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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号咖啡丨新型、隐性腐败犯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探讨(上)——概念厘清、类型化行为、犯罪金额认定

转自: 2026-11-14 19:00:00

法律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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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一、新型、隐性腐败犯罪的概念、特征

二、指定行为类的犯罪金额认定

三、领取薪酬类的犯罪金额认定

四、大额借款类的犯罪金额认定

五、房产交易类的犯罪金额认定

本期召集人 王志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2027年)》中部署加强新型腐败、隐性腐败治理。今年4月,“两高”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依法加大对新型、隐性腐败犯罪的惩治力度。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对虚增交易环节型受贿、放贷收息型受贿、房产交易型受贿、投资收益型受贿、原始股预期收益型受贿等5种新型、隐性受贿犯罪相关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明确。理论和司法实践都关注到了新型、隐性腐败犯罪现状的变化,但是对于案件中行受贿金额的认定、证明等问题却关注较少。最高检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也未覆盖所有新型、隐性腐败犯罪类型。本次“75号咖啡·法律沙龙”以赵某某受贿等案例(案例附后)为样本,分上下两期对新型、隐性腐败案件中行受贿金额的认定、取证、证明等疑难问题进行系统探讨。本期我们首先从基础问题入手——新型、隐性腐败的内涵是什么、有何特征?在此基础上,再选取指定行为类、领取薪酬类、大额借款类、房产交易类四类典型案件,深入讨论金额认定的基本方法。

一、新型、隐性腐败犯罪的概念、特征

本期召集人 王志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

新型、隐性腐败和新型、隐性腐败犯罪,是两个关联的概念。从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看,新型、隐性腐败犯罪指的是新型、隐性腐败中采取第四种形态处理的极少数。从刑法适用角度看,新型、隐性腐败犯罪,指的是依据罪刑法定原则评价后的特定犯罪类型。但是,从腐败行为类型划分角度看,二者具有相似性,即同样一个行为类型,既可以适用于新型、隐性腐败,也可以适用于新型、隐性腐败犯罪。因此,认识新型、隐性腐败犯罪,及其相关的行为类型,我们可以从新型、隐性腐败切入。目前相关理论研究对新型腐败的定义认识并不统一,有研究认为新型腐败是相对传统腐败而言的,是在传统腐败的定义和现象之外出现的新特征、新现象。也有研究认为“新”意味着腐败行为升级变异,其外在形态和组成要件突破了传统上对于腐败现象的认知边界,而这种边界的模糊化和颠覆性深嵌于经济社会变革中,尤其是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摩擦、冲突、缺位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操作空间。想请教各位嘉宾,新型腐败的内涵是什么,有什么特点?

苏牧青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新型腐败的提法最早出现于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之后在党的二十大以及二十届中央纪委相关工作报告中列举了假借市场行为掩饰权钱交易、层层嵌套为腐败披上隐身衣以及通过他人代持、设置影子公司、进行虚假股东投资等新型腐败的表现形式。新型腐败是我国反腐败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归纳出的概念,近年来主要表现为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实施的更隐蔽、更难以发现的腐败,是一类腐败行为的统称,而非单纯的一种腐败行为,是随着社会发展延伸出来的概念,更多体现的是权钱交易过程中利益输送的间接化、利益兑现的延时化以及腐败形式的多样化、隐蔽化等特征。

钱叶六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型腐败并非刑法学中的概念,更多是纪检监察实务和犯罪学层面的概念,是相对于传统腐败升级演变出来的新形态。传统腐败犯罪案件中,行为方式大多是“一手”为他人谋取利益,“一手”收受财物。新型腐败的行为方式最大特点是不再直截了当地进行权钱交易,而是借助新技术、新工具、新平台、新场景做掩护。比如期权式腐败(延期兑现式腐败)、影子公司、影子股东代持、虚增交易、空壳公司、交易式贿赂、虚拟货币贿赂等,都属于典型的新型手段。整体来看,这类腐败行为的隐蔽性更强、交易方式更复杂、利益输送更迂回,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取证查处,难度都比传统腐败大得多。

