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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东:《哈姆雷特》中的戏剧意识

转自: 2026-11-13 17:30:00

文/王东东

原刊于《书城》2026年10月号

在莎士比亚的所有剧作中,《哈姆雷特》似乎呈现出了最多的戏剧思想和戏剧意识,这自然和莎翁设置的戏中戏情节有关。迷人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也设置了戏中戏,但无论对于剧情的影响,还是经由戏剧反思触及戏剧本体的深度,似乎都不及《哈姆雷特》的戏中戏。由于哈姆雷特在剧中对于《捕鼠机》的排演,《哈姆雷特》几乎成为一部关于戏剧本身的戏剧,用一个流行的词也可以说,一部“元戏剧”,它事关戏剧真理(truth)、戏剧功能与戏剧本体。当哈姆雷特从父王的幽灵那里得知叔父克劳狄斯的罪行,他并没有急于复仇,而是投身于戏剧行动,他在第二幕结尾的独白常常回荡在我们脑海里:“我要先得到一些比这更切实的证据;凭着这一本戏,我可以发掘国王内心的隐秘。”(朱生豪译)

《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

[英] 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哈姆雷特无疑是一个妙人,只有了解哈姆雷特这一想法的奥秘,才能真正把握《哈姆雷特》这一部戏的魅力。

其实不仅哈姆雷特,剧中的其他角色也沉浸于戏剧之中,至少都是戏剧的爱好者或鉴赏者,对哈姆雷特改编的戏不仅看得津津有味,还要各安本分做出正确抑或错误的反应。在流浪戏班刚刚来到宫廷时,波洛涅斯向哈姆雷特介绍他们的好处,就表现得像一个行家:

都是些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戏子,演什么都是拿手,无论演悲剧,喜剧,历史剧,田园剧,田园喜剧,历史田园剧,历史悲剧,悲喜历史田园剧;无论演剧中地点前后统一的古典戏,还是演一切规律都不守的新派戏。瑟奈加的悲剧不会嫌过分沉重,帕劳泰思的喜剧不会嫌过分轻浮,受严格限制也好,容许自由也好。他们都是些独一无二的行家。(卞之琳译)

这段话让人想起菲利普·锡德尼的《为诗辩护》,文章既谈到了古典三一律与新派戏的问题,也谈到不同戏剧类型的混合,如悲剧和喜剧的混合产生悲喜剧。对于混合类型,波洛涅斯极尽夸张之能事,近于调侃戏谑。莎翁应该读过锡德尼的《为诗辩护》,所以让波洛涅斯如此发言,仿佛是在夸耀当时英国戏剧的繁荣状况。无论如何,戏剧类型的杂糅的确是莎剧的一大特色。

《莎士比亚悲剧四种》

[英] 莎士比亚 著

卞之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为了确定王子发疯的真实原因,波洛涅斯索性也导演起一场戏来,让其女奥菲利娅来试探哈姆雷特。这是在《捕鼠机》演出之前。而他之所以丧命,是因为在演出之后跑到王后寝宫探听母子的对话。这些都是他向篡位君主克劳狄斯主动献上的计策。它们是两个绝妙的戏剧场景,也的确构成了《哈姆雷特》中的部分场景。如果说波洛涅斯没有戏剧爱好,我是不相信的。波洛涅斯可能是哈姆雷特的反面教材,其戏剧天才仅次于哈姆雷特。但二人的问题均是混淆了实际(政治)生活与戏剧。波洛涅斯似乎笃信政治生活就是戏剧,而哈姆雷特则相信戏剧也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波洛涅斯聪明反被聪明误,而哈姆雷特则技高一筹。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波洛涅斯即使再老谋深算,面对哈姆雷特也屡屡失手,甚至搭上了一对儿女的性命。

