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突破无人之境——方增先回顾展
方增先水墨人物画
笔墨语言解析

作者 / 何家英
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
学界普遍认为,方增先早年由油画专业转入中国画领域,坚实的西方造型训练为其绘画实践奠定了扎实基础,在人物塑造方面尤为注重结构与空间的内在关联,且高度重视透视法则对造型塑造的影响。相较于始终以中国画为核心研习对象的创作者而言,他对笔墨语言与人物造型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着更为深刻的认知。正是这一学科背景差异,使其在现实题材人物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比较优势,也为其后续的笔墨探索提供了核心支撑。
西方写实绘画普遍以明暗方法塑造形体,方增先转入中国画创作后,在潘天寿先生教学理念的指引下,着力解决中国画创作核心矛盾:即中国传统绘画平面审美追求与西方写实绘画明暗立体表达之间矛盾,为此他大幅削弱画面明暗要素,坚持并强化中国绘画传统语言体系,探索构建契合中国审美特质的水墨人物画笔墨表现框架。

突破无人之境——方增先回顾展
根据这一时期方增先临习任伯年人物画的作品分析,可见其直接继承了任伯年的笔墨体系,追求以传统线条笔法完成现实人物的造型表达。此阶段的写生习作中,其线条提按转折、抑扬顿挫的处理方式,均与任伯年一脉相承。之后方增先师从王个簃研习中国画,深度体悟吴昌硕花鸟画笔墨精髓,淬炼出更加丰富的具有精神内涵的笔墨线条,落笔愈发凝练厚重。
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写意画,既保有东方艺术意象造型的核心特质,又依赖于对物象空间的表达,方增先在主动弱化西画明暗体系影响的前提下,将西画训练中形成的对形体结构、画面空间的理解,经由个人艺术感知与审美转化,不着痕迹地融入中国水墨画创作体系之中,最终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独树一帜的个人笔墨语言,其核心艺术特征可归纳为四个维度。

01
造型结构的形体表现
中国画以线造型,方增先人物画最核心的理论创见在于,其笔下的线条并非仅用于勾勒人物外轮廓,而是同时承担着塑造形态与表现体积的双重功能,往往一笔落纸即可同时完成轮廓界定与形体的空间塑造,一条线,既是形也是体,由此构建出符合透视规律的形体空间。从其代表作品《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到天津美术学院收藏的《吹鼓手》,无不蕴含着清晰的透视空间造型意识,这也是其作品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核心原因。
方增先常采用俯视角度经营画面空间,这与中国传统绘画的章法理念高度契合。中国传统绘画审美并不排斥空间表达,而是通过弱化明暗关系,依托阴阳向背、转折争让的手法构建独具东方意涵的空间秩序。现有研究常认为中国传统绘画不讲究透视,实际上,中国传统创作中物象表达从未脱离透视关系,只是中国传统绘画采用内化于画家感知的感性透视,本质源于作者对物象结构的主观观察与艺术提炼。方增先对此有着清晰透彻的理论体悟,能够恰到好处地运用透视关系赋予画面充足的纵深感。他主动剥离的仅仅是西方绘画表层光影的机械复刻,保留的透视关系不仅强化了人物造型的严谨性,同时拓展了画面空间层次,营造出温润沉厚的审美意蕴,构成其独树一帜的审美内核。

方增先《粒粒皆辛苦》
1955年 中国画 105cm×64.5cm 中国美术馆藏
此外,方增先的线条本身呈现出圆融浑厚的风格特征,这得益于其对中国传统笔法的深入钻研与对线条美学的深刻认知。中国传统“十八描”范式,表层呈现为线条程式技法的差异,深层则对应着不同对象的空间塑造功能,方增先对此有着精准深刻的理解,虽取法传统却不为“十八描”程式所束缚,始终围绕创作者对客观物象的感知自由运笔,融汇兰叶描等多种传统笔法随心赋形,笔不妄下,出锋有据。此处所言之“据”,即为描绘对象的结构依据。唯有遵循这一原则,方可做到造型言之有物,最终塑造出的人物才能生动自然、呼之欲出。这正是方增先线条语言独具的风格特质,也是其作品广受认可的重要原因。

方增先《说红书》
1964年 素描 97cm×180cm
02
笔墨节奏的分布
方增先的笔墨语言高度重视笔墨意趣表达,在塑造造型空间结构的同时,最大限度挖掘了笔墨语言本身的独立审美价值,通过干与湿、线与面、浓与淡、苍与润、疏与密等多重对比关系的营构,使作品呈现出丰富的审美趣味与深刻的精神内涵,兼具传统文人画儒雅的审美品格,这也是其笔墨语言的核心价值之一。