周廉洁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

对于新型腐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其内涵。一是要把握本质,其本质是权钱交易,即公权力滥用与非法利益的交换。新型腐败的产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反腐败博弈结果,同时也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制度变迁息息相关。一方面,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腐败空间被极大压缩,腐败分子被迫转为更隐秘的方式;另一方面,我国在金融创新、国企改革、数字经济、平台治理等方面尚处完善阶段,存在监管盲区和模糊地带,为腐败行为的滋生提供了操作空间。与传统腐败相比,新型腐败具有行为外观合法、利益载体多元、交易结构复杂、作案手段专业等显著特征。需要强调的是,新型腐败和传统腐败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可能我们今天认为的新型腐败,过段时间也会演变为传统腐败。因此,对新型腐败内涵的界定应当是开放、动态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总结情况,及时更新认知。

本期召集人 王志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

我们注意到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这两个概念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如同“同胞兄弟”一样总是被“相提并论”。请问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之间有什么区别?

钱叶六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实务中常将新型腐败与隐性腐败并提,但二者概念各有侧重,需要区分清楚。新型腐败是相对传统腐败而言的,核心特点在于手段翻新、形态变异,集中表现为市场化、期权化、间接化、技术化等特征。它不再是传统腐败中直白的现金交易、当面送礼,而是借助新工具、新场景、新模式完成权力变现,是腐败方式的迭代升级。隐性腐败则是相对显性腐败而言的,个人认为其核心不在于“新”,而在于“藏”,最大特点是隐蔽性极强、伪装度极高。这类权钱交易不会直接暴露出来,而是刻意包装成合法的民事行为、正常的市场交易,混淆合规与违纪的边界,让人难以识别、难以查证,必须通过穿透式审查、实质性研判,才能揭开伪装、认定违纪违法事实。具体来看,隐性腐败的表现形式非常多样,也是执纪办案中最常见的变相腐败方式。例如,公职人员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房或以远高于市场价格售房,通过差价牟利;再如高息借贷、长期借款不还;还有名义上是合作投资、劳务取酬,实际上不出资、不干活,单纯靠职权影响力拿分红、收报酬;以及各类字画、古玩、礼品等“雅贿”,均属于典型的隐性腐败。这两类腐败高度重叠、相互交叉,这也是大家容易混淆的地方。一方面,绝大多数新型腐败都具备隐性特征,如影子股东、期权腐败,既是手段升级的新型腐败,同时也是伪装性极强的隐性腐败。另一方面,如今大部分隐性腐败也都会借助新型手段来实施。但有一点需要明确:隐性腐败不一定是新型腐败。隐蔽伪装并非新型腐败的专属特点,传统腐败也存在隐蔽形式。比如“蚂蚁搬家”式腐败,通过小额、多次、长期的人情往来悄悄收钱,用日常人情掩盖受贿实质,方式比较老旧,不属于新型腐败,但依然是典型的隐性腐败。

周廉洁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

我认为隐性腐败以行为的隐蔽性作为主要评价维度,强调腐败行为不易被发现和查证,其特征包括用权方式间接化、利益输送地下化、因果关系模糊化等。新型腐败则相对传统腐败而言,强调腐败行为的迭代与变化,如行为外观合法、利益载体多元、交易结构复杂、作案手段专业。此外,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能够覆盖的行为类型也存在差异。以受贿犯罪为例,受贿犯罪主要分为两种行为——用权行为和收钱行为。隐性腐败在这两种行为上都可以做到很隐蔽,而新型腐败则主要是指收钱行为方面的“推陈出新”。

二、指定行为类的犯罪金额认定

本期召集人 王志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

刚才各位嘉宾从不同角度对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的概念、特征进行了深入探讨。接下来,我们从实践中一些常见犯罪类型切入,探讨一些具体金额认定问题。首先,我们探讨一下指定行为类新型、隐性腐败的犯罪金额认定。指定行为类新型、隐性腐败,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不直接收受请托人给予的财物,而是让请托人按照自己的要求,实施向第三人支付款项、出借钱款、投资融资、购买产品、慈善捐赠等行为。结合我们今天讨论的赵某某受贿案,想请教各位嘉宾,案例1中孙某某代为归还100万元是否属于赵某某受贿数额?赵某某受贿数额总数应认定为100万元还是200万元?