归根结底,也许原因在于波洛涅斯掌握的戏剧真理相较于哈姆雷特要低一些,他先入为主地认为一切戏剧表象——尤其哈姆雷特的疯病——均源于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并且将这个观点传递给克劳狄斯,二人沆瀣一气地监视着哈姆雷特,“从他的行为上判断他的疯病究竟是不是因为恋爱上的苦闷”,在《捕鼠机》成功演出之后,也就是哈姆雷特认为一切真相大白,必须要有所行动之后,波洛涅斯还按照原计划跑去王后寝宫监听,实在是愚蠢至极、咎由自取了。哈姆雷特有意布置并且置身于其中的戏剧表象,尤其是《捕鼠机》,则只指向一个来自鬼魂眼中的虚无缥缈的真理、一种有待验证的先验真相,而后者只有克劳狄斯一个人可以看懂。对于哈姆雷特来说,戏剧真理并非不言自明,恰好是需要不计代价苦苦追索的。不疯魔不成活,哈姆雷特对戏剧已经疯狂,或者说,他的疯癫同时是一种戏剧疯癫。与他相比,波洛涅斯只能算是戏剧的半个行家,哈姆雷特给他上了一课。波洛涅斯其实是死于得知了戏剧真理——谋杀篡位的真相——要不就是与真理仅隔了一层戏剧的帷幕,哈姆雷特是有意将他当成克劳狄斯杀死的。

哈姆雷特的行动往往含有即兴成分,他的计谋也多出于灵机一动,似乎并不周密,包括戏中戏的想法。这样来看,《哈姆雷特》最初甚至有即兴戏剧的成分,它如何从即兴戏剧一步步跨越到必然性,是一个并不亚于哈姆雷特性格之谜的谜。在领教了伶人的台词功夫和表演后,哈姆雷特大为感动,才想起了要改编、排演一部戏:

赫卡柏对他有什么相干,他对赫卡柏又有什么相干,他却要为她流泪?……我听人家说,犯罪的人在看戏的时候,因为台上表演的巧妙,有时会激动天良,当场供认他们的罪恶;因为暗杀的事情无论干得怎样秘密,总会借着神奇的喉舌泄露出来。我要叫这班伶人在我的叔父面前表演一本跟我的父亲惨死的情节相仿的戏剧,我就在一旁窥察他的神色;我要探视到他的灵魂的深处,要是他稍露惊骇不安之态,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朱生豪译)

哈姆雷特感兴趣的其实是戏剧表象与真实生活的关系。我以为,《哈姆雷特》中的戏剧真理就蕴藏在二者的关系中。在戏中戏正式开演前,哈姆雷特特意叮嘱演员们“切不可越出自然的分寸”:“该知道演剧的目的,从前也好,现在也好,都是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卞之琳译)这就超出了哈姆雷特一己的个人境遇,而进一步将戏剧问题普遍化了。嗣后,哈姆雷特还嘱托好友霍拉旭紧盯克劳狄斯观剧时的反应。

《捕鼠机》是哈姆雷特给国王介绍剧情时临时起的题目,其实多少带有戏谑意味。从他与演员们的对话可以确定,其原题叫作《贡扎古谋杀案》。在正剧开演之前,首先演出了一出哑剧。从语言描述来看,哑剧同样展现了一个弑君娶后的故事,然而对于现场观看者包括克劳狄斯而言,哑剧讲述的故事可能是不明朗的,甚至是晦涩莫名的,这是由哑剧的形式和性质决定的。奥菲利娅的反应具有代表性,可能也代表在场观众尤其廷臣们的观感。她向哈姆雷特求助,哈姆雷特则表示哑剧的演出意味着鬼鬼祟祟、阴谋诡计,奥菲利娅正确地猜到哑剧演出的是全剧的本事。当她向哈姆雷特进一步追问哑剧的真意,却被哈姆雷特用一番下流话挡了回来。但在哈姆雷特的下流话中也包含着真意,也就是现实中的这一出哑剧是肮脏的、无耻的,因而难以言说。克劳狄斯不见得比其他人更能看懂台上的这一出哑剧。他和其他观众一样是刚刚看到这出哑剧,可能会觉得不知所云,不同于阅读剧本的我们。莎剧专家经常在这里犯晕,花费大量笔墨讨论克劳狄斯为何一直隐忍到最后才从观众席上站起来,而对哑剧毫无反应。(莫林《哈姆雷特的捕鼠器》,见《莎士比亚戏剧与政治哲学》,彭磊选编,马涛红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219—243页)有名的多佛·威尔逊(John Dover Wilson)甚至猜测克劳狄斯并未认真看哑剧,而是忙于与其他人谈话。我想,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多学术联想或侦查,可能正是因为遗忘了看戏和读剧本的不同吧,何况克劳狄斯仅有一次机会观看哑剧,而我们则可以反复阅读这个开场戏,接近于上帝视角的我们懂得比他多,也知道他将在什么时候站起来。不过,这些讨论也是有价值的,它指向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戏中戏发挥了怎样的戏剧功能,尤其是如何能够证实克劳狄斯的罪行?答案并不是那么清楚明了。

