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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号咖啡丨新型、隐性腐败犯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探讨(下)——涉案财产的证明与认定

转自: 2026-11-15 17:30:00

法律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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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一、新型、隐性腐败犯罪的涉案财产数字化、虚拟化问题

二、新型、隐性腐败犯罪的涉案财产证明标准

三、新型、隐性腐败犯罪的涉案财产证明方法

一、新型、隐性腐败犯罪的涉案财产数字化、虚拟化问题

本期召集人 王志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

在上期的讨论中,各位嘉宾就新型、隐性腐败的概念特征以及指定行为类、领取薪酬类、大额借款类、房产交易类四类典型案件的金额认定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本期我们继续围绕金额认定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但将讨论的焦点转向实践中争议更大、认定更为复杂的领域——新型、隐性腐败犯罪财产数字化、虚拟化的问题。相比于传统腐败犯罪贿赂标的物主要是现金、房产、薪酬等形态的财物,新型、隐性腐败的利益输送载体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些范畴。特别是在区块链货币、智能合约、虚拟资产交易等数字技术加持之下,贿赂标的物出现了数字化、虚拟化的新特征——优惠、折扣、欠款、利息、分红、股票、股份、预期收益、债权债务乃至虚拟货币,都可以成为权钱交易的媒介,使得腐败性质的认定越来越复杂。下面请各位嘉宾就涉及数字化、虚拟化财产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结合案例5,请问各位嘉宾对于涉及数字化、虚拟化财产的新型、隐性腐败案件,有哪些取证要点?在行受贿金额的取证方面,有哪些重点?

案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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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为国家工作人员,2019年至2023年,张某利用负责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整治工作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解除限制出境措施、保留运营团队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多次通过其控制的虚拟币钱包收受他人给予的40个比特币、22个以太币、61.88万个泰达币。

苏牧青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从取证的角度,检察机关在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案件中已积累了关于虚拟货币证据获取与审查的较为充分的经验。我认为职务犯罪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在涉虚拟货币的客观证据取证和固定要求上是一致的,都需要通过网安部门或专业技术力量支持。案例5中提到的比特币、泰达币是市场认可度较高的虚拟货币。虽然我国不承认其法定货币地位,但比特币的交易价格每日均有公开的市场行情。泰达币与美元价值挂钩,取证时只需追溯到交易当日的价格行情,即可确定犯罪数额。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价格认定的时点问题,如对于收受虚拟货币后尚未变现的情形,应当以收受当日而非案发当日的市场价格作为认定基准,这涉及受贿犯罪既遂时点的确定,在取证时需要同步固定收受行为发生之日的价格数据。

况湘林

上海市嘉定区监察委员会监察官

我从调查取证角度再补充一点。虚拟财产案件办理的最大困难往往不在定性,而在证据固定。第一,要第一时间对涉案电子设备、硬件钱包、助记词予以查封、扣押和提取,防止虚拟货币被转移;对交易所账户及时采取冻结、限制交易措施,必要时通过司法协助渠道向境外交易平台调取交易记录。第二,要借助区块链存证技术固定链上交易数据,逐笔梳理充值、提币、变现的资金流向,形成完整资金链路。实践中利用混币器、跨链桥等手段隐匿资金去向的情况日益增多,需要联合专业技术力量开展链上追踪。第三,取证要特别注重时间节点的固定——既要固定收受行为发生之日的市场价格,也要固定行受贿双方关于对价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主观合意证据,与价格数据相互印证,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

周廉洁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

虚拟财产受贿案件中的金额认定,除了刚才提到的价格时点问题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难点,就是不同虚拟货币的价格确认途径存在显著差异,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区别对待、分类处理。对于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虚拟货币,由于其在全球范围内有较为成熟的交易生态和公开透明的价格形成机制,可以通过主流交易平台查询到相对权威的历史行情数据,受贿数额的认定相对明确,争议不大。但对于一些小众虚拟货币,或者是项目方自行发行、尚未在主流交易平台上市的代币,其流动性极低,交易深度不足,甚至没有公开透明的价格发现机制,此时受贿人收受的“财物”究竟价值几何,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我认为,对于这类缺乏公开市场价格的虚拟货币,可以按照“先找实际交易价格,再寻求专业评估”的路径来处理:如果行为人收受虚拟货币后已经进行了变现操作,可以参照其实际的变现价格或交易对价来认定受贿数额。因为这一价格反映了行受贿双方在交付时对该虚拟货币价值的主观合意;如果行为人收受虚拟货币后既未变现,相关虚拟货币又不存在公开的市场价格,那么可能需要借助具备相应资质和专业能力的评估机构,综合考虑项目背景、代币经济模型、同类项目估值等因素进行价值评估。当然,这一问题涉及的技术细节和法律判断都比较复杂,目前实务中尚未形成统一的操作规范,仍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本期召集人 王志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