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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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至2023年间,赵某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公司及个人在工程承揽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多名行贿人以现金、转账等形式给予的贿赂款共计2000余万元人民币。2020年,国家工作人员赵某某接受钱某某请托,承诺为钱介绍工程,收受贿赂款100万元。后钱某某因未实际承接到该工程,向赵某某追讨。另一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某得知后,为感谢赵某某在承揽工程方面给予的关照,提出由其代为归还,赵某某予以接受。

钱叶六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该案中,国家工作人员赵某某收受钱某某100万元但未办成请托事项,后钱某某要求退款,赵某某拒绝,由孙某某代为退还100万元。仅从资金流向的表面来看,赵某某似乎只拿到了100万元,其受贿金额似应为100万元。但这一计算方式未能准确评价孙某某代偿行为的法律性质。该笔退款并非赵某某以自有资金退赃,而是孙某某代为清偿。赵某某自身未发生任何财产减损,却既实际占有了钱某某给付的100万元,又因孙某某的代偿而免除了对钱某某的100万元返还义务,实质上享受了另一笔100万元的清偿利益(财产性利益)。不难看出,该笔行贿的主体及事由与钱某某那笔行贿相互独立,即钱某某那笔是为承揽工程送钱;孙某某这笔则是其为感谢以往赵某某在承揽工程方面给予的关照、代赵还“债”。因此,从实质判断和规范评价的角度,应当认定赵某某的受贿金额为200万元。顺便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赵某某的行为构成骗贿,能否以行贿人系基于不法目的而拒绝返还财产?对此,我认为,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一百五十七条,基于不法原因的给付,对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无效,原则上应当依法返还财产。但骗贿案件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套用普通民事返还规则。虽然行贿人也是受害一方,因被骗遭受了财产损失,但行贿行为本身具有严重的不法性和反社会性,因而涉案款项应当予以追缴后上缴国库。

周廉洁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

我认为孙某某代为归还的100万元应当计入受贿数额。这两节事实是完全独立的犯罪事实,赵某某收受钱某某100万元并承诺为其谋利时,第一笔100万元的受贿犯罪已经既遂。赵某某同意孙某某代还100万元时,第二笔100万元受贿犯罪也已既遂。两节事实的犯罪金额应当累计计算,不存在重复评价。实务中可能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是,赵某某仅实得100万元,如何对200万元进行追赃?在第二节事实中,相当于赵某某指定孙某某将本来要送给赵某某的100万元给了钱某某,因此,追赃时应向赵某某追缴100万元,向钱某某追缴100万元。

吴  粲

上海市嘉定区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

本案中,赵某某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接受钱某某的请托,承诺利用其职务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钱某某介绍工程项目,并在此基础上收受钱某某给予的100万元。这一行为已经完整地具备了受贿罪“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的构成要件,且钱某某已经实际交付财物、赵某某已经实际收受,犯罪即告既遂,100万元应当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之后孙某某代为向钱某某偿还100万元的行为,亦不能改变赵某某此前收受100万元已经既遂的事实。与此同时,孙某某之所以愿意替赵某某“还”这笔钱,根本原因在于赵某某此前在承揽工程方面给予了关照,孙某某通过代偿的方式向赵某某输送利益,本质上是赵某某职权影响力的延伸,是另一种形式的权钱交易。孙某某虽然没有直接将财物交给赵某某本人,但其代偿行为免除了赵某某对钱某某的债务,使赵某某实际受益,应当认定孙某某与赵某某之间形成了新的行受贿关系。孙某某构成行贿罪,赵某某就该笔100万元亦构成受贿罪。前后两笔钱款均源于赵某某职权的对价,属于独立的权钱交易,犯罪金额应当累计计算,依法认定为200万元。

三、领取薪酬类的犯罪金额认定

本期召集人 王志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

领取薪酬类新型、隐性腐败,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在请托人处领取“薪资”或“奖金”的情形,包括“挂名领薪”“明显高薪”“领取奖金”“交织混合”等更细类型。领取薪酬这种情形,可以说十几年来一直存在。案例2中,对于挂名“领空饷”的特定关系人丙获取的“五险一金”和税费是否应计入甲的犯罪数额,以及丙产假期间的薪酬是否需要扣除,存在疑问。此外,个人所得税作为行受贿犯罪的成本,是否应当计入犯罪数额,这也是一个问题。想听听各位嘉宾的看法。

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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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系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乙在多个事项上提供帮助。后甲向乙提出,请其为其妻子丙安排工作。乙安排丙在自己公司担任财务副主管,到手月薪2万元,2017年1月正式入职。工作中,丙态度敷衍,经常迟到早退、无故请假。2018年1月,丙怀孕,遂在家养胎,至2023年9月案发,一直未返工,但照常发放薪酬、奖金、缴纳“五险一金”等(该地产假最高为8个月)。