其实,莎士比亚让他在此时保持沉默是有理由的,即使他万一联想到自己与台上一模一样的所作所为,其他人却不明白这一点,因而他仍然是安全的,而不会被当众识破。无论是出于老奸巨猾,还是由于没进入剧情,他都有理由做到不动声色。哈姆雷特需要更多的语言华章,而非含糊的哑剧动作,才能发掘国王内心的隐秘。哈姆雷特为《贡扎古谋杀案》新写了十二行或十六行台词,在第二幕结尾他曾向伶人提到过这一点,并要求他们在台上表演出来。这十几行台词的所指为何,成为另一个学术争议的焦点。我以为,除了用以捕捉国王良心的八行诗,还应该包含前此伶王与伶后对话中伶后的十五六行诗,或这十五六行诗的部分:

……哎呀,带住!

谁这样恋爱就该是负心的娼妇!

要再嫁丈夫,活该我受尽诅咒!

再嫁的就是谋杀亲夫的凶手!

……

我敢说死了丈夫还要结亲,

是转了世俗的念头,不是多情。

我若叫第二个丈夫在床上吻抱,

就是把已故的丈夫再砍上一刀。

(卞之琳译)

在伶后说话间隙哈姆雷特还插了一次嘴,旁白道:“苦黄连,苦黄连!”在伶王和伶后对话完毕后,他故意问乔特鲁德有何观感,而她只觉得伶后表明心迹太过,抑或起誓太重,显然受到了刺激。直到此时,克劳狄斯才关切地询问哈姆雷特,这出戏的内容是否有什么出格、冒犯的内容。但很快轮到他对剧情极度不满了——

心黑,手巧,药也灵,时候也方便哩;

机会也跟我串通,没有人看见哩;

毒药啊,半夜里采毒草、炼得你毒透了,

念三遍黑开娣恶咒、咒得你恶透了,

现在就发挥你魔力,使出你凶劲吧。

一下子整个儿夺去他健全的生命吧!

(卞之琳译)

莎剧很少出现舞台提示,这时突然出现了。奥菲利娅报道说,国王在看戏时站起来了,王后乔特鲁德则关心地追问他是否身体不适。国王迅速离场。哈姆雷特与霍拉旭进行密谈,后者表示捕捉到了国王的表情。但对于国王在看到下毒戏时应该作何反应,莎士比亚仍然没有说明。哈姆雷特就此更加确信了克劳狄斯的罪行。当着外人的面儿,哈姆雷特依然装疯卖傻,声称《贡扎古谋杀案》是一出喜剧,不讨国王喜欢。