刚才各位嘉宾主要围绕虚拟货币展开讨论。我注意到本期开篇列举的利益载体远不止于此——数字藏品、游戏装备、会员权益、平台积分、优惠折扣券等非货币类虚拟财产,在新型、隐性腐败案件中同样频繁出现。这些载体往往没有公开的市场价格,价值确认更加困难,实践中应如何认定受贿数额?

钱叶六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认为,受贿罪的对象是“财物”,依据刑法理论及相关司法解释,其范围包括货币、实物以及可以计算价值的财产性利益,如债权、股权、支付凭证等。虚拟财产能否纳入受贿罪“财物”范畴,关键不在于物理形态,而在于其是否具备经济价值性和可支配性。比特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公开市场价格,受贿人可随时变现、实际支配,认定为财产性利益并无障碍;数字藏品、游戏装备、平台积分等,只要在市场上存在真实交易对价、受贿人能够实际支配和变现,同样具备受贿罪评价的基础,不能因其形态“虚拟”而排除在刑法评价之外。需要强调的是,我国虽不承认虚拟货币的法定货币地位,但这与刑法上认定其财产属性并不矛盾,二者属于不同层面的评价。实践中应坚持实质判断,重点审查涉案虚拟财产是否具有真实交易市场、能否确定实际价值。

二、新型、隐性腐败犯罪的涉案财产证明标准

本期召集人 王志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

行受贿金额的认定不仅取决于实体规则和财产形态的识别,还取决于证据能否证明相关事实。想请教监察机关在办理新型、隐性腐败案件中涉案财产证据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特别是在行受贿金额方面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况湘林

上海市嘉定区监察委员会监察官

新型、隐性的受贿行为作为职务犯罪,其证据标准应当严格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监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依据监察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以及中央纪委办公厅、国家监委办公厅于去年印发的《调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证据指引》等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但在证据标准上,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要求是一致的。具体而言,定案证据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即定罪量刑的每一事实均应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证据之间应当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同时,取证工作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依据。在证明标准上,亦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这些基本要求,与传统行受贿案件的证据标准并无二致。但需要指出的是,新型隐性腐败案件在行为方式、交易结构、利益载体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不同类型案件的取证重点和认定方法亦有所不同。以行受贿金额的认定为例,涉及收受原始股权的案件,金额计算方式需根据股权变现情况和公司上市状态分别处理:已变现的,按照实际获利金额认定;有实际出资的,按照股权溢价部分认定;公司已上市但尚未变现的,按照案发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与支付价格之间的溢价认定;公司未上市亦未变现的,则需委托具备资质的评估机构对股权价值进行评估,以评估价值与支付价格之间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不同情形对应不同的取证路径和认定规则,需要结合具体案情予以准确把握。

本期召集人 王志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

在办理新型、隐性腐败案件中,如何准确把握从立案到审判流程中不同环节的证明标准,如何对主观证据与客观证据综合审查运用。

周廉洁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

我结合检察办案实际,对证明标准问题作一点补充。就审查逮捕环节而言,刑事诉讼法要求的证明程度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侧重于判断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具有较大可能性,核心是审查在案证据能否证明其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并评估社会危险性。而审查起诉环节的证明要求显著提高,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这两个环节的差别,在新型腐败案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以虚拟货币受贿为例,立案、逮捕阶段可能只有行贿人单方供述和资金记录,尚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但提起公诉前,就必须把收受时点价格、变现记录、双方合意的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补强到位。实践中,对于审查认为证据不足的案件,我们区分情况处理:可以查明的,列明补充侦查提纲退回监察机关或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情节轻微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近年来,针对案情复杂、证据易灭失的新型腐败案件,检察机关也依法运用自行补充侦查权,及时调取电子数据等关键证据,确保案件达到起诉标准后再移送法院。