苏牧青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我认为特定关系人获取的“五险一金”或税费应当计入犯罪数额。劳动者享有劳动保障权利,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缴纳五险一金的前提,应当是双方之间成立真实的劳动关系,且劳动者提供了真实劳动。如果特定关系人是基于受贿人或其与受贿人之间的特定关系,单纯“领空饷”获取利益而未提供真实劳动价值,那么基于这种关系所获得的一切利益,包括工资、奖金和五险一金,均应计入犯罪数额。同理,由单位支付的税费,也是基于虚假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必要费用。只有通过单位缴纳税费,钱款才能真正到达特定关系人手中,使其获得利益,特定关系人应当对税费同样承担责任,将其计入犯罪数额。关于产假期间薪酬是否应当扣除的问题,可能涉及劳动法与刑法之间的价值判断。从检察机关指控的立场出发,我国对生育实行补贴、对女性工作者在产假期间损失的收入进行补贴,其前提是人权保护以及对女性的特殊保障,而这一前提建立在真实的劳动关系基础之上。如果劳动关系的前提是基于特定关系人与受贿人之间的特定关系,而非真实的劳动基础,那么因产假而产生的薪酬同样缺乏合法的劳动对价基础,也不应当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钱叶六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先,挂名领薪、“吃空饷”是当下新型、隐性腐败的典型形式。实质上,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安排本人或特定关系人在有利益关联的单位挂名任职。要么根本不上岗履职,纯粹不劳而获,违规领取薪酬福利;要么虽然名义上在岗,但长期迟到早退、频繁请假、极少实际工作,领取的报酬明显畸高,与实际劳动付出严重不匹配。这类行为本质上就是披着合法用工、正常薪酬的外衣进行权力寻租,属于典型的变相受贿、隐性腐败。结合案例2来看,国家工作人员甲的妻子丙在甲所管理、服务的单位任职,本身就是基于虚假劳动关系。即便偶尔到岗,也经常迟到早退、无故请假,实际上基本不承担具体工作,所谓上班只是走个形式。只要进行穿透式审查,就能透过劳动关系的表象,直接认定这是以合法外衣作掩护的变相受贿。其次,关于产假期间发放的薪酬能否计入受贿金额的问题。该案中,丙自2018年1月怀孕后长期脱岗在家,至案发时2023年9月,长达5年零8个月未上班。由此可见,从入职开始,丙与乙公司之间就是“虚假劳动关系”——名为在乙公司工作,实为权钱交易。具体而言,丙基于虚假劳动关系领取的报酬,均是甲职务行为的对价,均应计入受贿金额,包括产假期间领取的薪酬。关于乙公司为丙缴纳的“五险一金”,由于单位缴纳部分直接划入丙的个人账户,可提取、可转移,还能用于医疗报销、房贷抵扣等,完全属于财产性利益,由丙实际占有和支配,理应计入受贿数额。最后,关于行贿单位为发放空饷薪酬而代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我认为不宜计入受贿金额。理由在于,这笔个税是行贿方为完成行贿所付出的犯罪成本,而非受贿方实际获取的利益。实际上,扣缴个税并非行受贿得以实现的必要环节;且从受贿人角度而言,这部分税款既未占有,也未实际控制,而是上缴了国家,因此不应纳入受贿犯罪数额。

周廉洁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

关于产假8个月薪酬是否应当扣除的问题,我的观点略有不同。我认为本案应区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丙实际上在岗履职,可能工作比较敷衍,但毕竟在岗,只要在岗期间做了一些工作,就有履职行为。对这一部分事实,主要应当审查其薪酬是否超出合理标准,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可以认定超出部分的金额属于行受贿金额;如果未超出合理范围,基于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应当认定为劳动报酬。第二个阶段是2018年1月至案发前2023年9月,其中丙8个月在怀孕待产,完全没有提供劳动。对于这8个月,由于之前有一定的工作履职行为,基于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可视为正常休产假,这8个月的薪酬不宜认定为行受贿金额。但之后的薪酬,包括五险一金在内,均应计入犯罪金额。至于个税是否应当计入行受贿金额,我认为应当认定为犯罪数额。虽然受贿人没有实际取得这部分钱款,但行贿人基于权钱交易关系付出了这部分成本,受贿人也能够意识到行贿人会付出这部分成本,将这部分税款金额认定为犯罪数额并无不妥。