国王在看下毒戏时应该作何反应呢?我以为,首先应该惊骇,继而强作镇定,但最后,应该表现出震怒。

当看到“以毒药注睡者耳”的下毒戏,克劳狄斯以为自己的罪行已经大白于天下,一如哈姆雷特早就预计的那样惊惧不安——他并未向霍拉旭交代这一点,但后者可以和我们一样按照常理进行推测。毕竟,在看到伶王和伶后的对话时,克劳狄斯已经怀疑哈姆雷特参与了这台戏的制作,或至少对戏的内容有所耳闻。克劳狄斯的问题让哈姆雷特开始公开地、大胆地谈论剧情,就像是应国王之请一样。他谈到下毒者是国王的侄子。回味到这一点时,克劳狄斯的惊惧之情在理性作用下彻底消散,他故作镇静,认识到自己不应该自我暴露。然而,在叔父即国王面前演出一场侄子弑君的戏剧,这本身就是一场胡闹或冒犯,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哈姆雷特才可以将之称为一场喜剧。因而,克劳狄斯在终于松了一口气之余,醒悟到自己作为国王受到了冒犯,他必须大发雷霆,禁了这场戏。于是他决定拂袖而去,而一向知趣的波洛涅斯马上叫停了演出。克劳狄斯最初的情感反应出于本能,接着理性参与进来,最后则是政治智谋起了作用。对于克劳狄斯这样一个狡诈成性的阴谋家,他必定极力掩饰自己最初的惊骇之情,也就是说,这些表情变化虽然可以区分出三个层次,其实只是一瞬间的事。而紧盯着的霍拉旭还是及时观察到了克劳狄斯的惊惧不安,对于哈姆雷特来说,这可能是最有力的证据。

然而即使在文字层面也有争论,哈姆雷特唯一一次谈到国王的表情时说的是:“If he do blench, I know my course.”对于这句话,卞之琳的译法是:“只要他一惊,我就有门路了。”而梁实秋则翻译为:“只消他稍觉惊惶,我就知道我应如何进行了。”突出的都是惊惧的意思,黄国彬则融合外国学者的不同意见,认为blench既可以解作flinch(退缩)也可以解作blanch(脸色发白),有两种意思,索性将整句翻译为:“万一他神情有异,我就知道怎么做了。”作为一个阴谋家,克劳狄斯不是吓大的,他虽然不至于惊惧得脸色惨白,但看到自己的罪行在舞台上公然展示,还是会在肢体上畏缩收紧,面部神情变化,尤其是眼神闪躲,在意志上畏葸不前,就如常人试图远离一桩血案、一件罪行一样。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也正因为此,克劳狄斯的表情也就难以与常人区别开来。由于有一桩罪行埋藏在心里,克劳狄斯不太可能上来就对弑君戏表现出愤怒之情,而这正是人们期待的反应。在君主面前上演一部弑君的戏,这不仅仅是冒犯,而且本身就有谋反的嫌疑。其他观众一定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除了克劳狄斯,大家甚至可能会彼此心照不宣。我以为演这一段的时候,廷臣们和其他人都应该将目光投向克劳狄斯,等待他做出正确的反应。但克劳狄斯由于心中有愧,还是慢了半拍。克劳狄斯的迟钝会被围观的群众认为缘于他的宅心仁厚,却会被哈姆雷特认为是心中有鬼。因而,哈姆雷特和霍拉旭留心捕捉的应该是克劳狄斯脸上的一丝迟疑神色或犹疑不决。

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克劳狄斯及时作出判断,这更拖延了他的行动,哪怕只是从观众席上站起来拂袖而去。《贡扎古谋杀案》演出时,在场观众都以为它在影射现实。伶后指天立誓时,台下的国王克劳狄斯与王后乔特鲁德已焦虑不安。当谋杀案发生时,哈姆雷特忙着解释是国王的侄子杀死了国王,并且还要娶王后为妻。这不是故意混淆视听,而是剧情确实需要如此安排,他的话语其实是为克劳狄斯设下的迷魂阵。在场的丹麦皇族只有三个人,人人可能都会以为剧情在影射自己,难免对号入座,但当哈姆雷特宣称谋杀者是国王的侄子,对于克劳狄斯既是一场威胁,也同样是一场考验。的确,克劳狄斯在理智良好的情况下——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应该会由于受到冒犯而迅速离场,而由于哈姆雷特虚晃一枪,克劳狄斯不得不分神去分辨哈姆雷特的话在现实语境中的真伪:如果谋杀者不是国王的侄子,那应该是谁?在《贡扎古谋杀案》所影射或对应的现实中,谋杀者如果是哈姆雷特,他是不可能迎娶母亲即王后的,与现实并不能完全对应起来,那么谋杀者只能是现任国王克劳狄斯,到这里,观众很容易将去世不久的前任国王带进语境。也就是说,《贡扎古谋杀案》对应的并非现在的语境,而是以前的语境。然而克劳狄斯意识到这一点也已经晚了,毕竟他只要流露迟疑之色就会被哈姆雷特当作证据采用。哈姆雷特宣称谋杀者是国王的侄子,其实是对克劳狄斯的挑衅:既然有可能是哈姆雷特(只能部分对应或相似于未来),那么也有可能是克劳狄斯(完全对应或相似于过去)。