吴  粲

上海市嘉定区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

我再从审判角度补充几点审判环节的工作重点。第一,被告人主体身份认定的相关证据必须扎实、确凿,包括任职文件、职责分工、会议纪要等,这些证据直接关系到罪名的选择——是利用职务便利的受贿,还是利用影响力受贿,抑或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名不同对应的定罪量刑标准差异显著。第二,行受贿双方权钱交易合意的相关证据是定案的核心。对于这类证据,一方面要重视口供的审查,审查其形成是否客观、内容是否稳定、翻供是否合理;另一方面更要注重从客观证据中寻找突破,比如微信聊天记录中关于请托事项和利益交换的暗示性对话,银行交易流水中呈现的“借款”“投资”“分红”等名目与实际资金走向的关联性。从这些客观载体中既能审查双方是否存在权钱交易的合意,也能对涉案金额进行印证和校准。第三,自首、立功、坦白等量刑情节的相关证据同样不容忽视,这直接关系到最终量刑的公正性与准确性。在审查时应当严格依照相关规定认定其成立条件、从宽幅度以及证据的充分性。

三、新型、隐性腐败犯罪的涉案财产证明方法

本期召集人 王志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

新型、隐性腐败由于其间接性、隐蔽性等特点,对认定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证明带来了挑战。想请教各位嘉宾,对于长期有大额现金交易的情形,如何将“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关联起来?在上期我们讨论的案例1(点击查看相关内容)赵某某受贿案中,2010年至2023年间,赵某某先后多次收受他人给予的贿赂款,赵某某辩解部分受贿款中包含正常的人情往来。办案中对于“人情往来”“日常借贷”的辩解,应当如何审查和处理?

钱叶六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行受贿案件认定中,核心在于厘清涉案钱款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对价,重点审查钱款与职务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实质关联。如果行贿人为感谢国家工作人员基于职务便利为其谋取利益、提供特殊优待而给付财物,自然属于行受贿。但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已调离原任职岗位,不再具备原有职务职权与便利,行贿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给付财物,则后续不知情给付的款项原则上不宜计入行受贿犯罪数额。针对行为人以人情往来为由提出的辩解,应结合往来频次、给付时点、数额大小、双方身份关系等要素综合甄别。以“白包”类案件为例,若涉案财物数额明显超出当地正常人情往来的标准,且双方存在行政管理、职务制约等利害关系,该笔款项即可认定为行受贿数额。同时,正常人情往来具有双向互馈、礼尚往来的特征;若财物往来呈现单向输送、长期大额、持续给付,且给付时间节点往往与职务履职、事项审批、利益关照等关键时段契合,则足以排除正常人情往来的性质,依法应以行受贿论处。

吴  粲

上海市嘉定区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

在审查此类案件时,第一,要审查财物流向是否对等、数额是否相当。正常人情往来具有双向性、对等性和礼节性,总体上是你来我往、互有往还的,金额也大致在一个相对均衡的区间内波动。而行受贿关系则呈现出明显的单向输送特征,往往只有请托人单方面持续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却很少见到对等的回馈,金额上也缺乏平衡性。第二,要审查双方的身份关系。正常人情往来大多发生在亲戚、朋友、同学、老乡之间,是基于血缘、地缘或长期社交积累而形成的自然交往,一般不存在明显的权力因素介入。而行受贿双方的身份之间,往往存在着行政管理、业务审批、资源分配等管理服务关系,国家工作人员对请托人具有一定的职权制约或利益影响力,这种关系结构本身就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土壤和条件。当财物输送发生在具有管理服务关系的双方之间,且输送频率密集、单向特征明显、数额明显超出正常礼仪范畴时,就需要高度警惕是否为隐蔽的受贿行为。

况湘林

上海市嘉定区监察委员会监察官

结合监察实务,对于这类以人情往来为名行利益输送之实的案件,我认为应当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审查。第一,审查行受贿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关键是判断双方是否存在行政管理、业务审批、资源分配等意义上的服务管理关系。如果存在这种关系,那么财物输送究竟是基于私人情感的正常人际交往,还是基于国家工作人员职权“位置”的权钱交易,就需要结合在案证据进行穿透式研判。第二,审查财物流向,判断双方是“双向奔赴”式的礼尚往来,还是“单向付出”式的持续输送。如果多年间只有请托人一方不断向国家工作人员送礼、送钱,而国家工作人员从未有对等的回馈,这种失衡的流向本身就指向了利益输送的实质。第三,审查金额与时间节点是否合理,数额是否明显超出当地正常人情往来的标准,给付时间是否与国家工作人员履职的关键节点、特定项目的审批周期高度重合,综合以上要素判断是否能够排除合理怀疑,从而准确认定行为性质。

