈的过程意识。他并不将完成的画面视为唯一目标,而是将构思、推演、修正与落笔的全过程纳入艺术实践之中。这使其创作不仅具有审美价值,也具有方法意义。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方增先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风格画家,成为一位对“图像如何生成”具有高度自觉的艺术家。
这种方法意识进一步延伸至教学领域,并逐渐形成具有公共性的知识结构。方增先并未将经验停留于个人创作内部,而是主动将其转化为可供学习、训练与传播的方法路径,使艺术实践从个人经验上升为方法经验,再由方法经验转化为教学经验,最终进入现代中国美术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

Part.
03
从教学改革到知识生产:
为现代人物画开创“画谱”
展览第三部分聚焦杭州时期的方增先。此时的他不仅是艺术语言的创造者,也逐渐成为现代人物画知识体系的重要建构者。
长期以来,方增先的教学贡献通常被概括为“教学改革”,但这一表述尚不足以概括其工作的历史意义。若借用中国传统绘画内部的概念,方增先更像是在为现代水墨写实人物画建立属于自己的“画谱”。

方增先《人体结构素描》
1982年 中国画 51.5cm×77cm
山水画有画谱,花鸟画有画谱,书法有碑帖与临摹传统,而现代水墨写实人物画长期缺乏成熟而系统的训练体系。方增先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尚未完成制度化与方法化建设的新画种。在这一背景下,结构素描、人物写生、线描训练、教学图解,以及《怎样画水墨人物画》《艺用人体结构》等教材的编写,已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学工作,而构成了一整套现代人物画训练体系的基础工程。

方增先《坐着的老人》
1955年 中国画 65cm×47cm
这一体系所试图解决的,并非简单的教学问题,而是如何让一种新的艺术语言获得持续传承的机制。换言之,方增先并不满足于培养少数优秀个体,而是希望建立一种能够被学习、复现和延展的方法系统。正因如此,他在教学中倾囊相授,其意义不仅是经验传递,更是对方法有效性的持续验证。
从这一层面看,教学实践并非其艺术探索之外的附属工作,而是个人创作逻辑向公共知识领域的自然延伸。新中国人物画教育体系的形成,正是他将个人经验转化为集体训练机制的重要成果。可以说,方增先参与建立的不仅是浙派人物画的发展谱系,更是现代中国人物画的重要教育基础。

方增先《课堂写生》
1961年 中国画 69cm×44cm
因此,他的工作开始从艺术生产走向知识生产,而这种知识生产的价值不仅在于培养出一批优秀艺术家,更在于为现代水墨写实人物画奠定了相对完整的方法论基础,使这种艺术语言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可能。
Part.
04
从杭州到上海:
自我的突破与再出发
1983年调入上海,是方增先艺术生涯中的又一次重要转折。
如果说杭州时期奠定了其现代人物画语言的基础,那么上海时期则推动其重新打开自身的艺术边界。改革开放后的上海是中国最开放、最具国际视野和实验精神的文化空间之一。新的艺术思潮、展览机制与国际交流不断涌入,使艺术家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的位置。对于方增先而言,真正的挑战已不再是如何建立人物画语言,而是如何在既有成果基础上继续生成新的可能。
因此,展览第四部分聚焦其上海时期的艺术探索,重点呈现其对既有语言的重构与拓展。

方增先《白描明月几时有》
1991年 中国画 133cm×68cm
一方面,他重新回到中国传统内部,从书法、汉画像石、青铜器、民间剪纸以及古代人物画中寻找新的创作资源。其中,书法尤为关键。如果说结构解决的是人物“立得住”的问题,那么书法解决的则是人物“活起来”的问题。在方增先看来,书法不仅关乎线条运动,更关乎线群关系、空间组织、行笔节奏以及生命状态的表达。他长期坚持书法创作,并系统整理书法教学大纲,其目的并非成为专业书法家,而是借由书法深化人物画的笔墨韵味与文化内涵。
另一方面,他始终关注西方艺术经验,但这种关注并非简单移植,而是创造性转化。尤其在色彩与墨色关系的处理上,他真正关心的不是如何让中国画接近油画,而是如何拓展墨色本身的表现力。如《祝酒舞》系列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色彩的鲜明,而在于将光感、冷暖关系、空间氛围、气候感与时间感引入水墨语言之中,使“墨分五色”的传统观念获得新的发展维度。与此同时,他对积墨法的持续探索,也不断拓展着水墨人物画的表现空间。