也许在哈姆雷特看来,克劳狄斯只有在观看谋杀戏时立刻发怒,才能摆脱犯罪嫌疑。但这就否定了人物情感反应的多样性。克劳狄斯可以纯粹作为国王而愤怒。不管他是否犯下罪行,在君王面前上演一部弑君戏几乎就是不可容忍的,王后和多数廷臣们可能就是这样认为的。他也可以纯粹作为国王因看到弑君的一幕而惊惧不安。无论是惊惧还是发怒,似乎都在一个正常君王的情感反应范围内。它们都是证实罪行的必要条件,而并非充分条件。哈姆雷特却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些情感反应。他总是倾向于相信鬼魂的话。

话说回来,戏中戏虽然不能确证克劳狄斯的罪行,却足以让主要人物的矛盾公开化,加速剧情发展。接下来,哈姆雷特撞见了跪在神龛前的克劳狄斯,后者的忏悔对于哈姆雷特是另一个证据,虽然他并不清楚忏悔的内容。在波洛涅斯被杀前,克劳狄斯已然做出流放哈姆雷特的决定。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都认为君主的生命安全非同小可,他们认同现政权,而将哈姆雷特视为威胁。显然这也是大部分廷臣的观点。与克劳狄斯不同,他们看到的更多是一场侄子谋杀国王的戏,而疯癫的哈姆雷特排演了这一场戏。只有少数深知内情者才会同情哈姆雷特。等到波洛涅斯莫名消失,哈姆雷特在朝堂上被彻底孤立后,他成了国家安全的最大敌人。

可是,这些分析难免令人疑惑。为了探究真相或者证实罪行,哈姆雷特难道没有更为可行也更可靠的办法吗?比如,进入某种法庭、议会或宫廷政治的程序?即使展开私人调查也靠谱得多。难道一定要导演一出戏剧才能甄别真伪吗?它是否只能算是听天由命的无奈之举?最后,戏中戏是否构成铁证?恐怕答案也是否定的,至少是或然的,听命于概率或随机性,否则也不用后人那么辛苦地去猜想国王的表情。这些问题的提出是有理由的。但这不是哈姆雷特的选择,也不是莎士比亚的选择。莎翁的戏剧逻辑恰恰就是让哈姆雷特排演一出戏。这是莎翁的美妙构思。通过戏中戏的巧妙设置,莎翁将人们的兴趣从外在世界引向了人物的内在,仿佛人类的内在奥秘第一次被展现出来,他将一个复仇剧变成了哲理剧甚至心理剧,最后则变成了元戏剧。相比于哈姆雷特的发疯或装疯,戏中戏是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元素。戏中戏直接推动了剧情发展,使哈姆雷特站在克劳狄斯甚至整个王国的对立面,剧情走向也急转直下。如果说之前哈姆雷特还对复仇犹豫不决,此后则复仇心切,行动迅速,造成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连串死亡。