吴  粲

上海市嘉定区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

关于本案,我谈几点意见。第一,本案的实质是挂名领薪资型受贿,丙在乙公司既未提供与薪酬相匹配的劳动,也未实际履行正常岗位职责,其所谓的“工作”不过是为掩饰权钱交易而搭建的形式载体。乙公司向其支付的薪酬,本质上是为了感谢甲利用职权给予的关照而输送的利益,因此原则上应当将丙领取的全部薪酬认定为受贿犯罪数额。第二,考虑到丙在部分时间段内确实到岗并从事了一定工作,基于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可以参照乙公司同岗位、同工龄员工的正常薪酬标准,对这部分劳动付出所对应的合理报酬予以扣除,但扣除范围应严格限于其实际在岗履职且有明确工作量证明的期间,不能随意扩大。第三,丙在产假期间领取的薪酬,因其与乙公司之间本身就不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产假待遇并非基于合法用工关系而产生,而是依托于甲职权影响力的利益输送手段,故该部分薪酬不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第四,关于乙公司为丙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该部分支出是行贿方为实现利益输送而付出的犯罪成本,受贿方对此亦有认知,且该税款的缴纳恰恰是薪酬最终进入丙个人账户的必要环节,因此应当计入受贿数额。综上我认为,本案中在扣除丙提供实际劳动所对应的合理报酬后,其余部分均应计入甲的受贿犯罪数额。

四、大额借款类的犯罪金额认定

本期召集人 王志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

大额借款类新型、隐性腐败中,放贷收息型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向请托人出借资金,收受请托人支付的利息的行为。第61批指导性案例中黄某某受贿、违法发放贷款案的案例要旨明确,受贿数额以超出请托人同期正常借款利率中最高者的利率差所对应的利息数额认定。但我们经常在监委的通报中看到,有的表述为“违规处置民间借贷”,有的表述为“利用民间借贷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犯罪”,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认定。想请教各位嘉宾,类似案例3这两种情况,受贿金额应该如何计算?

案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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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为国家工作人员,乙为房地产开发商。情形一:2015年初,甲主动要求向乙提供100万借款,利息年化率36%,乙同意。2017年底,甲退居二线,乙以不再需要资金为由,将本金和利息共计200余万元归还甲。经查,乙公司2015年至2017年期间,资金充裕,同期没有民间借贷,银行尚有千万贷款授信未使用。2015年借款时,甲不知乙公司资金状况。情形二:若乙确有借款需求,且为了讨好甲,主动向甲提出需要借款,按照年化36%利率支付利息,甲同意并借给乙100万元。2017年乙归还甲本金及利息200余万元。乙公司2015年至2017年对外民间借款利率年化10%至20%不等,同期,法定民间借贷最高利率24%。

钱叶六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如何区分违规民间借贷与以借贷为名的贿赂犯罪。如果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主动向其管理或服务的对象(如开发商)提出高利率放贷要求,而对方并无真实资金需求,则实质上是在以借贷之名行索贿之实。案例3中,借款年利率36%,远高于银行利率,也超过了法律保护的最高利率(24%),且乙当时实际上不需要借款,却接受了甲的借款。从该笔借款的真实目的,可以看出乙接受甲的借款根本不是为了融资或解决资金问题,而是通过这种方式配合甲索贿,纯粹进行利益输送。至于甲是否知道乙的资金状况,并不影响定性。因为甲主动提出如此高的利率,已表明其具有索贿的主观故意,即使其不了解乙的资金状况,也不影响索贿事实的认定。在金额计算上,是否应当结合市场利率予以扣除,需要具体分析。一种情形是,如果借款人完全没有真实资金需求,则应当将高于银行或合理利率的全部利息计入受贿金额。另一种情形是,如果乙确实存在资金需求,但因从银行或民间借贷存在困难而需要高利率借款,则应当保守计算,可以考虑按照应收利息减去依照法定民间借贷最高利率24%计算的利息来认定。该计算方法是否妥当,尚需进一步讨论。