方增先《祝酒舞》
1999年 中国画 165cm×96cm
这表明,方增先并非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作简单选择,而是致力于在传统内部不断生成新的视觉可能。其对墨色表现力的拓展,本质上也是对中国画现代转换路径的进一步推进。
杭州时期的方增先侧重语言建构,上海时期则转向语言重构。前者解决的是现代人物画语言从无到有的问题,后者关注的则是这种语言如何在新的文化条件下继续生长。因此,上海时期并非创作道路的简单延续,而是一次新的出发。
Part.
05
从艺术家到文化建设者:
另一种突破
如果说上海时期推动了方增先艺术语言的再造,那么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也促成了其社会角色的转变。此后,他不再只是作品与教学体系的创造者,也逐渐成为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
1985年以后,方增先参与上海美术馆的建设与改革,推动学术研究、国际交流、实验展览与公共教育的发展,并见证了上海双年展时代的到来。这些工作虽然属于文化管理领域,却与其艺术实践具有一致的内在逻辑。

因为艺术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艺术语言需要传播空间,艺术教育需要制度保障,艺术创新需要公共平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方增先的美术馆实践成为其艺术理想在公共文化领域的另一种实现方式。
在现代社会中,艺术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展览制度、学术研究、公共教育与国际交流所构成的文化网络。方增先意识到,艺术创新不仅发生于画室之中,也依赖制度环境的支持。艺术家的责任不仅在于创作作品,也在于为作品创造被观看、被讨论和被传播的公共环境。
因此,如果说过去的研究更多关注方增先作为艺术家的身份,那么今天或许有必要将其置于更大的历史框架中重新考察。他不仅创造了作品,也提炼了方法;不仅参与了教学,也推动了制度建设;不仅影响了一代艺术家的成长路径,也参与塑造了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态。由此,方增先所代表的已不仅是个人艺术成就,而是一种现代中国艺术生成机制的缩影。

这一部分尤其值得强调:方增先的美术馆事业并非与创作无关的“第二职业”,而是其艺术思考在公共文化领域的自然延伸。通过美术馆建设、展览机制完善与公共教育推广,他得以更直接地接触国际艺术发展动态,并在持续比较与反思中重新审视自身的艺术观念与形式语言;与此同时,他吸收现代艺术中的构成意识,但最终又回到并坚守自身的写实立场。
在这里,方增先所体现出的不仅是艺术家的专业能力,更是一种文化建设者的历史自觉:艺术家的责任不仅在于创造作品,也在于参与塑造艺术赖以生长的公共环境。正因如此,其后半生并非偏离创作,而是将创作进一步推进到制度层面与公共层面。

如果说前半生的方增先主要在塑造自身的艺术语言,那么后半生的方增先则开始参与塑造一座城市的艺术生态。因此,在本次回顾展中,其美术馆事业的突破被置于年表部分集中呈现,并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开放性、国际性与制度建设联系在一起,成为其艺术实践在公共领域的重要注脚。
Part.
06
结语:从个人小路到时代高峰
回顾方增先的一生,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持续向未知领域推进的创造精神。他突破人物画的边界,建立新的语言;突破教学的边界,建立新的范式;突破艺术家的边界,参与塑造新的公共文化生态。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留下了一批经典作品,更在于留下了一套持续发挥作用的方法体系。
这套方法既关涉造型、笔墨、结构与形式,也关涉教育、制度与文化机制。方增先因此成为一个具有复合意义的历史人物:他既是艺术语言的创造者,也是知识体系的生产者,更是公共文化制度的建设者。

倘若将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作为一项持续推进的现代工程,那么方增先的重要性在于同时参与了这一工程的多个层面:他创造语言,也提炼方法;培养艺术家,也建设制度;关注作品的完成,也关注艺术赖以生长的文化环境。因此,方增先的意义不仅属于个人艺术史,也属于现代中国美术生成机制的发展历史。
方增先曾说:“我是那种在乱草泥泞中寻找一条小路的人。”然而,当我们今天重新回望这条道路时,看到的已不只是一位艺术家的个人足迹,而是一条连接创作、教育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现代路径。沿着这条道路前行,那个始终向未知领域探索的人,俨然成为中国现代人物画史上的一座高峰。

对于今天而言,方增先的价值也正在于此:他所留下的,不只是可以被回望的历史成果,更是一种可以持续生长的现代方法。
本文刊于上海艺术评论2026年4月总第251期
展览信息
突破无人之境
——方增先回顾展
· 展览时间 ·
2026年8月10日—11月15日
· 展览地点 ·
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
0米层序厅、中厅、20-23号展厅
编辑:施奕帆 |主任编辑:吴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