戏中戏是剧情的拐点,也是全剧金字塔结构的顶点,同在第三幕的克劳狄斯的忏悔和波洛涅斯之死只是其戏剧效果的一部分而已。哈姆雷特几乎无法触及克劳狄斯的内心,除了戏中戏,二人也几乎没有真正的对峙。由于国王的身份便利,克劳狄斯一直驱使其他人与哈姆雷特斗智斗勇。即使在戏中戏中,二人的交锋也隔着戏剧的帷幕,正如王子在编导戏剧的激愤之中将波洛涅斯当成克劳狄斯杀死,同样隔着一层由王后寝宫的帷幕构成的戏剧帷幕。在全剧中,所有的窃听、试探甚至计谋都隔着戏剧,我们是通过戏中人的双眼才看到了戏中人物,也因此哈姆雷特死前才请求霍拉旭为他保留一个视角,“请你把我的行事的始末根由昭告世人,解除他们的疑惑”,在他眼中这是唯一真实的视角。哈姆雷特终于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缺陷的行动者。然而出于不得已,对于哈姆雷特来说,在其他手段付诸阙如的情况下,只有诉诸戏剧语言才能探究真相,其有效性建立在《贡扎古谋杀案》和《哈姆雷特》二者情节相似乃至一致的基础之上。哈姆雷特服膺于戏剧魔力,幻想它能像一束光一样打在罪人身上,或者像一个魔咒一样将罪人钉在座位上。然而,这不过表现了莎士比亚及其观众对戏剧的痴迷:现在,戏剧本身竟可以用来揭露罪行了。戏迷们想必会感到欢欣鼓舞,也的确会认同哈姆雷特,不怎么看戏的人则不会相信这样匪夷所思的情节,甚至会觉得哈姆雷特愚蠢至极。

由于包含弑君情节,《贡扎古谋杀案》向前可以影射克劳狄斯的罪行,向后则可以预示哈姆雷特的复仇行动。也就是说,这部戏中戏既重现了过去,又预演了未来。它包含两种含义,这就让证实罪行显得疑云重重,荒诞不经。《哈姆雷特》中的戏剧指涉甚或戏剧自反性不止这一处。波洛涅斯在大学里就演过戏,而且演的是尤利乌斯·恺撒,而波洛涅斯自己也阴差阳错地被谋杀了,只不过是以更加倒霉的方式:他毕竟并非恺撒那样的大人物,而只是一位自作聪明、弄巧成拙的廷臣。这个例子也许并不起眼。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伶人对带有史诗风格的赫卡柏或皮洛斯情节的朗诵表演。赫卡柏因目睹丈夫普里阿摩斯被皮洛斯杀死而悲恸不已,而皮洛斯正是为其父阿喀琉斯向特洛伊一方的君主报仇。这一场景启发了哈姆雷特设计戏中戏。这样来看,赫卡柏或皮洛斯场景应该是戏中戏植根的戏中戏了,二者都展演了复仇情节,一为毒杀,一为暴力决斗,又形成了对照。戏中戏即使不算哈姆雷特的妙计,也是莎翁的妙招。其灵感来源自然是多重的。托马斯·基德(Thomas Kyd,1558—1594)的《西班牙悲剧》可能是影响之一,但莎翁更进一步,并未让复仇行动借着戏中戏的伪装在舞台上真实发生,而是延宕到最后一刻。基德将戏剧与现实混合在一起,而莎翁则使戏剧的自我指涉和戏剧意识登峰造极,同时完成了戏剧指涉现实的终极循环与往复。

伊丽莎白时代末期的人们迷信戏剧的魔力,无论是伦敦的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是如此。一六〇一年二月,埃塞克斯伯爵集团特意要求莎士比亚所属的环球剧院上演一出《理查二世》,这是一部废黜君主的戏剧,可能是为了鼓舞士气或召唤更多人参与,第二天这些人才正式走上街头发动叛乱。起义很快被镇压了。剧院经理向枢密院作了特殊说明,才洗清参与叛乱的嫌疑。伊丽莎白女王后来气愤地对别人说:“理查二世就是我。”埃塞克斯叛乱集团似乎难以区分戏剧表演与现实政治,他们首先将政治视为一场戏剧表演,而后又让戏剧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来,准确地说,是让戏剧展演现实的政治斗争并预演政治斗争的未来。有一派学者认为《哈姆雷特》的创作与埃塞克斯叛乱有关,我以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事件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启发了莎士比亚戏中戏的构思。二者的联系是戏剧的、神秘的,《哈姆雷特》的创作并非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影射。诚然,这只是《哈姆雷特》可能的灵感来源之一。莎士比亚知道自己在写一部复仇剧,用戏中戏回顾过去并预演未来,这可能让他放心地超越了托马斯·基德。由此,他也书写了历史上最为神秘、晦涩的一部戏剧。