周廉洁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

关于“日常借贷”的辩解,我再补充一点。正常借贷关系具有明确的借款合意、约定的利息和真实的归还意思表示。借贷双方之间通常存在真实的资金需求和往来记录。而伪装成借贷的行受贿,往往表现为出借人并无真实出借意愿、借款人亦无还款打算,所谓借条可能事后补签,甚至以“借”为名行“送”之实。审查时应重点核查借款的发生是否与请托事项在时间上高度关联、有无真实的催收与归还记录、利息约定是否明显异常,结合资金往来流水综合判断,才能穿透借贷外衣,查明权钱交易本质。

本期召集人 王志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

在案例1(点击查看相关内容)赵某某受贿案中,赵某某在有罪供述后又翻供,否认孙某某代为偿还100万元的事实,辩护人提出赵某某对孙某某的“代偿”不知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如何证明?此外,赵某某辩解范某某出资购买的汽车为其与范某某共用,不能认定该车在受贿数额之内,又应如何证明该车为受贿财物?

苏牧青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倾向,即在一对一行受贿案件中,如果仅有行贿人供述和受贿人辩解而缺乏其他客观证据时,应当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这种认识有一定道理,但不能绝对化。近年来我们在办案中对此进行了系统反思和总结。我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审查判断。第一,要审查供述和辩解本身的真实性。具体而言,要考察言词证据的形成过程是否客观、自然,供述的内容前后是否连贯、稳定,对于关键情节的描述是否符合一般认知规律和生活经验。如果行贿人的证言具有高度的具体性、一致性和自然性,而受贿人的辩解含混不清、前后矛盾,本身就说明供述的真实性更高。第二,在双方“互斥”的内容中,应当结合在案的客观证据以及一般经验常识进行综合判断。以赵某某案为例,赵某某虽然辩解对孙某某代偿100万元“不知情”,但在案的其他证据——比如孙某某与赵某某之间的通讯记录、资金往来以及孙某某本人关于曾向赵某某提及代偿事宜的供述——足以推翻其不知情的辩解。因此,在“一对一”情形下对言词证据的采信不能简单化,必须结合全案证据进行综合把握,比如审查赵某某多次口供之间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反复、翻供是否有正当理由、翻供的时间节点是否在关键证据暴露之后,以及其他同案关系人的供述能否从侧面印证或否定其辩解。通过这些角度综合研判,才能在“一对一”的证据格局中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本期召集人 王志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

在新型、隐性腐败中存在不少“中间人”现象。对“中间人”的处理,大体有三种方式:一是作为行贿共犯,二是作为受贿共犯,三是单独构成介绍贿赂罪。如果认定为受贿共犯,超过300万元即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认定为介绍贿赂或行贿共犯,刑罚则会轻很多。对于“中间人”的行为,审查或调查中应当注重哪些方面的问题?

况湘林

上海市嘉定区监察委员会监察官

实践中,“中间人”在腐败链条中的角色较为复杂,根据其在权钱交易中的具体作用,可能涉及共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介绍贿赂、共同行贿,甚至可能构成诈骗罪。对于“中间人”行为的定性,审查中要重点查明两个层面的关键事实。第一,要查明“中间人”与行受贿双方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其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否属于特定关系人——如近亲属、情人、密切关系人等。这一判断直接影响其行为究竟是成立共同受贿还是利用影响力受贿,抑或独立的介绍贿赂。第二,要查明中间人在整个权钱交易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情况,包括其是否主动向国家工作人员传递请托事项、是否代为转达谋利要求、是否参与行受贿合意的形成、是否实际经手或保管贿赂款物等。如果“中间人”在此过程中虚构能够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的事实,骗取请托人财物后并未将款项输送至国家工作人员,则其行为可能涉嫌诈骗犯罪,此时应当按照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依法处置,既要查明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也要查明其与行受贿双方之间密切关系的事实以及收取请托人财物的具体情况,从而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