况湘林

上海市嘉定区监察委员会监察官

钱教授从规范层面作了清晰区分,我结合监委通报中的两种常见表述,再从调查实务角度作一点补充。“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构成违纪”与“利用民间借贷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犯罪”,实质对应两个规范层级:前者侧重违纪评价,指向公职人员违反廉洁纪律;后者则是违法评价,指向以借贷为名、实为权钱交易的犯罪行为。两者界限的关键,在于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资金融通合意。结合办案实践,我认为审查“有无真实资金需求”不能仅凭言词证据,应注重客观证据的调取:一是调取请托人单位同期财务报表、银行授信及额度使用情况,判断其是否存在真实融资缺口;二是比对借贷发生的时间节点与请托事项办理周期是否高度重合;三是考察利率约定是否明显偏离其同期对外融资的正常水平。通过客观证据相互印证,才能准确区分违规与犯罪,为受贿数额计算打下事实基础。

周廉洁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

行贿人究竟有无真实资金需求,是放贷收息型受贿案件认定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性事实,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从司法实践来看,如果经过审查认定行贿人当时并无真实的融资需要,其接受国家工作人员的高息借款纯粹是为了配合完成利益输送,那么受贿人所获取的全部利息均缺乏合法的民事对价基础,应当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反之,如果行贿人确实存在真实的资金缺口,有实际的借款需求,则需要更加审慎地计算受贿金额——不能将全部利息一概认定为贿赂,而应当以行贿人同期对外正常的民间借贷利率以及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的利率作为基准参照,将超出这一正常利率水平的高额利息部分,认定为权钱交易的对价。具体到本案而言,经查乙公司同期向其他社会主体拆借资金所支付的平均年化利率约为20%,而甲向乙出借资金所约定的年化利率高达36%,高出正常融资成本16个百分点,这16%的利率差所对应的利息金额,即为甲利用职权获取的非法利益,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五、房产交易类的犯罪金额认定

本期召集人 王志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

还有一类房产交易类新型、隐性腐败,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通过交易房产等方式变相完成利益输送,包括低买高卖、房产置换、虚假交易等类型。其中,低买高卖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产,或者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产。第61批指导性案例中蔡某某受贿、洗钱案的案例要旨明确了以下规则:少量支付定金锁定房产,不签订合同、不支付购房款,待房价上涨后授意请托人出售房产,增值收益归己所有,且所获收益与其职务行为具有对应性的,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在案例4中,甲帮助其子购买1000万元新房,其中20万元差价是否为受贿?甲受贿金额应如何计算?

案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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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系国家工作人员,乙、丙为该地房地产开发商。乙打算送甲一套市价40万元的新房,甲向乙支付20万元。甲另外又帮助其子从丙公司以980万元价格购得一套市价1000万元豪华别墅。

周廉洁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

虽然两套房产的绝对价差相同,均为20万元,但是否认定受贿可能存在不同判断。行为人以980万元购买市价1000万元的新房,其中的20万元差价是否认定为受贿,我认为应慎重处理。1000万元的房产以980万元购买,折扣率为98折,可能属于正常的商业折扣范围。实践中认定折扣率的情况较为复杂,例如该楼盘曾以98折销售过,但此次以96折销售给该官员,中间的差价是否必然认定为受贿?也不一定。有可能开发商负责人享有4%的折扣决定权,即使没有先例,但其确实可以给予96折。实践中这种情况复杂且难以证明。但另一套以20万元购买40万元的房产,折扣率达50%,远超出正常商业折扣范围,如能证明相关事实,认定为受贿没有太大争议。

钱叶六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房产属于大宗商品交易,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明确规定: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进行房屋交易,依法应当认定为受贿。结合案例4来看,第一种情形中,国家工作人员甲向其管理服务对象乙仅支付20万元即取得市值40万元的房产,折扣幅度高达50%,远超出正常房产交易的合理折扣范畴,其本质属于典型的权钱交易,该20万元差价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第二种情形中,国家工作人员甲帮助其子向丙购置房产,房屋市价1000万元,实际付款980万元,差价20万元,折扣率仅为2%。对于价值千万元的大宗房产交易而言,2%的让利幅度属于市场正常优惠区间,具有商业合理性,该20万元差价不宜认定为受贿。在房产低买高卖型受贿的认定中,无论采取何种评判标准,核心审查要点均在于:国家工作人员购入房产的价格是否明显低于同期市场价格,或是出售房产的价格是否明显高于同期市场价格。若交易价格未偏离市场合理区间,仅属于正常商业优惠与市场让利范畴,则不应认定为受贿。