由于莎士比亚同时代观众对埃塞克斯集团的叛乱记忆犹新,在观看《哈姆雷特》时,他们的理解障碍要比我们少得多,我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这不是说他们会从索隐的意义上来理解戏剧,而是他们会更容易同情哈姆雷特的所作所为。哈姆雷特虽然贵为王子,但面对丹麦的乱象束手无策,也只能动用戏剧这唯一的、最后的手段——如果戏剧也能算是一种政治手段的话。由此,戏剧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哈姆雷特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却是一个无比高明的戏剧人,但应该根据他的戏剧成就,回过头来重新评价他的政治能力,甚至解释他和莎士比亚的政治智慧。而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哈姆雷特要么政治经验不足,要么在寻求新的政治方式:首先必须从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中逃离出来,最终试图达到柏拉图式的哲学王,哈姆雷特的位置可能正好在马基雅维利与柏拉图之间——他在戏剧里奢谈哲学,却没有成功践位。就在这里发生了哈姆雷特政治头脑的异化,一种自反性极强的戏剧意识束缚了他,却也让他发出最后的耀眼的光芒。哈姆雷特其实是被自己体内的政治人逼成了戏剧人。他从戏剧的角度来理解一切,甚至遗忘了自己的政治责任,最终导致丹麦王室的集体毁灭,而让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不费一枪一炮顺利摘取了胜利果实。

哈姆雷特将政治视为戏剧,也将自己视为戏剧中人。但将戏剧用于政治斗争,他似乎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他得遂所愿,成为后世眼中最著名的演员之一。随即产生了关于他的那些疑难问题,关于他的性格、他的犹豫不决,以及复仇的延宕。后人沉浸于他遍布一切的戏剧意识中无法自拔,这些戏剧意识甚至会相互映射,构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宇宙。哈姆雷特不过将政治引入了戏剧场景,而后人在他的戏剧意识中找不到出路,如堕五里雾中,甚至再也探测不到位于戏剧边界或尽头的政治难题。莎士比亚的同时代观众能够将戏剧难题与政治难题等量齐观,可能更为幸运,毕竟正是伊丽莎白时代开辟了这样一个政治—戏剧空间。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整个十九世纪似乎都沉浸于哈姆雷特的戏剧意识中,柯勒律治感到哈姆雷特的人性失去了平衡,才导致行动能力的丧失,而歌德更是借威廉·迈斯特之口,指出哈姆雷特的柔弱性格使其难当大任。威廉·迈斯特是一个演员,而哈姆雷特除了是一个演员,还是一个王子。

哈姆雷特或莎翁的戏剧意识着眼于一部戏剧与另一部戏剧相互映射的关联,《贡扎古谋杀案》映射了《哈姆雷特》,皮洛斯情节同样映射了哈姆雷特情节,那么皮洛斯是否又映射了《贡扎古谋杀案》?既然万物皆戏,一部戏与另一部戏相互映射的关系有何意义,难道仅仅是为了戏剧本身吗?用现代术语讲,《哈姆雷特》这样的故事原型或乐府本事还可能有哪些变体?我们知道,莎翁其实还隐藏了一部古希腊版的《奥瑞斯忒亚》,但对之进行了修正。哈姆雷特的戏剧摹拟不同于《威尼斯商人》中的法庭辩论,《捕鼠机》能否验证国王的罪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同变体之间的相互映射,它们具有相似性甚至一致性。莎翁的动机甚至不在于以戏剧影射现实——也就是说,《捕鼠机》证实罪行的理由不在于戏剧表象与现实的一致——而是以一部戏剧映射另一部戏剧,并由此无限循环下去……它们可以不一样,但都非常真实,都属于应然或理想的领域,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诗比历史更有智慧”,抑或像莎翁的同时代人菲利普·锡德尼所强调的那样:“诗人无所断言,因而从不说谎。”(The poet, he nothing affirms, and therefore never lieth.)莎士比亚不可能欺骗说谎,《哈姆雷特》的神秘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深刻的戏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