方增先《吹鼓手》
1964年 中国画 83cm×50cm 天津美术学院藏
本次展览中展出的天津美术学院藏方增先作品《吹鼓手》,虽标是一张写生习作,却承载着极为丰富的中国传统笔墨内涵,堪称方增先艺术探索阶段最成熟的代表性作品,亦是超越前人探索出的经典之作。作品描绘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江浙地区民间乐手冬日演奏的场景:人物身着棉袍,头戴羊皮帽,腿缠绑腿袜,脚穿草鞋,手持唢呐。方增先依据人物不同部位的结构特征,分别施以焦、淡、干、湿、破等多种墨法,构建出跌宕起伏的画面节奏:
1、人物头与手以焦墨干笔进行简括勾勒,笔法凝练,可准确呈现五官与手部结构,线条的提按、转折、虚实、疏密均依据透视结构写出,行笔铿锵有力,兼具笔墨韵味。眉眼口鼻的刻画遵循简洁夸张的原则,既准确呈现结构神采,又符合虚实相生的造形逻辑;
2、棉袍部分以连绵婉转的线条辅以中淡墨勾勒,塑造出棉袍的厚重质感与形式美感,线条起承转合张弛有度、圆润舒展,整体造型严谨而松弛。

3、帽子皮毛部分以散锋厾笔塑造空间质感变化,再以重墨粗笔勾勒帽檐,拉开与额头的空间层次;
4、唢呐造型歪扭自然,顺应笔意表达,竹节结构笔笔见骨、力透纸背,同五官一样为画面点睛之笔;
5、腰间绑带以重墨干笔勾勒,线条的粗细穿插、疏密聚散、虚实轻重排布清晰有序,既塑造出绑带的悬垂质感,又凸显出笔墨自身的节奏美感。此处为画面视觉中心的聚集区域,在整体灰色调中与唢呐共同起到提神作用,完成对画面黑白灰节奏的调节;

6、该幅习作以勾勒为主要笔墨构架,间以浓破淡之法绘制裤子与草鞋,完成对画面节奏的合理调节;
7、绑腿袜以中墨湿笔勾勒,袜脚缝纳线处以带有提按变化的细笔断续勾写,与粗犷的主线形成对比,粗中有细,浑然天成。方增先常引用晚清秦祖永《桐阴画诀》中“大胆落笔,细心收拾”的观点,《吹鼓手》正是对这一创作理念的经典诠释——整体格局见气势,细节处理显精微。

该作品是方增先历经十余年探索取得的代表性成果,也是中国画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标志性创作成果之一,已成为中国美术史中的永恒经典。
此外,《吹鼓手》的创作成功也引发了笔者对当下中国画教学方向的深刻反思。当前写意人物画创作多以直接写生为路径,普遍以速写入画(部分创作者甚至不具备基本的速写能力,仅依靠对模特的堆砌完成写生),创作过程过度依赖笔墨的偶然性效果,对具有经典性的笔墨程式语言缺乏通透理解与系统归纳,缺失了整体创作构想的“定调”环节。方增先的该幅作品,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后留下的经典范例,为当代中国画教学与创作提供了可供研习的经典范本。

方增先《坐着的老人》
1955年 中国画 65cm×47cm
03
设色体系的创立
方增先的设色方式具有鲜明的个人艺术特征,其所创的“高染法”是以点厾为核心的着色方式,着色是沿着结构高起部分落笔,与具有空间感的线条勾勒形成画面呼应关系,墨色落纸后自然渗化出洇晕,至凹陷处适度留白,形成视觉层面形体凸起的自然效果,能够精准呈现结构的凹凸关系,是方增先为摆脱西方绘画明暗体系影响而与浙派人物画家共同创造出的水墨染色技法。