苏牧青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我认为办理涉及“中间人”的案件时,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重点审查。第一,要查明中间人与行受贿双方之间的人际关系属性,判断其究竟是基于亲情、恋情、友情等情感纽带介入其中,还是作为社会上以牵线搭桥为业的职业“掮客”。这一区分对判断其行为动机、参与深度和主观明知都有重要影响。第二,要查明“中间人”在整个权钱交易过程中基于何种性质参与——是与受贿人事先达成通谋、共同占有贿赂款物后按约定分取利益,还是仅作为行贿人的代理人完成财物交付后获取一定报酬,抑或是仅仅居中撮合、引荐双方后获取介绍费用。这些不同的参与模式对应着不同的定性路径,必须通过证据进行综合判断,才能准确认定中间人究竟构成受贿共犯、行贿共犯,还是介绍贿赂罪。从近年来的司法实践看,将“中间人”归入行贿方或受贿方共犯予以追诉的趋势较为明显,介绍贿赂罪的适用空间逐渐被压缩。但考虑到介绍贿赂行为在犯罪形态上与共犯确有区别,不排除未来通过司法解释的调整重新激活该条款的适用可能。

钱叶六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从实体法角度作一点补充。从共犯理论来看,区分受贿共犯与行贿共犯,关键在于判断行为人对哪一方的行为进行了加功或协力——“中间人”是帮助国家工作人员收钱,还是帮助请托人送钱,抑或同时对双方提供帮助。如果同时对行贿和受贿双方的行为进行加功,属于一行为触犯数罪名,应从一重罪处断。实践中,介绍贿赂罪的成立要求介绍人仅起到居间、撮合或引荐的作用,未深度介入行受贿合意形成与财物交付,因此该罪的适用情形较为少见。司法实务中还存在“中间人”截贿的特殊情形,典型如“多收少付”模式——“中间人”从行贿人处收受巨额款项后,仅将部分转交受贿人,其余予以截留。对于被截留款项的定性,学界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该款项属于不法原因给付,在民法上不受保护,故截留行为不构成侵占罪;另一种观点认为“中间人”实际代为保管该财物,具备侵占罪的行为构造。我认为,在截贿问题上应当坚持刑民评价分立的原理。民法上否定不法原因给付者的返还请求权,是基于维护公序良俗的公共政策考量;而刑法上评价“中间人”截留行为,关注的是其是否以不法所有目的侵害了他人对财物的实际支配关系。二者评价对象和规范目的不同,结论可以不同。对于这种不法程度高、反社会性强的不法原因委托,即使民法上否定行贿人的返还请求权,但“中间人”基于不法所有目的,将他人委托保管的财物据为己有的,仍有成立侵占罪的空间。

本期召集人 王志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

各位嘉宾在讨论雅贿、虚拟货币、原始股等问题的过程中,多次提到真伪鉴定、价值评估和价格认定。这些鉴定评估意见的启动条件、审查方法和采信规则,直接影响受贿数额能否最终成立。下面请各位嘉宾围绕鉴定、评估与价格认定在行受贿金额认定中的运用,谈谈看法。

苏牧青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我先谈谈鉴定评估的启动条件。实践中并非所有涉案财物都需要启动鉴定评估程序。《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为雅贿案件提供了重要指引:对于字画、玉石、手表等真伪不明、价值不明的财物,应当进行真伪鉴定和价值认定;但如果购买票据齐全,能够有效证明收受财物当时的真实价格,且行受贿双方对购买价格无异议的,可以不进行价格认定,直接以购买价格认定受贿数额。这一规则的核心在于尊重行受贿双方的对价合意,避免鉴定程序的形式化拖延。反之,当在案证据无法确定收受时的真实价格,或双方对价格存在异议时,就应当及时委托具备资质的机构进行鉴定评估,并同步固定委托程序、样本提取等过程的合法性。

吴  粲

上海市嘉定区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

从审判角度看,鉴定意见和价格认定结论虽然是重要的定量依据,但不能直接认定,必须进行实质审查。第一,要审查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以及鉴定程序是否合规,样本的提取、保存、送检过程是否留痕。第二,要审查鉴定依据是否客观,比如珠宝玉石的鉴定结论与其市场参考价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否合理。第三,要给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充分的质证机会,必要时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说明。只有经过庭审实质审查的鉴定意见,才能作为认定受贿数额的依据。

本期召集人 王志亮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

感谢各位嘉宾从理论高度和实践广度为我们带来了一场丰富的研讨盛宴,让我们对新型、隐性腐败行受贿金额的调查取证、审查、证明、认定都有了非常具体、深刻的认识。相信今天的讨论不管对监察机关、检察机关,还是审判机关今后办理相关案件都具有参考意义。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本期法律沙龙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

文稿整理:嘉定区检察院  彭曦  曹俊梅  李碧丹

上海市检察院  樊华中