吴  粲

上海市嘉定区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

我补充一点看法,在房产交易型受贿案件的认定中,绝对差值与折扣率这两个指标不能孤立看待,需要进行综合权衡和全面考量。折扣率反映的是交易价格偏离市场正常水平的相对幅度,能够较好地体现交易的“异常”程度,一般而言折扣率越大,交易偏离正常商业逻辑的程度就越明显,越容易被认定为权钱交易。但仅有折扣率这一相对指标是不够的,还需要结合绝对差值进行综合判断。理由在于,房产作为大宗商品,其价格基数本身就十分庞大,在不同时间节点、不同城市之间差异悬殊。以2007年的上海某区为例,当时新房均价约为一万元每平方米,一套总价200万元的房产即便打2%的折扣,绝对差值也不过4万元,这在当年可能仍属于正常的商业让利空间。但放在当下,一套市中心新房动辄上千万元,同样2个点的折扣所带来的绝对差值就高达数十万元,其经济价值和对国家工作人员个人利益的增益效果已经远超合理范畴。换言之,相同的折扣率在不同的价格基数上会放大出完全不同的利益输送规模。此外,不同历史时期的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开发商的营销策略、政府对预售价格的管控力度等因素都存在显著差异,这也会影响到同一折扣率在不同时间段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因此,在审查房产交易型受贿案件时,既要计算折扣率以判断交易价格是否明显偏离正常范围,也要综合考量绝对差值的大小以及其所对应的实际经济利益,才能更加准确地判断涉案交易究竟是正常的商业优惠还是隐蔽的利益输送。

本期召集人 王志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

关于房产交易新型、隐性腐败,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形。比如某个楼盘非常紧俏,开发商帮助国家工作人员绕过了新房摇号程序直接锁定房源,之后转手获利。这与价格折扣不同——折扣有明确的金额可以确定,而这种规避摇号规则进行房产交易的方式,本质上是获取了一个交易机会,且该交易机会大概率可以获利。对于这种行为应如何评价,金额应如何计算?

苏牧青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对于这种规避摇号获取购房资格的新情形,从行为本质来看,行为人并非依靠运气参与公平竞争,而是利用职权影响力绕开了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将本属于不确定性的摇号机会转化为确定性的专属购房资格,进而获取了房产的升值预期利益。这实质上是一种以“交易机会”为载体、以“预期利益”为对价的隐蔽性利益输送,具备权钱交易的核心特征,应当认定为受贿罪。关于受贿金额的计算方式,我个人的思考是如果行为人购房后尚未转手变现,可以参照备案价与实际支付价格之间的差额来认定其受贿数额。毕竟备案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对该楼盘价格的指导与管控,反映了当时的市场公允价值。但如果备案价与实际支付价之间不存在差额,则在金额认定上就会面临较大困难,需要进一步研究有无其他合理计算路径。

钱叶六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入研究。从行为构造来看,行为人并非与其他购房者平等参与市场博弈,而是利用职权影响力绕开公开摇号规则,将原本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中签机会转化为自身确定无疑的专属交易资格,通过职权排他性地占用了稀缺房源,这种“确定性获取”本身就具有非正当性。从获利预期来看,参照当时当地房地产市场的整体走势和周边楼盘价格,该房源一旦转手基本可以确定获利,所谓“机会”实际上已内化为可预期的确定利益。据此,认定为受贿犯罪似无不当。但我也认为,如果实务中对于“预期利益”的数额计算确实难以达成共识,或者交易机会尚未变现、获利金额缺乏客观量化依据,那么在刑事认定上持审慎态度亦属合理,至少完全可以将此类行为按照违纪处理,以严肃纪律追究责任。

本期召集人 王志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我们围绕新型、隐性腐败的概念、特征,以及指定行为类、领取薪酬类、大额借款类、房产交易类四类典型案件的行受贿金额认定,进行了系统深入探讨,对新型、隐性腐败案件金额认定的基本方法和裁判规则有了更为清晰的把握。另外,实践中利益输送的载体和手法还在不断翻新,涉及数字化、虚拟化财产等新型标的物的案件,以及行受贿金额的证明标准与证明方法,争议更大、认定更为复杂。我们下期将围绕这些疑难问题向各位嘉宾请教。谢谢各位参与。

文稿整理:嘉定区检察院  彭曦  曹俊梅  李碧丹

上海市检察院  樊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