方增先《怎样画水墨人物画》
画稿 约1965年 中国画 尺寸不等
与蒋兆和以明暗为依据的低染法不同,方增先将颜色敷于形体隆起部位,以注重结构线条确立起形体骨架,再通过局部厾染进一步体现出结构体积变化,规避了依据明暗而采用的“毛笔素描”的创作弊端,实现了写实造型与传统花鸟画笔墨的完美契合,完善了浙派人物画笔墨语言的建构。高染法作为新浙派人物画体系中的核心技术环节,该技法尤其适用于人物手脚的结构塑造,每一笔着色均可精准呈现骨骼肌肉的体积关系。没有对人体解剖的深度研究,就不可能形成高染法的创造性思维,这恰恰体现出方增先在教学上提出的结构素描理念在水墨人物画应用转化中所起到的作用。高染法的形成不仅来源于对结构的理解而形成,也与视觉感受存在紧密联系,同时,还与光线具有一定的关联。实际上,古代人物画(也包括工笔人物画)中所分染的结构都与平光下的视觉凹凸关系有关。
方增先写生时,往往选择从平光角度看对象,呈现出的视觉现象很近似于高染法效果,低洼处显示的则是折光现象,而高起部分则反映出肤色的本质颜色,特别是女孩的红润的脸颊、老农在风吹日晒下形成的黝黑肤色,对于方增先等浙派人物画家都是一种直观的启迪,也是自然对象的起伏关系的本质理解与认识。这种绘画理念,一方面说明高染法的创造是来源于生活,另一方面又与中国人观察事物的习惯相一致。比如,中国画画一只鸭子,它的染色方法不是依据光照的偶然现象去画,而是基于对鸭子固有色恒常印象来表现,着笔不是画肚子的阴影,而是画肤色。动物背部都是从最深的逐渐向着肚子变浅的(除了翅膀还有重颜色以外),都是背部重,肚皮浅。画马也是一样。高染法也是从人的肤色来理解的。农民的皮肤,凡是高起的部位都是受光照最多的部位,也就形成了高洼部位的不同色彩变化,这是中国人都能看到的本质状态。方增先抓住了这一特性,才产生了高染法这一中国人视觉习惯与思维的染色技法。

方增先《怎样画水墨人物画》
画稿 约1965年 中国画 尺寸不等
方增先对于新中国水墨人物画的探索,到一九六四年走向了成熟阶段,不仅有我前面所提到的《吹鼓手》,还有我们熟知的《说红书》,以及一批写生作品,都在运用高染法上表现出了出神入化的效果,特别是他撰写的《怎样画水墨人物》一书中的范画,都充分体现出高染技法的精妙运用,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对中国水墨人物画领域的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方增先《怎样画水墨人物画(修订本)》画稿之《老渔民》
1972年 中国画 33.8cm×41.8cm
04
从取法花鸟到
注入山水笔墨
在潘天寿先生教学理念的指导下,方增先大量吸收传统写意画的笔墨表现方法,直接取法传统文人花鸟画笔墨,以点厾笔法为核心表现方式,追求落笔沉雄灵动、力透纸背、气韵畅达的艺术效果,这种温润、厚重的线条质感也是浙派人物画的核心笔墨特征之一。
但方增先并未局限于该路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囿于花鸟笔墨难以驾驭大幅人物画创作、易导致画面零散琐碎的局限,他开启了全新的笔墨探索,谋求更宏大、更整体的视觉表达。这一创作的转变,集中体现在他的西藏题材创作中:雪域高原的辽阔苍茫升华了他的精神境界与笔墨认知,推动其创作从纯粹写实转向客观感受与主观意象相融合的路径,并开始将山水画笔墨融入人物画创作之中;尤其是积墨法的运用,赋予作品高原特有的苍凉雄浑、崇高肃穆的精神气质,体现出他对精神性的追求。

方增先《帐棚里的笑声》
1984年 中国画 152cm×156cm
方增先的作品还蕴含着文雅高贵的艺术气质,这得益于其深厚的家学滋养和突出的人文素养以及高尚的人格,此处不再展开论述。难能可贵的是,方增先将自身十余年水墨人物画的探索与思考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撰写完成《怎样画水墨人物画》一书,确立了现代水墨人物画的笔墨架构,搭建起新中国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的理论体系,是几代水墨人物画学习者的必读经典。

艺术家方增先
方增先是传统文人画向现代写实水墨人物画转型进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其创作博采众长、融汇中西,将不同体系的造型与笔墨语言融入个人创作感受之中,恪守传统绘画正脉,开创符合时代要求的创作新风,将多方所学内化为主动创新的艺术自觉,破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水墨人物画革新最核心的矛盾——即写实造型规律与传统笔墨语言的兼容难题,对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人物画发展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堪称二十世纪后半叶里程碑式的绘画大师。
2026年8月13日最终修正

突破无人之境——方增先回顾展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画语者”
展览信息
突破无人之境
——方增先回顾展
· 展览时间 ·
2026年8月10日—11月15日
· 展览地点 ·
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
0米层序厅、中厅、20-23号展厅
延伸阅读
↓点击图片阅览详情↓
专家艺评





策展人说


编辑:秦愫瑶|主任编辑:吴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